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服饰篇1.中国传统服饰中国传统服饰有两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

上衣下裳制，相传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这一传说可以在甘肃出土的彩陶文化的陶绘中，得到印证。

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

上衣下裳的服制，据《释名·释衣服》载：“凡服上曰衣。

衣，依也，人所依以避寒暑也。

下曰裳。

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

”上衣的形状多为交领右衽，下裳类似围裙的形状，腰系带，下系芾。

这种服制对后世影响很大。

衣裳而连属制，古称深衣，始创于周代。

《礼记·深衣》注称：“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纯之以采也。

”深衣同当代的连衣裙结构类似，上衣下裳在腰处缝合为一体，领、袖、裾用其它面料或刺绣缘边。

深衣这一形制，影响于后世服饰，汉代命妇以它为礼服，古代的袍衫也都采用这种衣裳连属的形式。

2.中国现代服饰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

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

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

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

①男装。

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

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

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

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

②女装。

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

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

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

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现代概念的时装与时装文化进入到中国寻常百姓家。

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一系列领导服饰潮流的西式时装像连绵的风，悄然改变着古老的中国。

小结：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又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它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外，还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

服装的款式与演变，服装面料的选用与搭配，服装颜色的选择与组合，特定场合着装的选筛与习惯，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和科技水平，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也烙有特定时代的印痕。

中国的传统服饰或许并不适合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但它却代表着那个时期人们独特的审美观念与生活情趣。

二．饮食篇1.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国传统饮食说起中国的饮食文化，它是一种特殊而又普通的社会现象。

说它特殊，是因食物、加工方式的不同，或地区、民族的差异，产生不同的饮食风味、文化风格；说它普通，是饮食不分人种、地位、国家和民族，它还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

菜肴分南、北风味，八大菜系；各个民族因风情各异，各有爱好禁忌。

菜系，也称“帮菜”，是指在选料、切配、烹饪等技艺方面，经长期演变而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方风味特色，并为社会所公认的中国的菜肴流派。

我国的菜系，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由于气候、地理、历史、物产及饮食风俗的不同，经过漫长历史演变而形成的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烹饪技艺和风味，并被全国各地所承认的地方菜肴。

菜肴在烹饪中有许多流派。

鲁、川、苏、粤四大菜系形成历史较早，后来，浙、闽、湘、徽等地方菜也逐渐出名，于是形成了我国的“八大菜系”。

2.中国现代速食理念传统食品向快餐的转化过程成为速食化，速食是以传统食品为基础，以食品科学向餐饮业渗透，烹饪走向科学化，两者相互渗透与结合的产物。

据说，不管肯德基还是麦当劳或者其他西方快餐连锁企业，为了在中国市场开创“大好”局面，都有专门研究特别适合中国人口味，让中国人喜欢的口味配方，以此作为企业开发重点。

另外就是研究开发一只鸡身上能长出多条鸡腿和多只翅膀的激素催生技术。

现在已经能催生到6条鸡腿6只翅膀了，但是由于是针对中国消费者——世界上最盲目无知的消费者，所以只是粗放式激素配方喂养，所以往往有一只鸡身上长有3条腿3只翅膀，或者4只，5只，6只等等不一而足。

过去把鸡翅膀和鸡腿切割下来运输到中国市场，其他身体部位还原成饲料。

现在又有企业为了减少成本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把这种鸡身体的绝大部分加工成鸡肉柳，也一并运输到中国市场倾销，因此而产生极大的经济利润。

外国人在获取极大利润的同时，我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和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却受到极大的伤害！三、环境篇雾霾，是雾和霾的组合词。

雾霾常见于城市。

中国不少地区将雾并入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现象进行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

雾霾是特定气候条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

高密度人口的经济及社会活动必然会排放大量细颗粒物，一旦排放超过大气循环能力和承载度，细颗粒物浓度将持续积聚，此时如果受静稳天气等影响，极易出现大范围雾霾。

2013年，“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

这一年的1月，4次雾霾过程笼罩30个省（区、市），在北京，仅有5天不是雾霾天。

有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与此同时，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

2014年1月4日，国家减灾办、民政部首次将危害健康的雾霾天气纳入2013年自然灾情进行通报。

雾霾天气易诱发心血管疾病，雾霾天气时气压低，湿度大，人体无法排汗，诱发心脏病的几率会越来越高。

它会诱发呼吸道疾病，雾霾中含有大量的颗粒物，这些包括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颗粒物一旦进入呼吸道病粘着在肺泡上，轻则会造成鼻炎等鼻腔疾病外，重则会造成肺部硬化，甚至还有可能造成肺癌。

