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中的地理学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

《易经》在历史上被称为六经之首，到科技发展的今天，仍然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的文化瑰宝。

在《易经》的百花园中，有益于指导人类趋吉避凶、除祸得福的莫过于“生态环境地理学”。

“生态环境地理学”古时称为“堪舆学”或“风水学”，它既与易经文化紧密联系，又独立存在，并有效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由于它深刻的科学性，有效的实用性，现已被世界各族人民所接受，并奉为至宝。

生态环境地理学以风与水的关系揭示宇宙中气场流量对人类和生命物质生存发展产生的影响及其规律，是古代的一门有关生气的术数，只有在避风聚水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生气。

清代风水学家范宜宾曾说：“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而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

”《辞海》中的解释是：“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

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

也指相宅、相墓之法。

”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不应该将风水与迷信划等号。

风水是建筑物的景观评价系统，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简单武断地为其下迷信或科学的结论。

其实，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从古到今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范围包含住宅、办公(生产)场所、宫室、寺观、商铺、陵墓、村落、城市等诸多方面，其中仅把陵墓称为阴宅，其余都称为阳宅。

纵观历史，先秦是风水学说的孕育时期，宋代是盛行时期，明清是发展时期。

本世纪以来，风水学在旧中国大有市场，解放后理论上受到沉重打击，实践中却还不断在运作。

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风水的重视以及它的适用性，使风水这门古老的学科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最近台湾学者又对风水提出了新的定义，即风水是“地球磁场与人类关系学”。

就此，大有将风水抬高扶正的趋势。

从现代科学理论来看，风水学是地球物理学、宇宙星体学，地球磁场方位学、水文地质学、环境景观学、生态建筑学、气象学和信息学等学科的综合。

我认为，在论及风水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传统的风水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要充分理解和吸收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

风水的宗旨就是理气，理气就是寻找生气。

这个生气，不等同于空气。

依据射电天文学家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它属于宇宙间的微波辐射，也包括星体的电磁辐射，光的本质是电磁波，而光是肉眼可见的、俗称七色光的那一小部分电磁波，主要是太阳的光。

这应该是风水学中最基本而又最神秘的内容。

可以说，今天的科学揭开了风水的神秘面纱。

如果有谁还对风水抱有怀疑，应该想想指南针为什么老是指着南方，而非其它方向呢？因为东南西北四方以及四隅的电磁波的能量是不同的。

我认为，有生气之地应该是避风向阳，流水潺潺，草木欣欣，鸟语花香的地方；经商的旺铺，应该是合气、合风、合光、合水、有人气的地方。

（作者：沈文卓，吉林省易经学会常务理事）洪堡德被公认为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在其他一些学科如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海洋学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由于洪堡德的科学活动和学术思想，才使得千百年来纯经验性的地理描述，进入到科学的行列。

洪堡德注重实践观测也善于创新思索，他总是试图将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进行综合的分析和比较，以至于他不得不携带几十种不同的仪器来完成他心目中的考察目标。

于是，一个个的科学发现上的“第一次”出现了：第一幅全球等温线图由他绘制完成；最先发现了植物分布的水平分异性和垂直分异性；第一次用图解的方法来研究洋流；首创“磁暴”这一名词；第一次科学地分析了温度随海拔升高而降低的规律等。

洪堡德的《宇宙》和李特尔的《地学通论》两书的问世，被公认为近代地理学形成的标志。

世界最早的历史图集世界上最早的历史图集是在河南洛阳编绘成的。

据历史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一部地理名著--《禹贡》，把全国分为九州，然后分州叙述各地的山川、湖泊、土壤、物产、田赋、贡品和交通等情况。

到了魏晋期间，因为年代久远，《禹贡》中所记载的内容已经变化，于是，裴秀便参考收集到的历史地图，结合晋朝的行政区划，在详细考证古今地名、山川和疆域的基础上，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

裴秀，字秀彦，魏晋时期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生于公元223年（曹魏黄初四年），原任魏尚书仆射，公元265年(晋泰始元年)，晋灭魏后出任晋朝司空（相当于宰相），当时京都在洛阳。

他领导和亲自参与历时数年完成了历史名著《禹贡地域十八篇》。

他在该图序言中提出了《制图六体》："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辩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这里，裴秀提出了绘制地图应该遵循六条基本原则。

其中：分率就是比例尺，准望就是方位，道里即是距离，高下就是相对高度，方邪就是地面坡度起伏，迂直就是实地的高低起伏距离与平面图上距离的换算。

今天地图学上所应考虑的主要因素，裴秀几乎都考虑到了。

《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不仅绘有新的郡国、府县政区划分，居民地的位置而且把古代的九州、历史上各王朝曾经举行会议的会址、签订条约的地点和古地名等，皆一一标示出来。

在他之前不久，有人绘制了一幅《天下大图》，规模宏大，据说"用缣八十匹"，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不便携带、阅览和保存。

