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性,及其监管失控与崩盘所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

但其根本原因则要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去寻找,它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一样,依然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

日本在这次危机之前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一直持续着/结构改革0与景气对策二者交替重复的状态,小泉内阁时期的/结构改革0把一切问题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0,但并没有培育出新的增长领域。

其金融政策是/结构改革0与通货膨胀目标相结合的产物,这就更强化了一味依赖出口的经济特征,一旦全球性经济危机袭来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世界发展到今天,上世纪大危机时代依靠武力转嫁危机的国际背景和条件已不复存在,西方传统强国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新兴市场国家的廉价商品对日本海外市场的威胁也日益加剧。

面对这种新形势,日本朝野不仅要果断地放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更要勇敢的反思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病,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暂时摆脱危机、走出萧条。

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与希特勒的上台景德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目前,在美国金融危机的沉重冲击下,世界经济正面临着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

在德国,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覆灭以及希特勒的上台,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人类因此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回顾这段德国历史,铭记其中的深刻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诞生于德国一战战败触发的1918年11月革命,因次年在文化古城魏玛举行的立宪会议及其宪法而得名。

一般来说,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成立与巩固阶段(1919)1923)、相对稳定阶段(1924)1928)、危机与覆灭阶段(1929)1933)。

在成立与巩固阶段,共和国的生存岌岌可危。

在国内,极端政党的武装暴动接连不断;在外交方面,战胜国大兵压境,强迫德国接受割地赔款的5凡尔赛和约6。

到1923年,危机达到高潮。

法国与比利时出兵占领鲁尔区,强行攫取德国煤炭资源。

德国政府以开动印钞机的方式支持民众进行/消极抵抗0,不但未能奏效,反而造成极度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

而极端政党又同时发动武装暴动。

魏玛共和国民主政党及其领导人以惊人的毅力与能力克服了这场生存危机:先是中断了毫无希望的/消极抵抗0,实行货币改革、结束了通货膨胀,国会授予政府立法权,总统艾伯特授权军队实行军事管制,以武力平定了极端政党的武装暴动(包括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0)。

进入1924年,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局面恢复了稳定,赔款问题也得到临时解决,5道威斯计划6不仅承诺依据德国财政与经济能力而确定每年赔款数额,而且向德国提供了主要来自美国的八亿金马克贷款,德国经济也因此迅速出现复苏景象,20年代也因此被誉为/金色的20年代0。

在外交上,在施特雷泽曼的领导下,魏玛共和国也走出了一条和平恢复德国大国地位的道路。

因此,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到来之前,魏玛共和国似乎已经度过了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走上了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

然而,魏玛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背景、制度构造以及初期生存危机的解决方式、稳定阶段的经济与社会福利成就都给以后的发展都留下了重重隐患,这些隐患最终被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所激活,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覆灭。

首先,魏玛共和国仍然面临着反民主共和的极端政治势力,特别是极右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挑战。

对于极右势力来说,不是德国军队在前线的溃败引发了1918年11月革命,而是后方的革命给了前线的德军/背后一刀0,导致了德国的战败。

而魏玛共和国是革命的产物,并且接受了5凡尔赛和约6,永远是德意志民族耻辱的象征。

在/啤酒馆暴动0被镇压之后,希特勒并没有放弃其推翻共和国的政治企图,而是等待时机,选择其他途径来实现其目标。

其次,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缺乏自卫机制,给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实现其推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提供了合法的途径。

作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1848年革命以来德国民主自由运动的梦想,魏玛共和国的缔造者自誉建立了/世界上最为民主的民主国家0。

但是在充分实现民主自由同时,他们忽视了民主制度自卫机制的建设,没有在根本上禁止反民主共和政党的存在。

反民主的政党只要承诺不使用武力夺取政权,原则上可以合法存在、参加选举,并在获胜后改变国家制度。

在其暴动被镇压后不久,希特勒便被释放,纳粹党也被解禁,重现开始其颠覆共和国的政治活动。

再次,在充分实现民主自由的同时,魏玛宪法也没有认识到建设高效政府的必要性。

出于权力平衡的考虑,魏玛宪法设立了国会与总统二元制,规定了一系列两者相互牵制的机制,以防止某一方的专权。

如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总统有发布紧急法令的权力,而国会也有权取消其紧急法令。

在共和国初年,虽然政治局面十分险恶,但由于国会多数与总统艾伯特属于同一政治阵营,相互之间没有发生严重对抗。

相反,双方合作十分顺利,克服了重重困难,共同成功地捍卫了共和国。

为了应付紧急情况,国会多数有时将立法任务推给总统,借用总统的紧急法令权,加快了立法与执行速度。

但宪法设计者没有预料到,如果总统与国会多数关系恶化,这种合作关系便会演变成一场难分难解的政治斗争,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给反民主势力获得渔翁之利的机会。

第四,共和国初年生存危机的解决方式留下了不少负面影响。

这种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

可以说,上述国会与总统在初期危机中的成功合作,总统在其中的积极作用也是其中之一。

另外,在共和国初年,为了解决就业与振兴战后德国经济,也为了支援鲁尔危机中的/消极抵抗0,政府曾有意放纵通货恶性膨胀,直到1923年11月才悬崖勒马、实行货币改革,非常幸运地阻止了经济与政治的全面崩溃。

