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之和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且两国经济的发展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印度的服务业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
从两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来看，中印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边贸易和投资的空间很大。
中国在经过多年的大量引进外资发展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也已经开始提速，而与此相比，印度仍处于大力吸引外资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
因此，中国已具备了对印度直接投资的现实条件和可行性。
而对于中印双方来说，目前要明确的是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具有哪些动因，以利于中印双方政府和企业制定相应的战略和对策。
一、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型动因分析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稳定和拓展海外市场，扩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为战略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
[1] 据UNCTAD（2006）调查显示，有51％的受调查公司将寻求扩展海外市场作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动因。
在中国企业中，有85％的企业认为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极为重要的。
[2] 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型动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1.中国国内市场趋于饱和，而印度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要与跨国公司一争高下，这就迫使中国企业必须走向国际市场，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世界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中国企业想占有更大的份额，必须建立国际销售网络，在国外直接投资并按当地市场需求提供生产和服务。
目前，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发展已经饱和。
例如，国内的纺织业，生产能力为世界第一，但国内需求仅占其生产的1／3到1／2。
但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一定的比较优势。
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其优势，建立新的市场，并达到扩大出口的目的，从而可以为国内产业发展留出空间。
而印度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
2006年，印度人口已经超过亿，并且其GDP已超过9万亿美元。
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印度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
例如，在家电领域，印度每年的彩电需求增长率保持在15％，空调需求的增长率更是达到了20％—30％；在通讯领域，2005年，印度的千人电话线路仅为条，虽然用户数量增长迅速，但与中国的千人电话线路条相比，印度通讯市场待挖掘的空间仍很大；从钢铁业来看，印度在2011—2012年的钢材消费量将达到6 000万吨，中国的钢铁企业如能成功投资于印度钢铁业，将更有利于中国钢铁企业的海外市场开拓。
[3]2.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实施本土化战略印度国民喜欢自己国家生产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单纯的出口贸易，在印度本土投资建厂，其产品更受印度消费者欢迎。
而且在印度研发和生产的产品能更好地适应当地需求，提高产品本土化程度。
例如：国内的彩电声音输出功率一般为100W到200W，而印度消费者普遍认为彩电音量越大质量就越好，中国投资印度的彩电企业根据印度消费者这一需求特点将彩电声音输出功率提高，就会有效地带动在印度市场的彩电销量。
因此，中国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中国企业对印度市场本土化战略的实施。
首先，此举能够贴近印度的客户，加快反应速度，更好地满足印度消费者的差异化、本地化需求；其次，可最大限度地缩短应对市场变化的时间，提高服务水平；最后，通过本地化生产及本地化采购，可以大幅加快物流周期，减少销售成本，从而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型动因分析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获得补充性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为战略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这类投资的母国大多是资源缺乏的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他们通过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投资资源开采业，然后再出口到母国以解决国内资源短缺问题。
中国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是获取印度较丰富的能矿资源。
中国属于资源种类比较齐全，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则相对缺乏的国家。
以森林为例，目前中国林木蓄积量有亿立方米，但人均只有9立方米多一点，考虑到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就不能对现有的森林进行大规模采伐。
再如，中国的金属矿产富矿少，贫矿多。
中国的铁矿石含铁量仅在30％左右，可以直接入炉的只占铁矿石总量的24％。
而国外的一些铁矿，含铁量高达50％，直接入炉的矿石总量占矿藏总量的90％左右。
再从石油资源上来看，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目前已较高，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赖度将超过50％，这将使中国的石油供应存在较大的风险。
因此，面对国内资源供求矛盾日趋突出的严峻形势，中国必须将眼光投向国外，积极参与国际资源开发与合作，以改善国内资源紧缺的状况。
而印度是一个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尤其是铁矿石储量较大。
印度已探明的铁矿石主要分布于中央邦、奥利萨邦、卡纳塔克邦和比哈尔邦。
中国通过对印度的铁矿石资源进行直接投资，可以提高对印度铁矿石资源的开采和使用权，改变铁矿石以进口贸易为主的供应方式，从而可以稳定铁矿石的供应来源和价格。
而且，由于印度钢铁工业整体水平不及中国，技术设备陈旧，中国可以采取合资方式在印度建立钢厂，由中国提供技术和设备，印度提供铁矿资源，产品销往中国或其他国家，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例如，2005年7月，中国中钢集团在印度成立了中钢印度有限公司，积极参与投资印度的矿山和基础设施，这提高了该企业开发资源和输出资源的能力，从而增加了收益。
