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鲁恂（Lucian Pye）曾经说过一句有关中国人的至理名言，值得用来做本文之开场白。

他说，中国人没有「做什么」（what）的问题，只有「怎么做」（how to）的问题（Pye, 1968）。

言下之意是，中国人都知道应该以道德作为做人处事之准则，礼义廉耻也背得滚瓜烂熟，但是遇到具体情境到底要如何根据这些大准则去做，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也是经常让人踌躇不决的地方。

但是，也正是在这里，才牵涉到儒家思想的精华－－自我修养的问题。

本研究正是想就借助儒家中庸的思想，对这个「怎么做」的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研。

我的论点主要是认为，中布实践思维是中国人在处理日常生活人、事、物时，所惯用的思维方式。

它后面有一套独特的世界观，包括如何感知人、事、物，什么是重要的、值得做的，凭什么原则来判断及衡量等，在支持这一惯性思维。

所以探研中庸实践思维，就是在探索中国人的世界观。

从这一世界观出发，来看中国人的行动，才能看到其深层的心理意义。

二、中庸实践思维探研的理论意义我之所以要探研这个「怎么做」的问题，是因为在西方心理学的理论中，这一领域是被忽略的，因此有其理论的价值存在。

西方社会心理学在探索人类行为的前因时，往往把重心放在行为前，个体对事理「对／错」的判断上。

亦即西方学者认为，一个人在决定了什么是对的及什么是错的之后，他就会很自然地按着对的去做事。

因此这后半段「怎么做」不是一个问题。

根据这个想法，一个人的「价值」、「信念」、「态度」等与其行为必然有一致性。

而一个人的行为，也自然地是反映一个人对涉及事件的判断、价值及态度。

至于行为的后果，则是一个人在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件时，所必须得到的好处或付出的代价。

而愿意接受这些必须付出的代价，还去做一件事的人，都被认为是有责任心、有骨气的英雄。

在这样一套思维架构下生活的人（包括研究者），可能不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经常不能痛快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判断及态度，总是畏首畏尾；也不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经常做出言行不一致的事；总是言不由衷、行不由己。

在叹惜中国人贪生怕死、惯常说谎、没有勇气之余，本文想探索一下另一个可能性，并用之来描述及理释中国人的思考与行动。

那就是，中国人是在用一套与西方惯用的思维架构不同的架构，在思考社会事件及问题，使得他们在做人处事时，表现完全不同的方式。

在注重人际和谐的中国社会里，人们的行为的决定因素，有可能并不放在自己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的判断上，而是将重点放在决定了对、错之后，如何在保持人际和谐的基础上，来把自己认为是对的具体的做出来。

在具体的情境中，选择如何去做的途径，才是中国人思考的重心。

在这个思维架构中，一个人将其选择行事途径之思考，集中于自己的行事选择，所可能带给周围其它人的影响之上。

务必令自己的最终选择，能维系周围之人际和谐。

这种以人际和谐为目标，注重自己行动后果的思维架构，可能使我们在思考要「如何」去做时：(1)不冲动地采取实时行动；(2)顾全大局，全面考虑所涉及的人、事；(3)注意自己行动对全局中其它人所产生的后果；(4)采取中庸之道，以对大家来说，皆合情合理的途径来行事。

在这里，我们简称这样的一套思维架构为「中庸实践思维」。

在用这样一套「中庸实践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人在具体情境中的行动，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吞吞吐吐、犹犹豫豫、言行不一致（被认为是惯性说慌）、甚至哀哀怨怨、悲悲切切。

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家多年来对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一直争论不休，以及为「应然」如何能产生「实然」，感到困扰之际，也许对中国人的中庸实践思维的研究，可以对这些困扰及争论带来一些新鲜的空气及启迪。

当人们用一套不同于西方现在主流研究的思维方式时，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应然」与「实然」的不相同，根本是自然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所以对中国传统「中庸实践思维」的研究，将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让我们从另一个、不同于西方主流的角度或架构，来看人们具体行动背后的意义。

三、「中庸实践思维」的构念化(一)什么是中庸？中庸二字是由孔子首倡的（论语?雍也）。

在他的言论中，对中庸极其推崇，称之为「至德」。

总览有关对中庸的经典阐述，其意义不外乎有二。

一指中庸为一德行，是修德的最高目标。

另一是指行德的方法。

而此第二义，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又将之分为中庸之「思」及中庸之「用」这两个范畴。

前者是指在一个具体情境中如何决定用什么行动方案；后者是指在决定了方案之后，要如何去执行方案，才能达到最大的效果。

中庸的第一义，作为是一个行动的最终目标，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此不做讨论。

本文将就中庸之第二含义，亦即行德的方法，进行一个比较详尽的阐述，然后希望用一些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构念，将其所有内涵重新组织起来，以便将来进行实征研究，来探讨其可能对现代中国人的人际交往活动所带来的影响。

