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习语的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摘?要：习语是语言的特殊形式，它的特殊性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译界学者提出了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的理论构架，研究汉英习语的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问题可从语言和文化两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汉英习语；翻译；可译性；可译性限度一、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的理论依据“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1]奈达（eugene a.nida）关于翻译的表述强调译文除了要忠实于原文内容，还要忠实于原文的文体风格，以使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感受与原文读者对译文的感受达到同等效果。

翻译的实质是一种跨语言（cross-language）的转换活动。

从文化的角度看，翻译是一种以语音或字符为表达形式的跨文化（cross-cultural）的交流活动；从功能讲，翻译是以语言为工具沟通不同文化的纽带和桥梁。

承认语际之间的翻译是可能和可行的，是符合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的；承认可译性限度，即承认翻译困难和翻译局限性，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翻译中的所谓可译性，指的就是双语转换中的可译程度。

从理论上说，语际间存在着基本的、广泛的意义转换条件和手段，即“信息转换通道”（channel for message transferring）。

正是这种信息转换通道的存在，提供了语际交换的可译性。

刘宓庆[2]对可译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架构，提出了可译性的四点理论依据，即：认识所指的同一性及语义结构的同构原理（the principle of isomorph），思维形式的同一性，语法差异的规律性及语义系统的对应和文化的相互渗透性。

可译性的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共性。

人置身于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工具，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

尽管不同语言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的表达方式不尽相同，但是事物本身的存在是相同的，所以语言具有可译性。

此外，语言的基本规律具有共性和普遍性。

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受一定的语法规则限制，有自己的体裁，有不断吸收和创造新词汇来表达新生事物的能力，等等。

罗曼·雅各布森[3]认为：“任何认知经验及其分类在任何存在的语言中都能表达。

”也就是说，他认为各种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能力。

因此从语言本身而言，可译性也是存在的。

奈达根据语言交际功能提出：“如果译文读者对译文所做出的反应基本一致，那么便可认为翻译是成功的。

”这里他所提出的标准是“基本一致”，而不是完全一致。

因为根据他“人们产生和理解语言的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绝对一致”的理论，这种绝对一致的翻译是不存在的。

这里的“基本一致”明确地指出了“可译性不是绝对的，在翻译中存在着可译性限度”。

当语言各层次的“信息转换通道”（channel for message transferring）不存在或者不完全存在时，就限制了有效转换的完全实现，产生了可译性限度。

刘宓庆认为，可译性限度的理论依据在于同构的相对性及语言的模糊性和语际转换中的障碍。

语际转换中的障碍又包括语言文字结构障碍、惯用法障碍（usage obstruction）、表达法障碍（expression obstruction）、语义表述障碍（semantic obstruction）和文化障碍（cultural obstruction）。

而产生同构的相对性原因在于：第一，源出语所反映的外部世界是源出语作者头脑“加工了”的世界，这种加工往往带有主观局限性；第二，译者对源出语的理解、对其蕴含意义的领悟以及对其风格的体会与源出语有误。

可译性限度涉及语言文字的结构特征、语言的模糊性、思维表达方式惯用法的民族独特性、方法论的功能局限性和翻译的层次论。

二、汉英习语的可译性从语言学观点来看，习语指的是某些词组，它们在语法结构和语义上是个完整的统一体。

作为语言的特殊成分，习语主要来自人民的智慧和劳动生活，并且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背景、经济生活、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心理状态密切相连。

从国内名著《红楼梦》《水浒传》到西文的《圣经》，其中丰富多彩的习语言简意赅、形象生动，都表现了这一特征。

在一个民族的母语中，习语运用的目的在于加强语言的形象性、通俗性及艺术性，翻译者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它时也要较好地表现习语的这一运用效果。

汉英两种语言中有些习语不但有相同的意义和隐义，而且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形象或比喻，我们可以采取直译或借用同义习语的借用法来翻译。

如：汉语中的“纸老虎”直译成“paper tiger”，外国人不但能理解它的内在含义，而且意境传神，所以该词已经成为英语的正式词汇；而当习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相同时，我们可以采用借用法来翻译。

如英语中的“practice makes perfect”与汉语中的“熟能生巧”，“example is better than precept”与“身教胜于言传”等句子词汇都可以相互对应。

在两种语言中，除了以上这种情况，我们还经常发现喻体相似甚至相同、设喻形式也几乎一模一样的习语，并非完全对等。

这种情况我们通常采用意译的方法。

如：英语中的“bite off more than one can chew”和汉语中的“贪多嚼不烂”相比，形式和形象极其近似，但这句英语的含义更接近于“力不胜任”。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译为“一举两得”，比“一箭双雕”好得多，即使后者有相似的意象。

