试论《中庸》的作者试论《中庸》的作者摘要：《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南宋朱熹将其从中抽出独立成篇，与《大学》、《论语》、《孟子》一同列为“四书”，并花了毕生的精力作了《四书章句集注》，使“四书”得以和“五经”同列，《中庸》也由此成为儒家重要之经典。
但关于《中庸》的作者是否是子思？其内容是否经后人修改或增益等？历来存在众多争论。
本文试图通过对前人的研究和观点进行一个罗列和分析对比，得出对这些问题一般的看法；并提出一些自己细读《中庸》后的看法，以期让自己对《中庸》这一经典有一个较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中庸子思作者初读《中庸》，便觉得其语言深奥，内容庞杂且多谈“性”、“命”、“诚”等形而上的思想，与《论语》、《孟子》等注重人伦和政治、语言深入浅出的儒家经典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作为一篇文章，《中庸》也不似《大学》主题明确，层次清晰，一气呵成。
所以一开始我便对《中庸》的作者、文章内容的构成及顺序产生了疑问。
带着疑问，查找和翻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关于《中庸》的作者、成书年代、文章构成历来众说纷纭。
关于《中庸》的作者是谁，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庸的作者为子思。
子思，即孔子之孙，姓孔，名伋，字子思，是战国初年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据记载孟子曾求学于其门人。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司马迁、《孔丛子》1作者、郑玄、孔颖达、陆德明、李翱、二程和朱熹等。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尝困於宋。
子思作《中庸》。
”[1]这是目前已知关于《中庸》作者的最早记录。
《孔丛子•居卫》中载：“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陈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无作乎?’於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2]东汉经学大家郑玄遍注“三礼”，在《中庸》篇目录中说：“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
”[3]唐孔颖达为《礼记》作疏时沿用其观点。
1孔丛子：该书共三卷，二十一篇，旧题孔鲋撰。
内容主要记叙孔子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即孔鲋）等人的言行，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
其成书时间及其作者问题，一直是学界的一大疑案。
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曰：“《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
”[4]唐李翱在《复性书》中也指出：“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
”[5]北宋程颐、程颢则认为：“《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心法，成于子思。
”[6]又说：“《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传授渐失，故著此一书。
”[7]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其《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8]又说“子思惧其愈久而愈失其貌，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
”[9] 可见，自司马迁记载“子思作《中庸》”后，这一观点便被沿用下来。
但通过对以上各家论述的分析，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司马迁所说的《中庸》是否就是现行《礼记》中的《中庸》。
现行《礼记》即戴圣所选编的《小戴礼记》，戴圣生卒年不详，曾在汉宣帝时被立为博士，并参与石渠阁会议。
他选辑了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而成《礼记》四十九篇。
这一选辑的过程，戴圣很有可能对前人的文章有所加工，比如将内容相关的数篇合为一篇，或者加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而司马迁卒于汉武帝末年，稍早于戴圣，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可能早于戴圣编《礼记》，那么《礼记》中的就有可能是经戴圣改编了的《中庸》，而非司马迁所见的版本。
二是，从唐朝李翱的叙述中，我们便可见“道统论”的端倪，二程进一步发挥之，到了朱熹，则说得更加“绘声绘色”，认为子思是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中庸》。
因为当时儒家有排佛的理论需要，所以自韩愈起，一个儒家的道统论就越来越受重视，也越来越清晰完整，到朱熹时形成了一个“尧、舜、禹、汤传之文武、周公，再传之孔子，孔子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子思传于孟子”的“道”的传承统续，那么这样就自然要求《大学》为曾子作（也存疑），《中庸》为子思作。
所以理学家为了道统论的完整性而肯定子思作《中庸》，并发挥出一些前人所没有的理由，是值得考虑的。
第二种观点，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而为后人所伪造。
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北宋欧阳修，在他的《问进士策三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
子思，圣人之后也。
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之圣，必学而后至，久而后成。
而《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
……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以当之欤？尧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盖思之不能无失耳，故曰‘惟帝其难之’。
舜之于事，必问于人而择焉，故曰‘舜好问’。
禹之于事，己所不决，人有告之言，则拜而从之，故曰‘禹拜昌言’。
汤之有过，后知而必改，故曰‘改过不吝’。
孔子亦尝有过，故曰：‘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而《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夫尧之思虑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汤与孔子常有过。
