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世界2012·2月上旬………………………………………………………………………………………………………………………………………………………症下药；或选择他所信奉的理论原著，为之布道；或填补士人阶层的知识空白，提倡新知。

他绝不是无的放矢，视翻译为玩意儿。

具体而言，《天演论》敲响了亡国灭种的警钟，为救亡运动作了总动员，也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社会通诠》展示了一幅由图腾社会到宗法社会、再到军国社会的完整社会进化图式。

《原富》为中国人民自强求富贡献了“自由平通”的方略。

《群学肆言》强调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对国家政治的指导作用。

《穆勒名学》与《名学浅说》介绍了近代西方格物穷理的治学方法。

《群己权界论》、《法意》介绍了自由民权学说、三权分立学说以及君主立宪的优点。

严复以一己之力，率先独立翻译出横跨如此众多学科的西学名著，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

他在近代西学东渐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得到众多同时代及后辈学者众口一词的认同与推崇。

如蔡元培先生认为，“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推其为“译界之宗师”[1]。

就社会影响而言，“严译名著”为救亡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处于学问饥荒时代的中国人提供了精神食粮。

在严复的译著中，《天演论》被众多的中小学堂选作教材；《原富》曾被南洋公学选为教材；《名学浅说》也是如此，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九次印刷的该书即注明“师范学堂小学堂用”。

3.兼容古今，会通中西。

严复从事的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西方文化的移植过程，它还存在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可以说，严复的译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其特殊地位，这是与他将西方文化所作的特殊处理分不开的。

严复译书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

严复采前人译佛经的方法翻译西书，不另例体裁的目的是他当时想改变普通士人对西学的轻视态度，给那些顽固守旧的老朽开一点窍，他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叫他们看得起译本，进而看得起“西学”。

严复认识到自己所译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一副副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一般士人所最醉心的汉以前古雅文体。

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它使得那些对西洋文化无兴趣甚至有反感的人也认真阅读和思考起来，在学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胡适说：“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严复的翻译从内容上说是输入西学，从形式上看则是继承中学。

此外，在他的译著所加“按语”中，还有大量讨论中西学术的文字，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严复会通中西文化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严复个人的学术见解，其中不乏对传统学术的评价和精审。

综上所述，严复的译著实际上是集传播西学、整理国故、表达政见于一体，如果将“严译名著”单纯视为一种西学著作的普通中译本，就等于浅薄地阉割了“严译名著”中的重要内容。

翻开“严译名著”，不仅诸多兼容古今、会通中西的个案值得研究赏析，严复这种创造性的治学方法尤其值得后辈学者再三致意。

对中国今后的文化建设而言，严复式的译者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参考文献[1]皮后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严复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韩江洪.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王克非.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俞政.严复著译研究[M].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5]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6]沈苏儒.严复翻译理论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8.★作者单位：大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丧葬习俗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朵璀璨耀目的奇葩，它所蕴藏的古代社会信息量是其他任何礼仪风俗都无法与之媲美的，成为我们今天全面了解古代社会一面不可或缺的镜子。

人们从古代丧葬习俗研究入手往往会取得窥一斑而知全豹之功效。

一、中国古代丧葬习俗特点1.生死并重。

在灵魂不灭观念支配下,古人心目中往往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活人生存的现实世界；另一个是鬼魂出没的彼岸世界即中国人通常所说的阴曹地府。

在中国古人看来，人死并不意味着烟消云散，它既可以说是现实生活的结束，又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新生活的开始。

也就是说，人死就像搬家一样，在九泉之下依旧会好端端地生活，衣食住行与往日相同。

故古人在人死之后总是按照其生前的生活习性来安排后事，调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史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史又云：“使生死始终如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报也。

”这就告诉我们对待死者应该和对待生者一样，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一成不变地复制到鬼魂世界，从而体现出生死并重的特点。

其实，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代丧礼习俗中不乏反映。

譬如：把死者装进棺材时，为其准备足够的衣物，以供死者一年四季穿戴之用；修筑坟墓时，仿照人间房屋的样式，以寓意死者在生时的居室；殡葬和祭祀时，大量焚钱烧纸，以供死者在冥界用作货币等。

2.等级色彩鲜明。

在古代中国，如果人们在生前的社会地位不同，其死后丧葬待遇也会有别，例如：坟墓的高度大小、随葬品之多寡、碑志的规格等，都依据相应等级而有所不同。

清朝礼制规定：“公侯墓地一百步，坟高二丈，围墙高一丈；一品墓地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围墙周围三十五丈；二品墓地八十步，坟高一丈四尺，围墙周围三十五丈；三品墓地七十步，坟高一丈二尺，围墙周围三十丈……七品以下墓地为二十步，坟高六尺，围墙周围十二丈；庶人墓地九步，坟高四尺，围墙周围八丈。