三、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技术寻求型动因分析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指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个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环境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获得正常投资收益的同时，获得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技术。
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尤其是IT 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获取印度在相关技术领域的先进技术，这种动因的形成主要受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1.国内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有限中国企业在一些高新技术行业，如电子制造业，具有较大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但因缺乏核心技术，导致中国企业自有品牌的培育及其国际化过程屡屡受阻。
如在家电企业中，除了海尔等少数几个企业能够以自己的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之外，多数企业都只能以贴牌生产的方式赚取微薄的代工费。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企业对研发的重视不够及资金投入不足。
据统计，虽然中国是手机生产大国，但中国手机行业的研发投入平均只有国外同类企业的1／5。
因此，中国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只能占据利润较低的中低端产品市场，而利润较高的高端产品市场为国外企业控制。
激烈的竞争和微薄的利润又导致企业没有能力加大研发投入，从而形成研发低投入、低能力的恶性循环。
虽然通过“引进来”政策，中国引进了大量的国外投资以及相应的高端技术，但是这些技术紧紧握在国外跨国企业的手中，其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是很大，使得中国企业无法有效地进行技术获取和学习。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若要掌握更多、更先进的技术，拘泥于国内被动地等待外资的技术溢出，远不如走出国门，通过在技术相对先进国家或地区建立研发机构，第一时间获得最新技术来得有效。
2.印度在软件开发等产业技术领先，中国对其投资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印度虽然经济发展落后，却在过去的10年中形成了印度的“代工”产业——软件委外及研发。
印度人是发明数学的民族，再加上印度曾长期为英国殖民地，使得印度人具备了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英语表达能力，这都是软件开发所必需的能力。
随着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印度已逐渐成为全球科技研发和软件委外的首选地。
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印度的技术领先产业进行投资，将有助于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就制造业而言，印度对中国企业的诱惑并不在于成本优势，因为印度的研发成本与中国国内相差无几，恰恰是印度本地的软件人才资源和软件开发管理上的优势更具吸引力。
例如，中国华为集团就在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设立了研究所，并同摩托罗拉、微软等成立联合实验室。
截至2007年底，华为集团已申请的国际专利达到了1365项，位居世界第四，这在发展中国家企业中是最多的。
但在华为集团对印度投资的最初阶段，主要目的是学习先进的软件开发技术与管理经验。
虽然全球软件开发水平最高的是美国，但鉴于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壁垒，中国企业在印度比在美国更能学到先进技术。
在对印度软件开发的技术与管理模式掌握到一定程度后，华为集团在印度的投资从学习阶段向研发阶段转型。
2005年，华为在印度投资的研发中心开始进入产出阶段，在班加罗尔研发制作的软件，会以内部销售形式返还华为集团总部，再销往世界各地。
[4] 因此，对印度的技术寻求型投资，不但可以使中国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且可以绕开众多发达国家为中国设置的技术壁垒，从而为中国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规避贸易壁垒型动因分析随着在对外贸易上的迅猛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但是，由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再加上中国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外贸顺差额较大，因此，中国出口近些年遭受到的反倾销、反规避、反补贴等贸易壁垒有增无减。
而规避贸易壁垒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向目标出口国或不受贸易壁垒影响的第三国进行直接投资，合理利用原产地规则，达到避开目标出口国的贸易壁垒的目的。
中国许多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就是规避印度或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
1.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可以规避印度的贸易壁垒随着中印两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双边贸易摩擦程度有所加深，印度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也在逐年增加。
为保护面临激烈竞争的国内产业，印度已开始频繁地实施贸易保护措施。
近年来，印度不断地调整其高关税政策，但关税总体水平仍较高。
例如，印度的最高关税由400％降至50％，平均关税由87％降至27％，但目前较高的关税仍阻止了外国商品的进入，中国商品同样也难以进入，导致市场走私猖獗。
另外，非关税壁垒相当普遍，行政干预较多。
以印度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为例，除个别商品在10％以下外，大部分征收幅度都在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几百不等。
例如，2004年，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窄织布做出的反倾销初裁的倾销幅度就高达355％，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裁量要高得多。
面对高额反倾销税，中国的相关出口企业无法承受，最后不得不退出印度市场。
加之对印度反倾销法律制度缺乏了解，中国企业应诉率普遍较低，导致绝大多数案件以最终采取反倾销措施结案。
中国企业在印度反倾销调查中胜诉的比率很低，中国的纺织业和轻工业产品近两年逐渐遭受到的反倾销调查逐渐增多。
特别是在2005年取消纺织配额后，印度担心被美国和欧盟特保拦截的中国纺织品及服装转而涌向印度，因而在2005年连续对中国三项纺织品提起反倾销调查。
印度已成为美国之后最大的对华反倾销国。
对于这些情况，中国企业必须加以重视，必须寻找能够替代贸易投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