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1.邱老师好，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请问您认同这个观点吗？答：我当然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仅仅是从一个侧面触及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面貌。

从大学生诗歌这个角度，仅仅是一个侧度，通过这一侧度回到80年代。

那个时候，我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

说到80年代校园大学生的诗歌情结，我只要举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我们在校园里一个上午卖出的《五月》诗刊创刊号，就达到500本。

那个时候的青春和诗歌，基本不分彼此，大学生和诗歌不分彼此，谈到大学生和青春就谈到了诗歌。

因为大家都以诗歌为荣，谈到诗歌就充满了激情。

另外还让我回忆起一件事情，发生在西师街的黄葛树下。

一位校园诗人的女朋友要同他分手，女孩子邀约诗人在黄葛树下见面，而即将被拒绝的校园诗人姗姗来迟。

借着校园的灯光，穿过密集的黄葛树林，诗人直截了当：“我们两个人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你不应该这样轻慢文学，这样轻慢诗歌。

”说完扭头就走，扬长而去。

而那个闹着要分手的女孩这时却紧紧地跟了上去。

2.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积极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例如大学期间创作、发表、获奖及其他情况。

答：说到80年代，说到我和诗歌的关系，客观上来讲，我和诗歌的关系在自身而言没有任何准备，是一种自然的触动。

最开始尝试进行诗歌创作，来源于学校的一次征文活动。

学校宣传部当时的征文题目是“我的祖国”。

当时我写了一首，然后投去。

那首诗的语言，现在想起来，实际上和诗歌没有关系，基本上是宏大的标语口号。

那首诗比较长，每一句都是“我的祖国……”这样的句式，还有“乘上2000年诗歌的宇宙飞船”这样的内容。

我的表达方式是革命性的，整个语句都是带有革命性的。

现在想起来，那首诗和诗歌的本体、和诗歌内在情绪没有多少内在联系，但是那种显现的方式、激情的方式却将我引进了诗歌。

宣传部觉得很好，就要求五月诗社接纳我当了理事。

这就为我以后接任社长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信号。

因为《我的祖国》这首诗，我加入了五月诗社，并成为五月诗社的第四任社长。

从那以后，诗歌与我的关系，借用王朔小说的名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正是这样一种情结，诗歌对我来讲：成也诗歌，败也诗歌；好也诗歌，坏也诗歌。

诗歌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有诗歌就能触动我，不管在哪一种情绪状态的背景下都能够触动我。

90年代曾经有段时间，我一度想要主动切断与诗歌的联系，但依然无法真正从本质上断绝。

不是我在找它，就是它在找我，成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形。

在积极参加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过程中，每个诗人的表现都是狂热的。

这种狂热性，是不知不觉就被点燃的。

那个时代谈诗歌、谈诗人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我们当时听说北岛到重庆来、到大学校园来，其他任何意义上的诱惑都无法超越诗歌带给我们的诱惑。

那种狂热是无法描述的。

比如诗人周伦佑曾说过：我要冒雨到桥头看水。

今天很多人在涨大水、涨洪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冲动，但是当时校园中诗歌的激情和写诗的风潮，就会让人感受到：这句诗似乎不是文学，是当时生活现状的直接呈现。

3.作为您在80年代创作的诗歌《南方少年》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答：这组《南方少年》，是让我走向诗歌之路的很关键的一组诗歌。

回想起这组诗，现在仍然感觉很欣喜。

1985年，我住在桃园二舍的512房间，当时的校园诗歌朋友贺庆来找我说，最近大学生诗歌非常活跃、非常流行。

在当时我们并不十分知晓大学生诗歌，只知道朦胧诗，知道北岛、知道杨炼、知道顾城，对“大学生诗歌”还缺乏一个基本的概念，从诗歌刊物上了解到的校园诗人有许德民、潘洗尘，以及我们西师的胡万俊、程宝林等，感觉他们的诗歌带有一种纯粹抒情化的口语诗歌倾向。

