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戏剧在20世纪的影响董晓2013-3-18 10:03:39 来源：《国外文学》(京)2010年2期第40～47页【作者简介】董晓南京大学文学院【内容提要】契诃夫戏剧精神和艺术风格对20世纪现代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戏剧艺术风格方面体现为对淡化戏剧冲突和营造舞台抒情氛围的追求。
契诃夫的静态戏剧包含了他独特而深刻的喜剧精神。
对这种喜剧精神的理解决定了对契诃夫戏剧接受的程度。
20世纪许多现代剧作家在各自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借鉴了契诃夫戏剧的艺术风格，并在充分领会契诃夫静态戏剧所包含的荒诞精神的基础上，汲取了他的喜剧精神。
【关键词】契诃夫/静态戏剧/荒诞性/喜剧精神作为跨世纪剧作家，契诃夫对20世纪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将其尊为“艺术之父”；法国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尤奈斯库、阿达莫夫等人从契诃夫戏剧中汲取了丰富的灵感；中国现代剧作家曹禺、夏衍等人受契诃夫的启发，开创了中国现代戏剧的“非戏剧化倾向”，曹禺更是因契诃夫而完成了自身艺术风格的转型。
凡此种种，都是契诃夫之影响的明证。
一自第一部公开发表的多幕剧《伊凡诺夫》开始，契诃夫的戏剧便呈现出独特的静态性美学特征。
在《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等代表了契诃夫戏剧艺术最高境界的剧作中，这种静态性更加明显。
可以说，在契诃夫戏剧创作历程中，静态性的获得是其戏剧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海鸥》首演的失败到后来被人们接受，表明了人们对契诃夫新的戏剧风格的接受，而契诃夫则正是欲以其静态的戏剧，改变俄国人固有的戏剧审美习惯，实现其戏剧艺术的创新。
契诃夫戏剧的静态性表现在人物行动的阻滞、对话交流的隔阂、言语的停顿以及人物行动之环境背景的抒情氛围的烘托等方面。
人物行动的阻滞是契诃夫戏剧呈静态状的最显在的因素。
《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这几部代表剧作中，均鲜明地呈现出人物行动的阻滞性。
在这几部作品中，剧作家没有提供给观众一个完整的戏剧动作，致使人们难以梳理出一个连贯统一的戏剧事件；人物的动作大都没有能够形成这个行动所指向的结果，如叶尔米洛夫所言，“契诃夫剧作不仅缺乏外部的变化，而且仿佛否定变化，有意强调出生活过程的不变性。
”①《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的第一幕与第四幕仿佛构成了一个圆圈，第四幕重又回到了第一幕的场景，人物均显示出原先的心境，似乎其间什么也未曾发生过，苏联戏剧理论家津格尔曼认为：“圆圈式的模式乃是契诃夫喜欢运用的戏剧动作结构方式。
”②这种圆圈式模式的戏剧动作结构，造成了人物行动的不断的被阻滞，从而向观众展示了人物动作的无结果性，如当代俄罗斯学者波洛茨卡娅所言，“契诃夫剧本中的冲突最后是以独特的方式解决的，即什么都没有真正解决，每一个人都保持着他原先的样子。
”③这凸显了整个舞台的静态性。
人物行动的阻滞在契诃夫戏剧中往往与人物之间语言交流的阻滞联系在一起。
契诃夫戏剧中人物之间语言交流的阻滞加剧了人物行动的延缓与停滞，并相应地减弱了舞台的动态性，增强了其静态的显现。
在契诃夫的戏剧中，人物时常各说其事，而事件的进展便在人物间语言的种种阻隔中延缓下来，呈现出趋于静态的特征。
停顿是契诃夫戏剧中经常使用的艺术手段。
契诃夫之所以在其剧作中无数次刻意使用这个提示语，自然是为了让观众充分体味人物之间丰富的情感潜流，而从显在的舞台呈现这个角度来看，契诃夫剧本中频繁出现的人物言语的停顿的确起到了加强舞台静态性特质的功能。