而此次噩梦般的通货膨胀使得魏玛共和国政党再也不敢使用通胀手段来对应将来的经济危机。

再次,/道威斯计划0缓解了德国的赔款压力,却也使得德国政治家/得寸进尺0,萌生了完全挣脱赔款的希望。

而且,该计划给德国经济提供的贷款,加快了德国经济的复苏,但也增强了德国经济对美国金融业的依赖。

第五,社会福利国家的扩建。

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温和派妥协与合作的产物。

社民党坚持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下通过国家政策维护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处境,并且获得了很大的、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看来难以忍受的成就。

例如在劳资工资谈判方面,国家有权在劳资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作出强制裁决,并且在社民党的影响下往往作出偏袒劳方的裁决。

而魏玛时期社会福利国家方面的最大成就则是1927年7月通过的失业保险法。

该法决定建立现代失业保险制度,以失业保险替代以往的失业救济,失业保险费为被保险者工资的3%,劳资各分担一半。

国家成立就业介绍与失业保险局,拥有可以救济80万失业人员的常年基金,另有可以再救济60万失业人员的紧急基金。

如果紧急基金还不够,国家财政必须向失业保险局提供贷款或者补贴。

政府作出这一承诺时,德国经济形势似乎一片晴好。

但如果经济形势突变,失业人数急剧上涨而国家财政收入同时猛然下滑,政府能否履行其承诺,失业保险制度如何维持就很成问题了。

当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从美国袭来的时候,上述隐患被逐个激活,经济大危机的冲击、德国战后政治的客观困境、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脆弱、民主制度的缺陷、政党的错误决策共同演绎出了一场魏玛共和国覆灭、希特勒上台,民主制度向专制独裁转变,人类文明倒退的悲剧。

如上所属,20年代中期德国经济的相对繁荣主要是建立在道威斯计划提供的美国短期贷款的基础上的,1929年初,美国经济便出现危机,开始从德国抽回其短期贷款,德国经济立刻出现急剧反应,失业人数上涨到300万,到9月份又回落到150万,但在10份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五0的巨大冲击下又于年底回升到290万,大大超过了国家就业与失业保险局的救济能力,两年前刚刚建立的失业保险制度急需改革。

此时执政的是由社会民主党与德意志人民党组成的劳资政党大联盟。

按理说,面临经济大危机的压力,这种政治联盟是劳资共同克服危机的最好组合。

但就如何拯救现有失业保险制度的问题,大联盟发生严重分歧。

社民党以及工会代表反对人民党以及资方代表提出的降低保险水平的建议,要求国家进一步提供财政补贴,并且提高保险费,但要求遭到资方以及人民党的拒绝。

而中央党议团主席布吕宁关于推迟改革的建议又遭到工会以及社民党的反对。

1930年3月,议会政党大联盟因此破裂。

经济大危机冲击下的失业保险问题非但未能通过议会大联盟得到拯救,反而成为大联盟破裂的起因。

劳资双方及其政党代表不能及时做出妥协,固然是大联盟破裂的主观原因。

但同样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在此以前魏玛共和国尚未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议会大联盟也就不会因此带来的巨大压力而破裂。

议会大联盟的破裂意味着魏玛共和国的第一道防线被世界经济大危机冲垮了。

针对议会民主制的危机,魏玛宪法似乎已经为此状况设立了一个应急的预备机制,即总统内阁制。

总统可以组阁并依据其紧急法令权迅速立法,在危难之际拯救国家。

于是在议会大联盟破裂之际,总统兴登堡便任命布吕宁为总理,准备在必要时行使总统紧急令推行拯救经济危机的政策。

总统内阁制虽然不如议会联盟民主,但仍然是属于民主制度的范围,是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经济大危机的压力、共和国初期危机解决方式的负面影响、国会与总统二元制的复杂性使得总统内阁制的实践不仅未能有效解决经济大危机,反而使经济与政治危机进一步升级,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全面崩溃。

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给德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据统计,经济大危机使德国纯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790亿马克跌落到1932年的510亿马克,下降35%,毛生产总值实际上从1010亿跌落到650亿马克,也即下降35%,国民收入从712亿跌落到410亿马克,降低43%。

1932年,失业人数上升到最高峰,达到800万,每个德国家庭至少有一人失业。

¹在布吕宁上台之际,德国政府面临着是采取反周期的通胀政策刺激经济复苏还是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的选择。

20年代初恶性通货膨胀经历、企业家对高工资的抱怨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急剧下降已经使布吕宁的决策天平偏向紧缩政策。

而布吕宁还认为,经济大危机是德国挣脱战争赔款的好机会,德国政府必须采取紧缩政策,以德国经济以及德国人民生活的惨状逼迫战胜国完全免去德国的赔款负担。

布吕宁的经济紧缩政策只能使德国经济与民众的生活处境雪上加霜,并且遭到以社民党为核心的国会多数的反对。

而国会多数于1930年7月16日对布吕宁内阁拯救国家财政与经济危机法案的拒绝,又拉开了魏玛宪法所设计的总统与国会二元对抗的序幕。

当日,布吕宁遂借用宪法规定第48条第2款规定的总统紧急法令权,发布/解除财政、经济与社会紧急状况紧急令0,而国会则同样行使宪法第48条第3款所赋予的权力,宣布撤销该紧急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