于是我也写作了《南方少年》组诗。

在创作完成之初，压根儿没有想到要投稿给《诗刊》，而贺庆来到寝室说：“我觉得这首诗不错，可以投给《诗刊》。

”按贺庆的建议，我在信封上将诗刊的地址写好，然后直接寄给李晓雨。

李晓雨是李瑛的女儿，是《诗刊》的编辑。

她不久回复了一封信说：你的诗歌我们已经收到，请放心，我已经转给相应的主编。

我记得好像是邹狄帆。

这一首诗歌接下来还是有故事的，大概过了一个月，在1985年年底过春节的时候，贺庆来找我。

现在贺庆是重庆《眼镜》杂志社的社长，当时也写诗，而且还写得不错，写法属于现实主义手法，写得情真意切。

因为是西师的家属，所以贺庆经常在校园内活动。

他当时跑来跟我说：走，你的诗歌已经发表了。

我还在诧异怎么可能。

而他讲：在《光明日报》中这一期《诗刊》的要目栏已经公示出来了。

当时已经很晚了，我们打着手电筒到西师街的广告栏，发现《诗刊》将我的地址弄错了，误成云南师范学院。

这一期的《诗刊》正好推出大学生诗作全国选，收录了七个人。

那一本样刊，寄往云南师范学院后查无此人，千转万转才邮寄到西南师范学院，终于抵达我的手中。

正是这组诗歌，很纯粹，引发了很多幻想。

当然，就我整体的诗歌写作来说它算不上代表作，但是，它是一组有故事的诗歌，而且应该是我真正的处女作。

诗歌发表之后，收到过很多封因为诗歌而动心的信件，其中我记忆较深的是三个地方邮寄来的，一封来自河南，另一封来自浙江的宁波，还有一封来自东北。

来自浙江的那封，在整个信件之中，没有逗号、没有句号，连绵不绝，大概是弗洛伊德式的精神意识流写作。

信里说，墨水以及眼泪和在一起，写着写着直到烛光开始模糊。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彼此没有任何音讯。

还有一位来信的女读者来自东北的渤海湾，说要采摘一片白桦叶一直飘呀飘，乘着这片白桦叶，从长江口一直回溯到重庆的嘉陵江再到朝天门。

而且说，她是东北唯一的一双大眼睛。

看这些意象，又是渤海湾，又是白桦叶，又是长江口，又是唯一的一双大眼睛，充满着唯美主义的抒情色彩。

当然，至今我也没有看到这一双大眼睛。

这是当时这一组诗歌留下来的故事。

4.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在社团中您曾经担任过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答：可以说，我从一开始写诗，就与诗歌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

首先我加入了五月诗社，后来成为了五月诗社的社长；接着，我们一起创建了重庆大学生联合诗社，在后来我担任了联合诗社的社长。

当时，重庆还属于四川，没有直辖，我们还筹划了四川省大学生联合诗社活动。

当时，我曾积极编辑《五月》诗刊，《五月》第二辑是在我任期间刊行的，接着又编辑了“校园之春”大学生诗报，后来又做了二十世纪诗歌总集特辑，这一名称起得很大。

这些都是在学校组办的诗歌活动，而且刊印诗歌刊物。

一做诗歌，就办诗歌刊物，做成铅字印刷的刊物，需要我们自己跑到印刷厂和检字工人一起，一颗字一颗字地编排模板。

所以后来我们一度拒绝用电脑写作，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写诗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在印刷厂里排字工人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铜模中搜索、捡出来。

