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LIAOYANJIU"□南通职业大学建工系杨红玉中国古代建筑，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辉煌的建筑成就。

本文从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的背景和韵意、表现特征等方面对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进行了研究。

中国古建筑建筑历史文化研究摘要关键词一、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的背景和韵意中国古代建筑出于各种原因，或毁于兵火，或灭于天灾，可以完整保存到今天为我们所欣赏的实为罕见，尤其以宋代之前的古代建筑为主。

在追寻中国古代建筑的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是借助其他相关资料来考察的，如遗留建筑、随葬品、壁画等以此来替代建筑实物作为研究支撑。

至于更早，连这样图画的支撑也无迹可循，只能依靠古代相关书籍和资料甚至通过文字中渗透的信息来勾勒当时的建筑形态，这也是研究古代建筑的一种重要的参考依据。

1.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的背景。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涉及描述建筑的文章有很多，其中不乏极富文采者，其行文用辞，流畅隽永，令读者怡然神往。

中国自古流传事物的林林总总，大体都是见于甲骨、竹帛和书籍，依赖文字传下为多。

中国文字为象形文字，可试图从古文字中追寻当时建筑的模样。

从单纯的文字来探寻当时建筑的形制是摸不着头脑的，从它们的组合之中是否更有把握，恐怕依然是不确定的。

在我们没有实物可供对比的前提下，单单依靠这种诗词歌赋来凭空想象是不可信的。

但这并非说古文不可解，在古典文献中，表示判断和描述事件过程是完全不同于还原建筑实体这一意图的，只要我们对比今天人们使用同一语言描述同一建筑的不同文章便可发现。

同样，古代文章中所叙述的建筑，即便略去作者的夸张，我们依然要小心翼翼地追踪语言的变化，或许才能复原其貌之一二。

2.中国古典建筑历史文化的韵意。

建筑在中国古代被归结为一种等级制度的体现。

将建筑作为等级辨别的手段，巩固和体现封建等级制度。

这样的限制导致在单体建筑中，抑制了营造者对建筑单体的创造力，使之转向于群体的组合。

如清代的园林和皇家陵园，从不拘泥于规矩轴线，格局高低错落有致，更讲究建筑互相之间、建筑与自然形式之间浑然的搭配，可谓“因地制宜”。

假如讲究建筑相互搭配是出于囿于建筑形态的僵化，“因地制宜”可谓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巧绝妙所在。

“地”之一字，即说明了建筑所限制的每种必备条件：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精力等；“宜”则表面非“权宜”，在特殊条件下，寻求最高境界、最好之意。

二、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的表现特征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一是表现在结构合理、容易加工制作的木框架结构上；二是表现在线条简单的大屋顶中各式各样的建筑形态；三是表现在“四合院”精彩的平面布局的空间意识。

中国几千年建筑文化可总结为九个字，即“木结构”、“大屋顶”、“四合院”。

中国古代建筑特征是精雕细琢、简朴婉约，堪称精品。

1.中国古代建筑结构———木结构。

中国古代建筑是世界上仅有以木结构为主体的建筑体系。

它的基本造型特征来自结构本身。

中国现已发现最早的木结构建筑遗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

据考古发现，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最少有三栋以上的干阑式建筑遗迹，其中一座长约23米，进深约8米。

木构件建筑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有榫卯，这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已发现的最早遗存。

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建筑主要分为抬（叠）梁式和穿斗式两种。

另外还有井干式，但它不是主要的结构形式。

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的主要形式是抬梁式构架，也是一种最为广泛应用的建筑结构形式。

用料较少的穿斗式构架，密列的立柱也便于安装壁板和筑夹泥墙，具有省料、省工、便于施工和经济实惠的优点。

因此，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各省，保留了大量明清时代采用穿斗式构架的民居。

这些地区有些较大空间的建筑，采取穿斗式构架与抬梁式构架相结合的办法：在山墙部分使用穿斗式构架，当中的几间用抬梁式构架，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2.中国古代建筑形式———大屋顶。

“大屋顶”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来说，几乎是一个历史奇迹———“大屋顶下的大一统社会”。

因此，在所有中国的古代建筑中都能找到一个最基本的形式特征———“大屋顶”人字形。

中国建筑的任何类型都是由民居住宅演变而来，以增加重复单位来解决人所要求的尺度和规模，外形基本都如一个篆书“人”字形，即双面坡屋顶。

“大屋顶”，中国古代建筑最明显的特征是这个人字形屋顶。

无论是住宅、宫殿，或是庙宇、寺观，无论是悬山、歇山、硬山、庑殿、卷棚，还是单檐、重檐、丁字脊、十字脊，不管是殿、堂、厅、轩、馆、楼、阁、榭、亭等，还是方的、长方的、圆的、角形、扇形、一字、凹字、工字、田字等组成的平面，或是三合院、四合院及像故宫的建筑群体，大屋顶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其通用性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成的基本法则。

它虽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有长有短，但总体形式上规矩、统一，这就是典型的“大屋顶”。

3.中国古代建筑空间———四合院。

中国人对内向型封闭空间的习惯要远大于对外开放式空间，使中国古代建筑形成了以“合院”为单位的封闭性组合体。

这种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的群体组合，构成了独特的空间形式。

早在殷商建筑遗址中就可看到四合院的布局方式，西周时期四合院布局已相当完整的，到了汉代，这种四合式院落已经很普遍了。

从隋唐时期的绘画、明器中就可看到这种前堂后寝的四合院式宅第。

对四合院布局，宋代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厅堂和卧室之间形成了“丁”字形的平面，堂寝两侧有了耳房或偏院。