譬如，契诃夫剧本里众多的停顿或者对正在宣泄的情感、正在引向高潮的情绪起到平抑作用，以此来缓解情绪的高涨抑或情绪间对立的激化，延缓戏剧冲突进展的节奏，或者起到了情绪的转化作用，将人物之间对话的紧张感破坏掉，从而也舒缓了矛盾的激化。
人们时常论及契诃夫戏剧的抒情行特征。
在契诃夫戏剧中，舞台抒情氛围的营造是与动作的阻滞、事件演进节奏的舒缓相配合的。
飘散着淡淡的哀愁的抒情气氛烘托出舞台的忧郁情调，使被不断阻滞的行动与冲突在某一的时空中停滞下来，与剧作家忧郁的抒情相交融，为观众提供更为深广的感受的空间与时间，增强了观众对戏剧的静态体验。
自19世纪末以来，静态化是戏剧发展的一个趋势。
易卜生作为19世纪末欧洲剧坛影响最大的剧作家，其戏剧创作中已经开始显示出从动态向静态演化的苗头。
如果说他创作中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社会支柱》等作品还具有比较明显的动态性的话，那么在其后期创作的《野鸭》中，静态性特征已初见端倪。
契诃夫当年对易卜生的否定主要源自两人不同的戏剧观，但他对易卜生的否定主要是针对那几部社会问题剧的。
其实，易卜生晚期戏剧创作的变化已经与后来契诃夫的戏剧观念相差无几了，这正说明了从晚期的易卜生到契诃夫所显示出的戏剧发展方向与总体趋势是一致的。
进入20世纪后，这一趋势更加鲜明。
20世纪剧作家创造性地借鉴了契诃夫静态戏剧的表现方法，在自身戏剧创作中自觉地追求静态性的艺术特质。
譬如，尤金·奥尼尔作为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其戏剧创作的演变显示出向静态化的转变。
如果说《天边外》、《榆树下的欲望》等作品的戏剧冲突具有鲜明的动态性特点的话，那么到了《进入黑夜的漫漫旅程》，其戏剧冲突的静态化特征已相当明显，剧作家更加致力于对静态化之下人的内心世界微妙变化的细腻捕捉。
20世纪中叶产生的荒诞派戏剧则更具静态化特质。
波洛茨卡娅认为：“荒诞派将契诃夫戏剧动作的缓慢发展到极致。
”④这正体现了契诃夫对荒诞派戏剧的影响。
美国戏剧史家皮特·斯托维尔说：“‘安静’场面的艺术处理是杰姆逊和契诃夫作为印象主义大师的共同之处。
这一点后来在贝克特那里得到发展。
”⑤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里，两个流浪汉在舞台上以毫无逻辑联系的只言片语支撑起整部戏的结构，其静态性特质非常显著；尤奈斯库的《椅子》、《秃头歌女》也几乎取消了所有外在的戏剧动作，突显出舞台的静态性。
中国现代剧作家曹禺、夏衍等人同样受到契诃夫静态戏剧美学风格的影响。
论及曹禺对契诃夫的接受，人们惯常总会提及曹禺在创作完《雷雨》之后心态的变化：“写完《雷雨》，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
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
技巧上，我用的过分……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一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的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
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
”⑥曹禺这番话说明他从易卜生走向契诃夫的着眼点在于对戏剧动作和冲突的表达方式、即对戏剧静态化的认同。
于是，诚如学术界已经指出的那样，曹禺在《日出》里摈弃了《雷雨》的结构形式，开始向静态戏剧演变，从《日出》到《北京人》，曹禺渐渐完成了他的艺术风格的转型。
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戏剧动作的静态性的增强是非常显著的。
标志着曹禺艺术风格转型完成之作《北京人》之所以被认为最具契诃夫风格，与该剧静态的舞台呈现有着直接的关系。
《北京人》的确成功地借鉴了契诃夫戏剧平淡悠远的静态化艺术特色。
