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实践看译者的主体地位倪万辉（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 730050）摘 要：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是不同语言文化间传播和交流的必要媒介。

然而，由于传统翻译观的长期束缚，翻译主体研究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出现了译者文化地位边沿化的状况，严重阻碍了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本文拟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译界出现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背景，结合目前翻译主体研究的现状，对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做一个较全面、深入的探讨，以期能拓展和深化翻译主体的研究。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文化转向；内涵；作用1. 引言长期以来，由于传统翻译观的束缚，译者主体性这一领域一直未被译界所重视。

传统的翻译观给译者强加上的所谓“译匠”，“语言转换者”，“仆人”等等这些枷锁，牢牢地束缚着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只能为忠实地传达原文之意而服务，任何主观性或创造性的举动都是不容许的，都被视为“异端”（谢天振，2002：18）。

正如卞之琳所言：“原作者是自由创造，我们是忠实翻译，忠实于他的自由创造。

他拐弯抹角，我们得亦步亦趋；他上天入地，我们得紧随不舍；他高瞻远瞩，我们就不能坐井观天”（葛校琴，2002：63），可见对译者忽视的程度。

但随着西方七十年代“翻译主体性研究”浪潮的掀起，译者越来越受到译界的重视，并因此获得新生和更大的自由度。

同时，新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也不断丰富起来，它们推动了翻译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发展。

本文正是想借这次翻译主体性研究的浪潮，结合目前翻译主体性研究的现状，对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做一次尝试性的探讨，以此来呼吁人们更多地关注译者，同时期望本文能对目前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有所贡献。

2. 西方译界的“翻译主体研究”——“原语中心论”的“颠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译界出现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翻译研究取向，它打破了以前“文本中心论”的翻译研究传统，使译者更多地关注译文和译文读者，更多地关注译文的社会效应和实际功能。

这种新取向的出现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翻译主体”的问题，因此“翻译主体研究”被提上了翻译研究的重要议事日程，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思维创造性问题成为其中的焦点和重点。

正如赫曼斯（Hermans）所言：“翻译从来就不是透明的、纯客观的，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所译作品的情况”（2000：12）。

同时，一批新的理论体系相继产生，较著名的有埃文・左哈尔（Evan，Zohar，1978）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格尔登・图里（Gideon，Tuory，2001）的译语文本翻译论（Target Translation Theory，2001），还有以勒菲弗尔（Lefevere，1992），赫曼斯和巴斯奈特（Bassnett，1988）为代表的操纵学派翻译理论（Manipulation Translation Theory）。

同时，布龙菲尔德、特里尔等语言学家也从语言学角度对译者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刘润清，1989），他们认为译作和原作都是创造性的文本，译者和原作者不是“主【作者简介】倪万辉（1970- ）男，硕士，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72仆”关系，也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同源同质”关系。

他们的观点为这个新的翻译研究取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颠覆”了传统的“原语中心论”的观点，使翻译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层次进一步深入，随之对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的研究进一步展开。

3. 对译者主体性内涵的探讨在对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做探讨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把“翻译主体性”和“译者主体性”二者之间的异同点加以说明。

“翻译主体性”是指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原文、原作者、译者、译文和读者；而“译者主体性”则专指译者。

因为译者的作用贯穿了翻译的全过程，而原文、原作者、译文和读者只是在一定的翻译阶段才起作用的，所以，“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实际上是“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他的活动客体是原作，要完成翻译的任务，他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译者的任务就是将原语信息转化为译语信息，而语言形式的转化只是翻译活动的外在表现，不是其根本目的。

翻译活动的根本目的是在文化层面上借助翻译文本为译入语提供新的话语、支持或颠覆主流意识形态。

因此，我们可以把译者主体性的内涵概括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作为一个主体，他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创造性地完成翻译的任务，以期为他的预期读者服务。

其基本特征就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但这并不是说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是毫无约束的，它的活动范围决不能超过原作的信息范围，也就是说，它必须以尊重原文信息为基本前提，不能“反客为主”。

这正像袁莉在她的《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翻译艺术所具有的特殊性尤其需要译者的主体意识和忘我精神，但是若允许译者兴之所至，漫天发挥，那么翻译也就不成其为翻译了”（1995：7）。

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只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不强调原文信息的重要性和客观性，必然会出现翻译的盲目性和任意性，从而导致翻译活动的失败，关于这一点，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牢记在心，并且至始至终地贯彻这一原则。

