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安全困境等同于冲突螺旋 (e.g., Posen 1993; Kaufman 2000; Roe 2004) 或者将安全困境错误地简化成“承诺问题”(Fearon 1995; Lake & Rothchild 1999; Walter 2001; Toft 2003)。 仅仅将安全困境作为一个前提条件，一个自变量 。这是错误的静态的理解。 主要解释变量通常是单一的。比如，某些研究只探讨“族群的分布”对族群冲突 的影响。而另一些研究只讨论恐惧的作用；
From Dynamic Interactions of the Drivers to Elite Mobilization
“不满”、“恐惧”和“仇恨”这三种心理驱动力存在相互 增强的效果，因为这三者都暗含了“期望改变”的心态。 “能力”可以增强三种“不满”、“恐惧”和“仇恨”这三 种心理驱动力。 任意一种驱动力的出现或增强，都会导致其它业已存在的驱 动力的增强。则族群间的安全困境越容易被恶化。
Oil/gas The nature of terrain occupied by the minority groups Hatred vs. material capability Ethnic power relations (EPR), other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come gap between the discriminated group and the dominant group
文献回顾及批评
以回归分析为核心的定量研究受其研究方法的限制，通常只能分析 变量间的相关性，而缺乏对过程和机制的关注。 不同的定量分析研究使用的数据和操作化方式不一样，且定量分析 的技术处理上仍旧存在缺陷，加上对理论构建的关注不够，定量研 究结论往往是大相近庭，这就导致定量研究无法提供清晰的理论 (比 如Cederman et al 2007; Fearon et al 2007）。 定性研究往往只关注非常有限的因素对族群冲突的影响。许多研究 都是静态的（只有起初因素），没有机制和过程。部分研究虽然包 含了对机制的分析，但未能厘清机制与因素的关系 无论是定量和定性研究，大多数都采用线性思维来理解复杂的社会 事实。Existing studies have failed to grasp the possibility that political processes can change the composite of initial factors, and these changes can then come back to shape social outcomes. 目前的一些（所谓的）定量和定性方法结合的研究都没有深刻的理论 思考（比如Toft 2003），比较粗糙。 只有将定量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结合使用，并且提供既有因素、又有 机制和过程的解释理论，才能够提供更多的知识增量 。
族群冲突中的心理因素
Horowitz (1985):“对灭绝的恐惧” ;“相对价值的竞 争”;“族群冲突中充满激情的、象征性的和忧虑的一面”。 长期以来，定性研究者常会度量族群群体心理情感 (ethnicity/ethnic consciousness)。族群冲突的最新研究成果 仍然将“心理”作为核心要素之一:“仇恨”(Kaufman 2000; 2006); “恐惧”(Mcdoom 2012); “不满(resentment)/(honor) 尊严/荣誉” (Peterson 2002, Lebow 2008). 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分割性的、非此即彼的”：我们依然 不能理解驱动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是否相互影响，如何相互 影响，进而如何共同的调节族群间关系 除了对“恐惧”的物质因素来源探究的比较充分外，对其他 心理驱动力（仇恨、不满）与物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 这些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族群冲突缺乏实证讨论。 而且， 而且，这些讨论通常都没有和安全困境紧密联系起来。 这些讨论通常都没有和安全困境紧密联系起来。
目前的三步曲和进一步的计划
Tang 2011：指出这一远大目标的可能性，并且展现这一个远大目 标的可行性（非系统性证据支持）。 王凯、唐世平（2013）： 通过比较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和前南 斯拉夫的分裂这两个典型案例（pathway cases）, 展现这一个远 大目标的可行性（系统性的证据支持，非定量） 熊易寒、唐世平：在Tang（2011）和王凯、唐世平（2013）的基 础上，比较四个国家【印尼、尼日利亚、伊拉克】的案例比较 （非定量）。展现油气资源的地点和发现时间对于族群冲突的爆 发和冲突的烈度和持续时间的影响（纳入时间和空间）。 正在进行的工作 构架一个全球性的“油气资源和族群冲突”的数据集。 构建一个全球性的“族群政治指数”。这个指数可以用来作自变 量，也可以用来作因变量。更重要的是，这个指数有一定的预测 能力：预测某个国家和地区爆发大规模族群冲突的可能性。 接下来：进一步探讨族群冲突的爆发和延续（略去）
