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支纪日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十干和十二支相配，正好六十天轮一次。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利簋与武王伐纣
珷（武王）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辛未，王在，易又事利金，用乍檀公宝尊彝。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

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

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

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

器内底铸铭文4行32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这是西周出现的新式样。

利簋铭文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

作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

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利簋采用上圆上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二西周铜器与礼制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与“戎”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而且都与青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礼乐制度
青铜器的种类很多，按照它们的不同功用可以分为：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
工具、生活用具、符节、印玺、度量衡等。

礼器－－社会等级与秩序的体现
“藏礼于器”
青铜器也称为彝器。

青铜器的组合是商周礼乐文化的实物例证。

“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明贵贱，辨等列”
礼器的种类
烹饪器：鼎、鬲、甗等。

盛食器：簋、盨、簠、敦、盂、豆等。

酒器：尊、卣、方彝、罍、壶、觚、爵、觯、角、斝、觥、盉等
水器：盘、匜、缶、鉴等
以及乐器、兵器等
伊存授经
西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

从此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史称这一佛教除传历史标志为“伊存授经”
佛教产生于古代的印度。

汉哀帝时期，西域大月氏国的使臣来到长安，有中国人向他学习佛教。

这一记载见于《三国志》卷30《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这就是有名的“伊存授经”的故事。

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

1998年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依据的就是这一记载。

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又称正一道、天师道、正一盟威之道，是道教最早的一个派别。

据史书记载，在东汉顺帝时期，由张道陵在蜀郡鹤鸣山（今四川成都市大邑县北）创立。

据《后汉书》、《三国志》记载，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得此名，因又称为“米巫”、“米贼”、“米道”。

另外，也有人认为，这个名称也可能和崇拜五方星斗（南斗、北斗等）和斗姆有关，五斗米就是“五斗姆”（另一说法是五斗崇拜和蜀地的弥教结合而成，即“五斗弥”教）。

因教徒尊张道陵为天师，又称“天师道”。

方士、方仙道和黄老道，是道教形成最主要的基础和最早的表现形式。

具备完整形态的道教出现在东汉末。

到了这个时候，道教不仅有一套自己的教义，同时还有了自己的组织，以及体现教义、集合信众的一套仪轨。

不过，这时的道教一般并不被人称作道教。

这时出现的道教是道教早期的两个派别，历史上分别称作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作为早期道教的两个大的教派，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基本的教义大致相同。

从思想的来源上讲，它们首先是继承了中国古代从殷商时代发展下来的鬼神观念。

古代把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都视为神灵，进行祭祀或祈祷。

太平道与五斗米道承袭了这种鬼神的思想，加进来新的神灵，发展出一个更完善的系统。

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也继承了殷商以至战国、秦汉以来的巫术和神仙方术传统。

汉初的黄老学说以及汉代中期盛行的谶纬之学，对太平道与五斗米道的形成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出现在汉代的末年，并非偶然，它是秦汉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中自身各种因素发展变化，互相影响的结果。

这一点，与从西域传入的佛教有所不同。

举的确立，这其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青铜礼器
西周奴隶主，制定出整套礼制，规定了森严的等级差别，以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

由于礼制的加强，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器物，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这就是所谓“藏礼于器”。

这类器物叫作“青铜礼器”，简称“礼器”，或称“彝器”。

例如鼎原来是炊器，后来成为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种之一。

按照礼制组合成的所谓“列鼎”，何休注《公羊·桓公二年传》：“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

是奴隶主统治权威的象征。

礼器的这种功能，在奴隶制繁盛时期最显著。

随着奴隶制度的衰微，“礼崩乐坏”，青铜礼器逐渐失去了这种作用。

尚书的今古文问题
尚书的今古文问题
今文尚书
秦焚書，汉初伏生所传《尚书》。

共28篇
两汉时立于学官
今文尚书篇目
1、尧典
2、皋陶谟
3、禹贡
4、甘誓
5、汤誓
6、盤庚
7、高宗肜日
8、西伯戡黎 9、微子 10、牧誓
11、洪范 12、金縢 13、大誥
14、康誥 15、酒誥 16、梓材
17、召誥 18、洛誥 19、多士
20、无逸 21、君奭 22、多方
23、立政 24、顾命 25、費誓
26、吕刑 27、文侯之命 28、秦誓
古文尚书
鲁恭王坏孔子宅。

比今文多十六篇。

孔安国，“隶古定”本。

没有传授
古文尚書篇目（多出的16篇）
1、舜典
2、汩作
3、九共
4、大禹謨
5、棄稷
6、五子之歌
7、胤征
8、湯誥
9、咸有一德
10、典室
11、伊训
12、肆命
13、原命
14、武成
15、旅獒
16、冏命
《尚书》辨伪
今本尚书58篇，其中有25篇是伪书
今本尚书中有33篇，等同于原來的28篇。

《尧典》析出一篇《舜典》
《皋陶谟》析出一篇《益稷》
《顾命》析出一篇《康王之诰》
《盘庚》一分為三。

多出五篇
伪古文尚书（28篇外多出的篇目）
1、舜典
2、大禹謨
3、益稷
4、五子之歌
5、胤征
6、伊虺之誥
7、湯誥
8、伊訓
9、太甲（上中下）
10、咸有一德
11、說命（上中下）
12、泰誓（上中下）
13、武成
14、旅獒
15、微子之命
16、蔡仲之命
17、周官
18、君諫
19、康王之誥
20、畢命
21、君牙
22、冏命
清代考据学兴起背景
学者尝以为清代考据学之兴盛缘於清初的文字狱政策。

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清人从事考据学是为了逃避文字狱的迫害而躲入故纸堆中。

较早持这种观点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代大家，鲁迅、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郑天挺等先生都持类似的看法，文字狱成因说几成定论。

例如孟森说：「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
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於经学，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

」（《明清史讲义》）。

萧一山说：「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甚么办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

」（《清史》）20世纪80年代虽有些学者对文字狱成因说提出质疑，但驳正并不充分。

其实“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清政府对于一些纯学术的‘异端’思想有所容忍，文字狱并未造成学术界的人人自危，学人们将兴趣转向考据学，是受家学、师友和风气的影响，从根本上说是考据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乾嘉学人并非学术专制下的懦弱者，他们并未感受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生活在乾嘉时代的不幸，在他们身上看不出遭文字狱‘打磨’后的圆滑，一些学者照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反叛精神。

考据学在乾嘉时期的辉煌，是考据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并不是文字狱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