同样，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也弱化了紧张的戏剧动作，渲染了忧郁的抒情氛围，体现出契诃夫艺术风格的影响。
二契诃夫戏剧的静态性弱化了外在的戏剧动作，从而缓解了紧张显在的戏剧冲突。
这是契诃夫戏剧观念的体现。
他说过：“人们吃饭，仅仅是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⑦这段话体现了契诃夫对欧洲传统戏剧过于张扬外部冲突的反感。
于是，在《海鸥》里，特里勃列夫与母亲的冲突虽然有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情愫，但最终在对艺术的体悟中消解，没有发展成《哈姆雷特》式的激情，而特里勃列夫的自杀也被放在了幕后；《万尼亚舅舅》中万尼亚与老教授的冲突也最终消融在平淡的庄园生活之中；《三姊妹》里姑嫂间的对抗始终被三姊妹对未来和莫斯科的徒然向往抑制着；小说《决斗》里，真正的决斗也终未到来。
契诃夫静态性的作品中，人与人的对抗减弱了。
契诃夫刻意淡化人与人之间外在的紧张冲突，以此为人们感受戏剧中人与人内心的紧张冲突、感受平静的生活画面里人的内心的微澜提供了深广的空间。
《万尼亚舅舅》中，庄园里的生活表面上是缺乏事件冲突的，即使万尼亚对老教授的不满，即使是他愤怒之下举枪向教授射击，也终未形成一场真正有结果的事件的冲突。
但在表面缺乏事件冲突的平淡的日常生活画面里，万尼亚与教授之妻叶莲娜、阿斯特罗夫医生与叶莲娜、阿斯特罗夫与万尼亚之侄女索尼娅、索尼娅与叶莲娜、叶莲娜与丈夫老教授、万尼亚与老教授之间，却自始至终进行着极其丰富的细微的情感交流与冲突。
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对事件之间的对抗转向人物内心情感的细微的冲突，这是契诃夫将戏剧舞台静态化、去动作化的一个重要目的。
这一理念对20世纪的戏剧影响甚大。
尤金·奥尼尔早期的戏剧中，外在的冲突及其强烈。
主人公罗伯特与他的哥哥以及露斯之间的爱情纠葛成为戏剧情节发展的主线。
而在他晚期的代表作《进入黑夜的漫漫旅程》中，外在的事件冲突消退了，突显的是深度的心理剖析。
表面平静的家庭生活情景下暗藏着内心涌动的洪流，剧作家对人与人之间心灵碰撞的揭示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奥尼尔创作的这一显著变化在20世纪戏剧发展史上颇有典型意义。
中国现代戏剧的“非戏剧化倾向”亦显示出这一趋势。
夏衍受契诃夫艺术风格的影响，其剧作《上海屋檐下》淡化了戏剧的外在冲突，消除了突兀离奇的情节。
匡复、杨彩玉、林志成三人之间本该得到紧张表现的关系被淡化处理了，剧作家潜入到人物内心世界，透过五家小市民那平庸的日常生活琐事，表现了人的丰富的潜流。
曹禺的《雷雨》中那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戏剧冲突表现方式在《北京人》中为淡淡的忧郁抒情氛围中人物之间内心情感的细微碰撞所替代。
曾文清与愫方之间难以名状的情感交流恰因外在戏剧动作的缺位而更加丰富了。
契诃夫淡化戏剧冲突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将戏剧内在的冲突引向更加深刻的层面，即更具形而上色彩和抒情哲理意味的人与环境、人与时间的冲突。
这是契诃夫戏剧静态性特征的更为本质的意义所在。
而戏剧冲突的这一转化是契诃夫对20世纪戏剧发展的重要贡献。
诚如童道明先生所言，“契诃夫之所以比19世纪末曾经较他更出名的同行（易卜生）更有资格充当新戏剧的前驱人物，就因为正是契诃夫在世界戏剧史上第一个用一种全新的戏剧冲突取代了‘人与人的冲突’模式。
”⑧在《樱桃园》这部戏中，樱桃园固然富有诗意，但它的失去是必然的，女主人朗涅芙斯卡娅固然懂得美，但她终究无法挽救庄园。
在人与环境、时间的对抗中，人是渺小的，正如《万尼亚舅舅》中万尼亚和索尼娅注定要在乡间默默劳作，阿斯特罗夫医生注定要与孤独为伴，正如《三姊妹》中充满幻想的三姊妹注定无法回到莫斯科。
契诃夫静态戏剧突出了人在时间与环境面前的无可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