4. 对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作用的探讨关于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许多译界人士已有所论及，但笔者发现一般都不是很全面，没有从细节上把握住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的作用及影响，只是把重点放在译者解读原文和生成译文两个主要方面。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较全面、深入地总结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

笔者将对这些作用的表现形式结合具体实例分别论述。

表现一：译者的文化偏好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材。

译者的翻译选材不但受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而且受自身文化偏好的影响。

比如，在“五四”时期，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的潮流，但不同的翻译家有其不同的翻译选材。

如郭沫若钟情于雪莱的浪漫；瞿秋白钟情于俄罗斯文化；丰子恺迷恋于日本文化；林语堂醉心于美国文化；徐志摩迷恋于拜伦的浪漫；梁实秋则竭尽心机地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推荐给中国读者；林纾喜好于翻译狄更斯的作品；朱生豪偏爱于翻译莎士比亚的诗歌。

再比如，有的译者喜欢译外国的通俗小说，有的译者则喜欢译外国的侦探小说或者科幻小说等。

这些情况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是这样，而且都因人而异。

至于严复的翻译就更具有代表性了。

在十九世纪末，中国正面临弱肉强食的危险，这时正需要有人来强国救民，严复顺应了这种需要，因此他把翻译的重点放在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社会科学著作上，以期望能达到强国救民的目的，从而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而且历史影响非常久远，最具有影响力的译著莫过于大家所熟知的赫胥黎的《天演论》。

译者的文化偏好对译者的翻译选材的影响因此可见一斑。

表现二：译者的综合文化能力影响译者对原作的透彻理解。

这一点在翻译实践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译73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尤其在对原文的解碼时译者的文化能力表现得非常重要，因为透彻地理解原文是整个翻译过程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任何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疏漏或错误都会影响译文的质量。

比如，以中诗英译而著称的美国著名诗人庞德（Pound）曾经把李白《长干行》中的两句“瞿塘滟预堆，五月不可触”译为：You went into far Ku-to-en, by 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And you have been gone for five months.在庞德的译文里，我们已看不到长江三峡的凶险可畏，“瞿塘峡”和“滟预堆”这两个原文中的文化地名被庞德合二为一，造出了一个所谓“Ku-to-en”的地名，并且原文中所表达的妾对君的忠告变成了译文中的妾对君的思念，译文的文化内涵严重偏离原文，而这正是由庞德对原诗中所涉及的中国文化内涵不熟悉所致。

相反，以翻译《红楼梦》而著称的英国著名翻译家霍克斯（Hawks）在其作品中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掌握，对原文中的文化含义把握得就比较到位。

比如，他把原文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一句译为，“Will not our reputation as one of the great, cultured households of the age then turn into a hollow mockery”。

译文读起来非常舒服，简直不像是翻译，其中“诗书旧族”一处的翻译更是绝妙之笔。

试想，霍氏如果没有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刻领会是很难翻译出这样忠实贴切的译文的。

这正如王佐良（1989: 3）所言：“无论译者的文字修养和语言功底如何到家，缺少文化知识是不行的。

译者处理的是个别文字，但面对的其实是两大片文化，因此，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传神”论的倡导者，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也曾说过：“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田德蓓，2000: 20）。

由此可见译者的综合文化能力对译者深刻理解原文是何等的重要。

表现三：译者对目的语的文化态度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

翻译是一定社会框架内的决策过程，译者的决策不仅仅取决于他的语言知识，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而社会文化环境则往往影响译者的翻译目的。

译者在再现原文时的态度既为当时的历史时代所限制，又被译者自身的文化态度所制约。

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译者很难避免主观性的决定，译者本人的文化态度和审美意识等文化因素无疑要影响其翻译策略。

严复的中译本《天演论》读起来更像中国的骈文，极富文采，一点洋味都没有。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严复当时的文化态度是要用易于被封建士大夫们接受的文风来使他们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从而达到强国救民的目的。

因此，他的翻译方法极具归化性，读起来甚至不像是译作。

再比如，二十世纪初活跃在我国译坛的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翻译策略就具有相当的“异化”性和直译性，究其原因，就是他们俩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化已极需改进和改良，他们的文化态度因此也是想通过翻译起到“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作用，他们希望能通过翻译寻求与中国社会相同或相近的东西，以引起读者的共鸣，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

我们还知道我国译界名家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都曾把我国的文学名著《红楼梦》翻译成英语，但为什么杨译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霍译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呢？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杨在翻译时的文化态度是为了向西方传播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而霍译的文化态度则是为了让英语国家的读者用他们自己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了解中国的基本文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