在本小节中，我们将从三方面来构念化中庸实践思维。

我们将先从经典文献中抽取中庸的原义，再从过去对有关中庸的误解，来反看中庸思维到底是什么。

最后，再参照现代西方心理学的观点来探看这个思维体系的一些特点。

1. 中庸的宇宙观要了解中庸，我们恐怕必须由先秦的宇宙观开始看起。

先秦的宇宙观或可用「生生和谐」四字以盖括之：整体宇宙中之万物均可视为是由两个相互对立的状态或性质所组合而成。

它们彼此即是相矛盾对立的，但又是基本上互补的，因而是相辅相成的。

同时，这些万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以一个动态的和谐均衡状态在不断延续之中。

其中人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关系即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又是相互矛盾的对立关系，个人过份的扩张会影响与其周围环境的和谐相处，而失去均衡的状态。

个人随波逐流，则也会产生同样的失均现象。

个人在整个宇宙的运作及功能，就在于能在这生生不息的变化中，撑握自己的位置及方向，自己的作用及影响，从而时时使自己与万物保持在一个动态的和谐均衡状态。

在这样的一个宇宙观之内，个人的这种努力，终会使自己达到「天人合一」、「与天地参」的理想境界。

2. 「中」的价值中庸可以说是在这样的一个宇宙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早期「中」字只指方位而言，并无道德之含义。

但在春秋易书出现时，已有崇尚「中」字的记载，并开始含有道德的内涵。

尚书中曾用「中」以表示合宜合适，并首次将「中德」两字并用（王守常，1987）。

《尚书?皋陶谟》更举九德，而此九德似乎皆可用「中」字贯穿之：「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慕；礼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寒，强而义」。

在此我们已看到，做为一个有德行的人，是必须在两个几乎对立的行为特性中求取一个均衡点。

3. 「中」作为行事思考准则这个均衡点看来即非两者的中点，也不是一个定点（因而不是行德者的固定行动标准）。

这个均衡点好象是在个人做人处事时，反映在更高的一个抽象层次上的。

例如，一个宽而栗的人并不是以宽与栗的中点做为其行每一件事的准则。

而是在该宽的事情上宽，该栗的事情上栗。

以致在给予他人的总体印象上是一个「既宽且栗」的人。

这种依情境不同而施以不同程度的宽或栗的行事准则，是因为在考量了特殊事件情境之后，觉得某个程度的「宽」或「栗」是对那个具体情境而言，最「恰如其分」的行事选择。

这样，「中」的状态是在更高的一个道德层次上所保持的，而不是在具体行为的层次上的均衡状态。

4. 中庸作为一个实践准则除了视之为是道德思考的准则之外，他的中庸也指行德之具体途径。

他曾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论语?子路）。

他一再强调任何德行之实践，不可推行得太过份。

不然，变为恶行，变为虚伪，变为哗众取宠，而会「乱德」，而成为「德之贼」也。

在论语中，我们经常看到他形容一个有德行的「君子」的行事特质形象时，都带有中庸之美。

例如，「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贞而不谅」（述而），「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

他常将中庸实践思维用于教导其弟子之上，按他们在行德方面的特点（或缺陷），施以相反的教育，使他的学生能因而成为一个具有「中庸」之德的人。

但是，这里所谓的不要太过份并不是指做事不要做彻底。

在孔子的言论中，在具体执行德行时，是要求做得彻底的，但并不是在手段上要做得激进。

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宇宙观中有「物极必反」的定律。

因此太过心切急功，往往徒劳而无功。

在这套思维架构中，要达到最大的效果，是要在「太过」与「不及」之中找寻一个均衡点，相当强调的是「自我约束」及「灵活变通」的力量。

5. 中庸的自我约束孔子对「自我约束」的重视，可见其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中庸之强调自我约束是基于个人对自我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在本质上的可塑性，这两个假设发展出来的。

这也是中庸之德，可以通过自我修养而得以完善的理由。

由一维两极的感知架构来看「自我约束」，也是一种「自我驾御」及「自我掌握」。

其实践也要适中才好，因此只要求人们做到「节」而不「绝」。

「中庸」一书首章中所言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正是这个含义。

6. 中庸的变通性孔子的言论中，也特别强调「适中」的变通性及灵活性。

他甚至有言：「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以强调道德实践的即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的看法。

孟子在孔子所言中庸的基础上，提出了「权」字的构念。

显然，他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选择适用于某一具体情境的最佳行动方案上。

他认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也常用「思」字来表示权衡之义，而非知解之「思」。

它带有价值的色彩（具方向性），强调在实践道德时的「思」，可以说是一种实践思维。

他常提「因时损益」，即是在时间的变迁中，获得最恰当的均衡点皆有不同。

7. 《中庸》之指导孔孟之后，《中庸》一书的出现，才开始建立了中庸之形而上的基础。

将中理视为天理，亦即是道。

其理论本身也已成熟。

并借孔子之口述，把中庸的一些道理，比较浅显的说明之。

例如，有关中庸之无所不在及重要性，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而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无忌惮」（第二章）。

朱注：「盖中庸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至常之理也。

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

在与人说话方面，有「子曰可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

在作官方面，有「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謦」（季氏）。

在为学方面，有「孔子曰：不可己而王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过锐者，其退速也」。

在教导方面，有「子曰：血气刚强，则柔之不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良顺；勇赡猛戾，则辅之以？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则抗之以高志」。

8. 「诚」的功夫《中庸》一书最大的贡献是告诉了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寻找每一个具体事件情境的「恰如其分，不偏不倚」的均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