三、汉英习语的可译性限度（一）从语言角度看汉英习语的可译性限度1.语符表层形态的可译性限度语言文字结构上的独特是产生可译性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英两种语言中，语符表层的语音形式和词形存在着差异，不存在双语转换的信息通道，不能实现意义的对应。

汉英习语在语音、词形规律上迥异，某些语音、词形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不存在对应的形式，致使其成为翻译中的不可译因素。

如：“neck or nothing”（拼命），“wailand whine”（啼哭）。

英语的这些习语利用发音上的形似性构成谐韵美，利用词形的相同性构成形式美，在译成汉语时很难达到“等效”效果，从而出现可译性限度。

2. 语义的可译性限度比较而言，英语词义与表述方式比较灵活、抽象、含糊、不受语素形态的约束，对语境的适应性较大；而由“音、形、义”三维结合的汉字所组成的词语，往往受到语素形与义的制约，对语境的适应性较小。

这种差异，构成双语信息转换通道的堵塞，甚至丧失语义对应关系，从而影响习语的可译性限度。

如：汉语成语“树大招风”中，“招”是“招引”“招惹”的意思，英语中的对应词是“attract”“induce”“provoke”等，但是要与“树”搭配，就只能用“catch”（抓、捉）了。

“a tall tree catches the wind”这句话里“招”的语义特征丧失了。

此外，在英语“a bad workman quarrels with his tools”（手拙怪刀斧）中，“quarrel”因受到汉语语境的限制，不能与主语“刀斧”构成主谓搭配，翻译时只能引申为“责怪”。

3. 语用修辞的可译性限度在习语中大量运用的双关、歇后语、回文、并列的对偶结构等，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所产生的语言特色不能在语句中得到对等体现。

如汉语的歇后语“你别拾起个棒槌——当针（真）”，英语中的“needle”（针）和“to be serious”（当真）之间没有任何音形上的内在联系，翻译时如不加注释，就无法表达出其内涵。

再如汉语中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晴”中的“情”“晴”构成双关，却无法英译，只能加注。

（二）从文化角度看汉英习语的可译性限度1.生存环境和生活经验的差异对汉英习语的可译性限度的影响习语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它的产生和发展大多与当地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验息息相关。

例如，四面环海的英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因此，英语中存在大量有关航海、船、水的习语。

如：“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all at sea”（不知所措）。

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存繁衍，人们生活离不开土地，因而产生了大量与此相关的习语。

例如，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汉语中用“挥金如土”来表达，英语中用“spend money like water”。

2. 宗教信仰的差异对汉英习语的可译性限度的影响汉英语言中都存在大量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习语。

如：“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never been incense when all is well but clasp buddha’s feet when in distress）等。

很明显，这些习语中宗教的文化意象在译文中很难得到对等体现。

同样，在英语中，很多习语反映了英美人信仰基督教的文化背景。

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

不难发现，在翻译中，我们通常把“god”翻译成“天”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

3. 历史典故对汉英习语的可译性限度的影响由历史典故形成的习语，虽然结构简单，但大多意义深远，往往不能单从字面上去理解，而其丰富的文化背景通常会给翻译带来很大的障碍。

如汉语里“名落孙山”“东施效颦”，等等；英语里的“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比喻唯一致命弱点），“a pandora’s box”（潘多拉的盒子，比喻灾难的根源）等。

4. 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差异对汉英习语的可译性限度的影响同一客观事物，在不同文化里可以包含不同的价值，引起不同的联想，具有不同的内涵。

而这种差异给汉英习语的可译性限度带来影响。

譬如，汉英文化对待狗这种动物的态度的迥异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英习语的可译性限度。

汉语中与狗相关的习语大多含有贬义，如：“狗急跳墙”“人模狗样”“狼心狗肺”等。

而在英语国家中，狗被认为是人类忠实的好朋友，英语也常用“dog”来指人，并没有贬义色彩。

如“every dog has his day”（人人皆有得意时）。

四、结语汉英两种语言中都存在着极其丰富的习语。

习语是语言中富有表达力的因素，是语言的特殊成分，是浓缩的“文化”。

它的可译性是必然的，是贯穿翻译活动和语际交流的法则。

受语言本身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习语的翻译的确是一件比较困难复杂的事情，可译性限度处处可见，很难得到绝对忠实和对等的翻译。

因此，译者应在准确分析特殊语境下汉英习语语言符号意义的基础上，考虑汉英习语的文化背景，尽可能将习语的内涵翻译出来，降低习语的可译性限度。

参考文献：[1]nida eugene a，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e j brill，1969.[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9：98—134.[3]罗曼·雅各布森.雅各布森文集[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4]胡文仲.英语习语和英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5]于?洁，高?芸.不可译性及其转化策略[j].宁夏大学学报，2005（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