在一系列的著述中，Tang （2009；2010；2011）纠正了这些错误。更 重要的是，Tang (2011)强调，安全困境机制（理论）不仅能够整合无 政府状态下的相互恐惧，而且可以将资源、地理、历史、国家制度 安排、政府政策以及政治精英的角色等因素，通过四个心理学的桥 梁（利益、恐惧、尊严、仇恨）融入进一个整合的“机制+因素”解 释框架。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 因素”分析框架将扭转族群冲突 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碎片化” 碎片化”的趋势， 的趋势，进而整合所有和族群冲突有关的因素， 进而整合所有和族群冲突有关的因素，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构建一个广义的族群冲突理论。 从而构建一个广义的族群冲突理论。
族群间的安全困境：既有研究的问题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核心 理论。但是，长期以来，它的意义和潜在的解释能力没有被认识到。 Posen(1993) 年首先将“安全困境”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引入族群冲突 研究领域，但是，长期以来，研究族群冲突的学者对这个分析工具 的使用仍然存在几个显著的问题。别是：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2013-11-02
已经发表的和正在进行的工作
Shiping Tang, 2011.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toward a dynamic and integrativ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51 (3) 王凯、唐世平，2013. “安全困境与族群冲突：一个因素+机 制的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 熊易寒、唐世平，“石油、地理、历史与族群冲突： 四个国家的比较分析”，大致完成 李辉、王凯、唐世平，“石油、地理、历史与族群冲突： 1945-2010”，正在进行 Ethnopolitics, 1945-2010: A New Dataset (1945-2010全球族群 政治的数据集构建)（PI：唐世平，参与者：王凯等）
迈向一个族群冲突的广义理论
Tang (2011)强调，安全困境机制（理论）不仅能够整合无政 府状态下的相互恐惧，而且可以将资源、地理、历史、国家 制度安排、政府政策以及政治精英的角色等因素，通过四个 心理学的桥梁（利益、恐惧、尊严、仇恨）融入进一个整合 “安全困境/机制+因素” 的“机制+因素”解释框架。这样的“ 因素” 分析框架将扭转族群冲突研究领域“碎片化”的趋势，从而 构建一个广义的族群冲突理论。这样的一个理论可以整合所 所 有和族群冲突有关的因素，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基本研究设计：以“安全困境”的机制为主轴，而不是以因 素为出发点。先对因素进行分类和分层（同时进行），探讨 某一个因素如何影响（利益、恐惧、尊严、仇恨中的)哪一个 motive，然后通过影响（能力、利益、决心），进而推动族 群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用安全困境机制把这些因素（通过 心理学的桥梁）连动起来。
族群间的集体“恐惧”、“不满”和“仇恨”的存在及其强度 构成了族群问题在社会中的“显著性”（salience），族群问 题“显著性”的上升可以进一步增强精英的“族群动员能力”。 其次，精英的“族群动员能力”的越高，精英就有更多的意愿 “投资”族群冲突来获取政治权力和地位，而不是民主制度建 设和经济发展，从而导致三种心理驱动力的强度被迅速增高。
族群冲突的起因(onset)和持续(duration)
Existing studies have often failed to appreciate that different factors may have different effect in different stages along the paths leading to ethnic conflict. Instead, they have often assumed that factors have monotonic and linear effect on social outcomes (e.g., Fearon and Latin 2003; Collier and Hoelffer 2004. For an earlier critique of this assumption, see Kalyvas 2008).
族群冲突背后的动机和机会？
研究族群冲突和内战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开始认识到 区分群体行为背后的“动机(greed and grievance)”(如，资源、 仇恨、不满)和促成群体行为的“可行性(feasibility)”(如，政 府垮台、政治自由化 、地理上的根据地 、资源)[Collier and Hoeffler 2004; Collier et al 2008。这些研究几乎完全是定量分 析，它们的理论贡献通常是碎片化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其实，无论是结构性，还是物质性的“机会”，归根结底都是 一些因素，使用“机会” 非“因素”反而造成了理论上的混 乱。而且“机会”其实包含了：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两个部分。 动机同样是重要的：不能将动机和能力以及外部环境两个部分 对立起来看待（Tang 2012, attribution theory) 使用“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代替“动机-机会”)能够帮助 我们更好地厘清因果关系链条，并将所有可能的因素通过安全 困境这一个机制“串”起来，构建一个真正动态的广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