此五君子者，皆上古圣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之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谁可以当之欤？此五君子者不足当之，则自有天地已来，无其人矣，岂所谓虚言高论而无益者欤？……若《中庸》之诚明不可及，则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也。
故予疑其传之谬也，吾子以为如何？”[10]可见，欧阳修认为，“自诚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等语“异乎圣人”，因而怀疑“其传之谬也”，不是子思所作。
他对传统观点的挑战，也揭开了《中庸》作者问题争论的序幕。
欧阳修之后，南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对二程、朱熹的说法也提出了质疑：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中庸》为孔子遗言，是颜（回）、闵（子骞）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子思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宜非上世所传也。
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
”[11]叶适从《论语》考之，“中庸”并不占重要地位，只一处讲到；如果《中庸》是孔子的遗言，为什么不对颜回、闵子骞这些主要弟子讲，而“独閟其家”，这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是子思自作，那就不是“上世所传”。
叶适认为：“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于子思也。
”[12]清人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卷三中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于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
《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
其可疑一也。
《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
《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迹，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
‘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言多矣，孟子何以独述此语？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
其可疑三也。
由是观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
”崔述还解释了世人之所以以为《中庸》是子思的作品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子思以后，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托之于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子思也。
”而今人冯友兰先生、钱穆先生、劳思光等亦从文献、思想等方面论证《中庸》非子思所作。
冯友兰先生晚年认为：“《中庸》所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是秦统一以后的景象。
《中庸》所论命、性、诚、明诸点，也都比孟轲所讲的更为详细，似乎是孟轲思想的发挥。
”[13]可见，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庸》成书在孟子之后，甚至可能在秦汉之际。
钱穆先生认为，《中庸》为晚出之书，他说：“就鄙意，《中庸》与《易传》，同为晚出书，两书作者乃染有道家思想之影响，而求汇通儒道以别开一新境。
”在钱穆先生看来，《中庸》之宇宙论，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在宇宙论方面有创辟，能静观，富于艺术精神。
《易》、《庸》在此两方面绾合在先，宋代理学家继起在后，皆求于儒家人生论上安装一宇宙论，而亦都兼采了道家长处。
”[14]劳思光则认为：“《中庸》作为《礼记》之一篇，其时代及作者亦均不可确定，但非子思所作，则可断言……就文体、用语、思想三方面观之，《中庸》之内容虽颇杂乱，其大致成书时代，必由秦至汉一段时期，其中曾或记先秦传说之记述，皆不足以论证其早出。
……朱订第二十八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此乃反‘复古’之言，孔子及其门人，包括后代之孟子在内，皆喜言尊古，与此段主张相反”此己足见此文是后出。
”[15]对以上所列古今学者的观点进行分析总结，可以看出，他们否定《中庸》为子思所作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庸》思想与孔子思想有异。
二是《中庸》之书语言繁琐晦涩，不似孔孟之言。
以上两点基本是大家的共同论据。
三是《中庸》所描述之景象非子思之时所能见。
如“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等语。
四是《中庸》存在引用《孟子》原文之处，且对《孟子》中的思想有进一步发挥，所以《中庸》成书当在《孟子》之后。
见崔述所疑之三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
可见，否定《中庸》不是子思所作的学者也并未找到铁证，而只是从思想内容、语言风格上提出的带推测性的判断。
并未给《中庸》的作者问题给出肯定的答案。
第三种观点，并不否定子思曾作《中庸》，但认为现行的《中庸》之内容有可能部分不是子思所作，且它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部分。
宋代的王柏是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他认为《中庸》一文“其文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并提出今本《中庸》实际上就是《汉书.艺文志》中的《中庸说》两篇。
并以朱熹《中庸章句》第二十一章为界，把《中庸》分为“中庸”和“诚明”两个部分，同时论述了其分章理由：第一，从思想内容上来看，王柏认为：虽各题一个“性”字，其义不同。
一原其性之所自来，一原其性之所实有。
虽各题一个“教”字，而其旨亦异，一以行为主，故曰“修道”；一以知为主，故曰“明诚”。
始于天者终归于天，始于诚者终于诚，分限严而不杂涂，辙一而不差。
[16]第二，哀公问政一章是交构最深之处。
其中“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这十四字出现过两次。
第一处，郑玄注《中庸》时提到过，这里是“误重在此。
”王柏以此为据，认为这是“前人论旧章之痕迹……其往参之位尚未掩也。
”虽然认为《中庸》本来应该是相互关联的两篇，但对于其作者，王柏仍认为是子思：《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书，所以开大原，立大本而乘圣绪也。
[17]王柏之后，亦有不少人对今本《中庸》的结构完整性提出怀疑。
如今人冯友兰先生、徐复观先生，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还有当代学者郭沂、梁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