目前，元代四合院虽无实物，但在元大都旧址上发掘出来的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中，还可看到这座遗址所反映的院落布局，它已十分接近近现代北京四合院。

到了明清时期，四合院的已经发展非常成熟，而北京的故宫就是由大小不等的许多四合院组成。

由此，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成为中国建筑中最典型的布局方式。

三、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的突破《华夏意匠》以一种转折的态势，打破了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59兰台世界2010·12月下中长期保持的沉静，带动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由单一的形制史学向多元化的体系转折。

这是由中国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的一种突破。

1.在建筑空间研究方面。

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率先涉及建筑空间理论的主要是园林，但近年来有关建筑空间的探讨，其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已超出了一般园林空间的范围。

有着眼于从外部空间研究中国名楼负城特色者的（蔡晓宝《也谈中国古代楼阁》）；也有从视觉功能考察论及中国古建筑和内部空间的（刘宝仲《中国建筑视觉艺术》、张家骥《独乐寺观音阁的空间艺术》）；既有用形式构成理论来研究中国园林空间的（彭一刚《古典园林分析》），也有运用系统论探讨古典园林意境的范例，并通过对“全隔”、“半隔”、“不隔之隔”的空间把握，达到对意境表达的系统性理解（金学智《苏州古典园林的遮隔艺书系统》）。

由此可见，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空间理论的研究，从量到质都有较大的突破。

2.在城市研究方面。

在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中，建立了以重点构成为基础、以文化源流为脉络的理论框架。

对于地方城市和中小城镇的研究，比过去那种静止孤立的都城研究别开生面，更具有开拓性，近年来所涉之广，亦前所未有。

从建筑学出发探讨城市客体原型的，有马世之《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等文。

此外，贺业矩的《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郑孝燮的《中国中小城市布局的历史风格》、陈桥驿的《<水经注>记载的城市地理》等文，均属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宏观研究。

这些研究的突出之处，在于将城市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不难看出，近年来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堪称硕果累累。

相比之下，于宫殿、坛庙、陵墓、宗教建筑等方面的探索反形逊色。

从发展来看，城市是错综复杂而又包罗万象的客体，近年来许多学者又孜孜不倦做了大量工作，故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是有可能发展为一独立的学科———“城市史学”的。

3.在古建筑保护研究方面。

古建筑保护理论在近年的逐步建立，可视为第三个突破。

对于古建筑及文物保护，随着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生态环境问题的突出及建筑创新问题的深化，人们已开始注重“保护”的“文化层面”，遂形成古建筑保护理论。

实际上，《历史文化名城建筑的更替》、《古都保护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与面临的挑战》等文，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从文化角度保护古城、古建筑的意义。

在维修和恢复古建筑的实践中，对于“修旧如旧”和“修旧如新”的争执在时代性与历史感的价值取向问题上，焦点还是“文化”。

总之，在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的认知下，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和空间布局，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

从宏观到微观，从物质到精神，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建筑独有的个性，这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

它以巨大的感染力，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中国建筑的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1]王鲁民.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M ].同济大学出版社.[2]中国建筑史[M ].建筑工业出版社.………………………………………………………………………………………………………………………………………………………"□辽宁社会科学院郎元智本文从促进东蒙古地区近代化的角度入手，结合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阐释这些政策对于东蒙古地区近代化的意义和影响，从中离析出锡良对于东蒙古地区近代化改革的主导思想，以期为锡良研究尽绵薄之力。

锡良清末东蒙古近代化改革摘要关键词锡良，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1]。

他是清末新政中率先上书倡导施行宪政的封疆大吏之一，“时醇亲王监国摄政，筹备立宪，廷议方注重集权。

锡良先疏请实行宪法，入都面陈监国，语尤切直，不省如故。

”[2]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施行“新政”，开始了“预备立宪”。

此时，锡良莅任东三省总督，在对于东蒙古地区的宪政改革上，不遗余力，例行革新，为东蒙古地区的近代化打开大门。

一、改革政治、扩大县权1.扩大县权、限制旗权。

清末的东蒙古地区施行盟旗制与府县制相结合的政治制度，蒙古旗民隶属于各个盟旗管辖，而汉族平民归各个府州县管辖，互不干扰。

然而随着清王朝对蒙古地区封禁政策的逐步废弛，汉人在蒙地垦荒种地的数量越来越大，加之一些蒙古王公也大量招募失去土地的汉民来蒙地垦荒，导致很多汉民依附于当地的蒙古王公，在其保护下隐匿户口，逃避税收。

更有一些蒙古王公自设捐税局，自己收取捐税。

比如科尔沁左旗、中旗的温都力郡王尤其扰民，设车捐一项就是官府征收的十多倍，形成了“各蒙古王公、扎萨克繁征重敛，恣意取求。

执政蒙员，损上掊下，取便私图，雠杀忿争，树立党徒，穷愚困累，匪盗鸱张”的混乱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锡良首先在东蒙古地区的地方权限上进行清理。

划清了地方官和各旗官员各自拥有的权力，规定所有粮食、租税均由地方官员征收，并按照征收的数额尽数上缴。

由蒙旗和地方官员一起重新勘测土地，一改以往由蒙旗官员自行勘测的做法，并把蒙古人或汉人的土地买卖权划归地方官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