雾霾天气时光照严重不足，接近底层的紫外线明显减弱，使得空气中细菌很难被杀死，从而传染病的概率大大增加。

雾霾天气时，由于空气质量差，能见度低，容易出现车量追尾相撞，影响正常交通秩序，对大家出行造成不便，在日常行车行走时更应该多观察路况，以免发生危险。

雾霾天气对公路、铁路、航空、航运、供电系统、农作物生长等均产生重要影响。

雾、霾会造成空气质量下降，影响生态环境，给人体健康带来较大危害。

小结：雾霾天气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总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不管不顾今后，等到食之恶果又开始摇旗呐喊，如此这般，才造就了今天恶劣的天气。

回想我们以往的碧水蓝天，我们人类必须为之负责。

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能丢。

四、人性篇“文学即人学”，“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文艺乃至艺术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展现人的生存状态，透视人的情感生活，理解不同人所具有的感情、欲望、个性及其差异短长，崇其善、扬其美、悯其弱、痛其恶，从而使读者的心灵和情感受到触动和感动。

诚如休谟所言，人天生有一种同情弱者，乃至悲天悯人的情怀。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中世纪，到资本主义，人类因为生就这样一种情怀，因而才会一步步改变其原始的动物本性，从基于生存本能的血腥杀戮、弱肉强食，一步步进化到尊重人权，敬畏生命，崇尚自由。

无论今天的人们生活在怎样一种社会之中，受到民族、阶级、党派怎样的影响，其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权的尊重，都日渐在超出其民族、阶级和党派的界限，形成一种只有进步人类才可能具有的善待生命的价值观。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已证实，人类成功迈入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飞跃性发展，首先就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而所谓文艺复兴，就是通过文学艺术，如小说、诗歌、美术、音乐等等，来讴歌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情感。

故文艺复兴其实就是中世纪神权统治条件下一次对人的认识的思想解放，是一次人性解放的运动。

甚至，现代（modern）一词，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

正是由于发现了人，而不是神才是社会的中心，形成了以人为本的观念，认识到个人利益是构成国家、民族利益的最主要基础，对个人及其利益的尊重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正是因为人们开始关注人性、人的权利及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人道主义的思想观念，“日心说”才会推翻“地心说”，神权才会让位于人权，才会有为争取“人生而平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政体的诞生，才会有康德所谓“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人本位理念，和马克思关于人类最高理想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以人的彻底解放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

由此或可看出，中国当今多半也正处在这样一种过渡时期，即文学艺术已经重又开始高唱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

虽然今日之中国还没有可能马上普及人性意识，但这种文化现象的日渐流行自然会潜移默化地洗涤人们的灵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当然，在整个社会依旧通行着传统的“政治正确”的原则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思想的极度混沌的状态。

一方面，我们上面提到的正在影响广大读者、观众悄然改变种种“大是大非”观念的文艺作品，多半都得到了官方人士，包括中共党史权威机关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称赞它们“真实”、“厚重”、“可圈可点”，“一定可以流传下来”。

另一方面，今日之中学历史课本和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仍旧延续着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说教。

现实生活中国共两党“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蒋介石的各种传记传奇铺天盖地，中国近现代史各种教材依旧告诉学生：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着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益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以工人、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是新兴的革命的力量。

前者所言所行一定反动，后者所作所为一定进步。

影响所及，今天仍会有不少网民激烈抨击人性观念，主张阶级斗争，社会中人对历史的看法肯定截然对立。

中国人对人性观念如此歧异，纯粹是政治的历史和政治的现实造成的。

但无论传统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思维方式有过怎样的优势地位，因为它们严重背离了社会存在的现实，因此其改变也是迟早的和必然的。

正如俞可平在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自建国以来，中国即不承认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同时大搞阶级斗争，使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进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直至进入家庭、进入工厂、进入学校”。

结果是，“我国传统的优秀道德被许多人抛弃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

人们正常的情感和心理被严重扭曲。

以至改革开放后很多年，讲人道和人道主义仍然会被视为政治错误，并会受到公开批判。

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代初，才开始发生改变。

这是因为，当时必须要面对开放所带来的与国际通行的人权观念的交流与交锋，因此，中国官方不得不同意在报刊上正面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

只是，对外谈人权是一回事，真正为人权正名还是另一回事。

这一过程又经过了十年以上的时间。

直到2004年，中国的宪法中才第一次写上了“公民人权”应该受到保护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