当时，如果一首诗的错别字很多，检字工人的工作量就很大。

举办或参加了这些诗歌活动，在一方面，诗人不是写一首诗就单纯放在那里，一旦写作一首诗，向其他人表达的欲望就很强。

我印象中比较深的一次诗歌活动，是吕进老师主持的校园诗歌朗诵音乐会。

吕进老师，当时是校园诗歌活动的风向标，通过吕老师来发起并举办的诗歌活动极其多。

学校主办的这次诗歌音乐晚会，来了很多诗人。

这些诗人里，我记得清楚的，有一个东北的诗人，姓谢。

这个活动里，诗人都是亲自朗诵诗歌，只有一些诗歌是请了中文系、音乐系的同学来朗诵。

那种情景记得很清楚，朗诵中诗人都上台去，各种乡音、土音，汇成了诗歌声音的交响曲。

音乐系的李丹阳，和我一样都是82级的，唱了《月之故乡》。

这首歌的词作者的是彭邦桢。

他是著名诗人，后来去了美国。

诗歌音乐晚会上，人山人海，在现在的东方红行政楼那个位置举行。

诗歌活动里，我也朗诵了杨牧的一首诗《我是青年》。

那个时候我的普通话比较差，基本上是“h”“f”不分，一句话里面都有几个字读错音，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所谓乡音未改，但是激情呀勇气呀高涨，朗诵的时候，台下的人都大笑不止。

5.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参加诗歌活动？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答：我当五月诗社和联合诗社社长时，诗歌的交流活动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在这期间，重庆高校的诗歌势力地图是怎样呢？我们西南师范学院影响力比较大，我们有个五月诗社。

此外，位于主城区沙坪坝的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学院也很有影响力。

主城区沙坪坝高校密集，包括当时的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学院、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四川外语学院、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这些高校都位于沙坪坝区，所以做起诗歌活动来就具有了相当的优势。

这样呢，就形成了两大诗歌势力辐射区。

第一辐射区，肯定是沙坪坝。

重师张建明、燕晓冬，（燕晓冬还没毕业，张建明就要马上毕业了）他们联合重庆大学的王琪博一起到西南师范学院来成立联合诗社。

当时我们西南师范学院大学生的诗歌创作成就相对高些，尤其是五月诗社的第三届社长胡万俊，可以说在全国大学生当中，诗歌发表量算得上是最大的。

那个时候，选社长的标准是看谁的诗歌发表量大。

因此，第一届的联合诗社社长是胡万俊。

我们成立了重庆大学生联合诗社之后，诗歌大串联这方面的活动就相对较多了。

西南师范学院相对于主城来说较为偏僻，但人文学科是我们的优势，写诗的比较多，诗歌的爱好者也比较多。

当时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大学、还有四川外国语学院等，张枣就是在川外，这几所学校相互之间的诗歌串联活动比较多。

高校大学生诗人中间，成为好朋友的还有刘太亨、燕晓冬、尚仲敏等，后来都成了好朋友，还有李元胜。

李元胜比我们年级要高，他是81级。

还有我们现在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的虞吉，我们一起做五月诗社的活动。

6.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啊？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有没有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答：关于和读者之间书信的往来，刚刚在《南方少年》这组诗的故事中有提到过一些。

来自东北的读者，名字叫王冷舒，名字读起来感觉特别好听；浙江宁波的来信，作者好像叫毛玉梅。

相反，自己觉得后来诗歌写得好了，收到的来信却少了。

因为处于大学生时代的抒情背景逐渐消失，逐渐远去。

另外，和诗人之间的通信也比较多，当时联系最多的应该是周伦佑。

和周伦佑的交往是我加入“非非”的一个基本原因。

我在担任五月诗社社长的时候请杨黎、万夏、蓝马等来作过很多文学及诗歌讲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周伦佐、周伦佑。

伦佐、伦佑这一对双胞胎太厉害了，可以拿着喇叭筒从早上八点钟一直讲到晚上八点钟，到处宣传，他们的演讲口才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他们的表达方式，都是“考你的博士去吧”这种，很厉害。

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和“非非”建立起联系的。

7.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答：许德民的诗歌，在当时大学生诗歌创作比较有代表性，明显受到当时朦胧诗人梁小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