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五刑与封建制五刑
1.从夏、商时期奴隶制刑罚，及至演变到封建社会的“五刑”，刑罚的变化，同当权者的统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集权的家长制统治，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主宰，所谓家天下。

“溥天之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所以，法律也集中体现了维护王权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

崇尚刑法，重视刑罚。

使我国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无一例外的采用刑罚的手段。

法律不但凭借严酷的刑罚手段惩办危及王权统治的政治性犯罪，同时也严厉制裁破坏国家统治、扰乱社会程序的刑事犯罪。

统治者从长期的实践中体会到，既要使犯罪者受到惩罚，又能保存劳动能力，是更为有利的。

2．我国古代刑罚发展变化的进程中人为的痕迹浓重。

总趋势是朝者宽缓的方向，但是其中也多有反复。

隋初，制定《开皇律》、《大业律》，强调用法宽缓，然而隋炀帝并不依律行事，他“更立严法”，并恢复枭首、灭九族等等酷刑，自毁法制，滥施淫刑。

武则天时期，酷吏索元礼非法使用酷刑，造成冤案无数。

有一个老外，叫索元礼，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事逼供工作，此人性情残忍凶暴，最喜欢诬告陷害他人，并且就是这个人发明了两大刑讯逼供的法宝---狱持和宿囚，狱持即御史以种种酷刑虐待囚犯。

宿囚即整夜逼供犯人，不让他吃饭睡觉上厕所，知道犯人承认罪行为止。

3. 战国时期，群雄并争，天下大乱，当时刚刚兴起的地主阶级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特别强调重典重刑，用刑严酷。

唐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较为迅速，国家实力明显增强，所以，这一时期奉行用刑持平，“刑平国，用中典”的策略，体现到刑罚上，变化为宽严适中，简约易明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更加稳定，经济更加繁荣，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亚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宋、元、明、清时期，统治者都是在天下大乱，群雄纷争中夺取天下，都认为身处乱世，强调治乱世用重典。

所以这一时期的刑罚一反隋唐以来的轻刑中典政策，又将刑罚导入峻法酷刑的时期，走上了回头路。

4. 中国早期刑罚制度萌芽于征战，即“刑起于兵”、“兵刑同一”，因此, 最初的刑罚起源就对在氏族战争中的战败者、叛乱者和违反军纪者的处罚。

因此法律与部族战争的紧密结合, 其主要的功能就在于复仇与兼并,而非教育与感化。

当国家制度的建立是以这种氏族间的征战结果为前提的情况下, 处于对自身统治权的维护,便必然导致在建立自己的国家法律制度时对刑法与刑罚的优先考虑,而在适用刑罚时,又以镇压和威吓为主要功能,这使中国的刑罚制度在建立伊始便具有相当的残酷性,即以割裂肢体、残损肉体为其主要特征。

当这种奴隶制的国家结构与法律制度建立并稳固之后,统治阶级的主要任务就开始转移到维持社会秩序方面。

因此,在刑罚方式的残酷性不减的同时, 西周在适用刑罚方面却呈现出轻刑与恤刑的趋势。

在西周推翻商朝以后,为了给自己的统治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西周的刑罚适用原则呈现出宽缓的趋势,实行“罪疑从轻”、严禁错杀无辜等刑罚原则。

5.由于诸侯国首要任务是富国强兵,争霸中原,以法律强制手段和重刑政策来大力发展“耕战”的法家思想适应了这一需要，因此逐渐被诸侯强国所采纳，并最终成为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封建王朝——秦朝的治国圭臬。

这一时期刑罚制度的严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种的残酷与繁多，如仅死刑就分为具五刑、夷三族、斩首、枭首、车裂、弃
市等，不仅自己身受酷刑，而且其亲族在很多时候也不能幸免；同时，开始出现了轻重等差各异的劳役刑、身份刑及耻辱刑等。

另一方面是刑罚的打击面不断扩大，人们动辄得咎，造成“官逼民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