于是裴秀运用制图六体的方法"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缩绘成约为一百八十万分之一的《地形方丈图》，这样就简便了。

裴秀的《制图六体》理论，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学纲要，也奠定了中国古代制图的理论基础。

他绘制的《禹贡地域十八篇》是当时中国最精详的历史地图集。

他所缩绘的《地形方丈图》一直流传应用了好几百年，裴秀在地图学方面的杰出成就，不仅在我国地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世界地图史上也占有突出的位置。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北魏时郦道元所著，是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在我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其内容包括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

在自然地理方面，所记大小河流有1252条，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濑、湖泊等等都广泛搜罗，详细记载。

水经》是中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

旧传为西汉桑钦所作。

经清代学者考证，大概是三国时人所作。

原书列举大小河道137条，内容非常简略。

郦道元就力之所及，搜集了有关水道的记载和他自己游历各地、跋涉山川的见闻为《水经》所注，对《水经》中的记载以详细阐明并大为扩充，介绍了1252条河流。

注中除记载水道变迁沿革外，还记叙了两岸的山陵城邑、风土人情、珍物异事。

凡北魏以上的掌故、旧闻都可以得到考证。

单以兵要地理资料一项而言，全注记载的从古以来的大小战役不下300次，许多战例都生动地说明了熟谙地理，利用地形，争夺桥梁、险道、仓储的重要性。

《水经注》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

地理大发现英文名称：the great discoveries of geography;great discoveries geography定义1：西方历史学中对15～17世纪欧洲航海者发现新航路的通称。

应用学科：地理学（一级学科）；历史地理学（二级学科）定义2：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等事件为代表的15～17世纪欧洲国家进行的海上新航路的开辟和对其已知世界以外的地球上新的地理单元的发现。

应用学科：海洋科技（一级学科）地理大发现的条件条件：第一，航海技术的改进和地理知识的增长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和阿拉伯的罗盘针、航海知识与地理知识的西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海上武器和军事技术的进步使西欧人日益获得征服神秘海洋的信心与手段。

第三，银行业、信贷业的发展以及股份公司的出现给西欧商业带来了活力，加强了西欧向海外商业探险以及向海外殖民扩张的力量。

第四，专制政府的支持。

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共同走在了海上探险活动的最前列，并支持了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等著名航海家的海上探险活动。

埃拉托色尼埃拉托色尼被西方地理学家推崇为“地理学之父”，除了他在测地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第一个创用了西文“地理学”这个词汇，并用它作为《地理学概论》的书名。

这是该词汇的第一次出现和使用，后来广泛应用开来，成为西方各国通用学术词汇。

丈量地球的周长关于地球圆周的计算是《地球大小的修正》一书的精华部分。

在描绘新的地球《地理学概论》一书致力于研究有人居住的世界。

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先是一段简短的绪言，对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历史的回顾，然后着重阐述地球的结构和演变以及水的运动（潮汐、海峡中的海流等）；第二卷为数理地理学。

主要探讨天空、大地和海洋的形状和结构、地球的区域和地带的划分以及已知世界的范围等问题；第三卷是论述世界地图的改绘，包括一幅新编绘物世界地图以及区域描述。

埃拉托色尼的这本书总结了古希腊地理学的成就，标志了这个时期地理学的最高水平，是古代地理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文献。

中世纪地理学发展中世纪西方地理学进入中世纪以后，科学在神学的压抑下发展很慢，而且被歪曲和颠倒。

基督教寺院的学者们，他们不是去科学的分析观察地球，而是竭力把各种文献资料和发现事实与《圣经》、《创始记》中的经典协调起来。

他们阅读拉丁文，对古希腊的资料很少了解，翻译过来的文献也不去研究发展，托勒密的地心说成了中世纪基督教地理学的权威，对亚里斯多德的"热带不能居住，黑人是晒黑的，回到温带还会变白"等错误的地理思想一直深信不疑。

地图也在原来的基础上退化了，相当正确的已知海岸线划定也不见了，代之以纯属幻想的T—O 图。

如果说西方中世纪地理学还有些成绩的话，要算是一些旅游观察和后期的一些学术闪光之处。

1096—1270 年间，欧洲基督教组织了八次十字军远征，每次都以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的圣墓为目的。

十字军是从欧洲各地招募来的，战争结束后幸存者又返回欧洲各地，他们带回了大量的异国的自然风光、风俗人情，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

居住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维京人，于公元9 世纪到10 世纪漂渡大西洋发现了冰岛、格陵兰岛。

公元1000 年又登上纽芬兰岛和北美大陆东北岸。

他们是欧洲人中最早发现新大陆者，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一发现未得到人们的重视和注意。

中世纪作为个人旅行家最著名的要算是马可·波罗（1254—1323年）了。

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人，17 岁时（1271 年）随父亲、叔父到中国长途旅行，并在中国留居17 年，受命于大汗，当过中国元朝的地方官吏，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