”[1]不仅如此，同样是死，不同社会身份的人死了，对其死的称谓也完全不同。

据《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死者称谓尊卑不同，可见社会等级昭然。

另外，丧仪中“饭含”的习俗也是社会等级森严的佐证。

《说苑·修文》载：汉制规定“天子含实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玑，士以贝，庶人以谷实”。

如果违背丧仪的规定，官府往往会以“僭越”的罪名查办。

史载：汉桓帝时，宦官赵忠僭越礼制，私自使用“玉匣”葬父，结果，“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

”[2]就这样，人们借助丧葬礼仪将人世间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关系堂而皇之地植入鬼魂生活的阴曹地府。

3.以儒家《仪礼》、《礼记》为圭臬。

儒家崇尚孝道，而对送终之礼尤为注重。

《论语·为政》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在周秦诸家学派之中，儒家谈论丧葬可谓最多。

儒家经典之作《仪礼》，此书杀青于先秦时期，收集了儒家所规定的各种礼仪制度，其中，《土丧礼》、《丧服》、《既夕礼》等就是专门撰写丧葬礼仪的。

儒学的另一部经典之作《礼记》，也用不少篇幅详细阐述了有关丧葬的礼仪规范。

作为儒家的两部经典之作《仪礼》和《礼记》，奠定了此后中国古代丧葬制度□魏登云陈华中国古代丧葬习俗特点及其社会功能案博览档Dang'an Bolan52的基础。

自秦汉始，朝廷和民间丧葬礼仪中的葬前丧仪、五服制度以及居丧守孝等基本程序，都是以《仪礼》和《礼记》为圭臬，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深深烙上儒家的印记。

4.丧葬形式各种各样。

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各民族所居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等各不相同，从而使丧葬在形式上表现为多样性。

其中，土葬和火葬是比较普遍的形式，除此之外，还有水葬、树葬、天葬、悬棺葬、瓮棺葬、屈肢葬、二次葬、割体葬，等等。

这就使得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多姿多彩，形式不拘。

实际上，各种葬式又昭示着人们不同的信仰象征。

人们采用土葬是相信大地是人类的母亲，死亡只不过是一种自然回归，再次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人们采用火葬是相信灵魂会随着火苗而升入天国，肉体是可灭的，而灵魂是不灭不死的。

人们采用崖葬是因为人类长期居住山洞，道教产生后，认为人死“羽化升仙”，而崖葬高出地面，是成仙的理想场所。

水葬是人类把江河湖海视为生命的源泉和灵魂的归属……可见，人们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埋葬方法都是在其不同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此特点彰显着古人的生死观、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以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

二、中国古代丧葬习俗的社会功能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岁月中，生与死这一对矛盾统一体如影随形贯穿着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

丧葬习俗作为一种沉淀深厚的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功能。

1.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古代丧葬习俗中所奉行的不少原则与封建“三纲五常”的精神相吻合，这就在客观上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功能。

譬如：丧葬习俗中的五服制度，它奉行“尊尊”、“亲亲”的原则。

以封建国家而言，皇帝为全天下的至尊，依据“尊尊”的规定，天下吏民百姓理应为天子皇帝服丧守孝；以家庭而言，父权处于支配地位，按“尊尊”之制，父族之孝理应重于母族之孝；以嫡庶关系而言，嫡尊庶卑，故嫡系之孝明显重于庶系之孝。

家庭成员亡故，不论长幼，依据“亲亲”之制，其他家庭成员都应该为之披麻戴孝，也就是说，纵使晚辈先逝，长辈也要为之服丧。

不仅如此，在居丧期间，还对守制者的衣食住行作了严格的规定，使其过着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以各种自我虐待和压抑人性的极端方式，如毁容尽孝、节制饮食、住所简陋等，以此来体现所谓的封建“孝道”。

可见，丧葬习俗通过五服制度将家丧和国丧融为一体，在不经意间就将封建“三纲五常”的精神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之中，从而取得了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之功效，这对维护传统封建统治秩序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五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富含强大生命力,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竭力提倡,其根本之因莫过于此。

2.强化社会伦理规范。

在人类学家看来，要维持社会正常运转，一套完备的社会伦理规范是必不可少的。

丧葬习俗就具有这样的社会功能。

在古人眼里，死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它所引起的悲伤哀痛也是人类其他事情所无法比拟的。

而送死，乃是为人子者应尽的孝道。

因此，丧葬不仅仅是安葬死者，而且还可以强化以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规范。

史云：“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

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葬，春秋祭祀之不绝，致思慕之心也。

夫祭祀，致馈养之道也。

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

”（《大戴礼记·盛德》）可见，丧祭可以强化人们的仁爱之心和行孝之道。

史又称：“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礼众矣。

”（《大戴礼记·礼察》）也就是说，尚若没有丧祭之礼，则君臣之义和父子之情就会弱化，致使伦理道德崩坏。

宋太祖赵匡胤毫不隐讳地指出：“王者设棺椁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

”[3]《论语·学而》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历代封建统治者正是利用丧葬中的这一社会功能，竭力推崇以孝为本，以巩固其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