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导言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书，在很多正统哲学学者眼中都算不上是一本好的著作，更遑论是一本好的哲学史了。
这大概与罗素个鲜明的个人作风，不加掩饰的独立臧否和较为特立独行的行文风格有关。
然而，在学习了其他较为正统的哲学史和哲学理论（如门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等）之后，回过头来看罗素这本文字优美、简洁流畅且角度独特的哲学史，却也别有一番收获。
在此，笔者略过通常较为引起，尤其是中国的哲学系学生关注的古希腊部分与近现代哲学部分，选择其卷二，即天主教哲学一章进行阅读和思考。
按照罗素的定义来说，这一时期包括了上起奥古斯丁，下至文艺复兴之前的时间阶段。
这是欧洲思想与文化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此前与此后，希腊精神（以及与其有关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形态等）都较为显著地统治了西方人的生活；而这一漫长的，经常被冠以黑暗、蒙昧等形容词的历史时期却在西方社会的核心深处打上深刻的希伯来烙印。
两种文化根源在发展过程中彼此交缠融会，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西方模型。
忽视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或者给其一个较低的评价，是无法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今日西方人心中一些根深蒂固的，几乎成为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的东西的，哪怕这一时期的哲学从任意角度来看也与其他时期显示出更大的不同。
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或者宗教）的关系不断引起思考和争论，也给历来的哲学史撰写者增加了难度。
为了避免一种陌生与无目的的盲目（也许与中世纪的世俗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同等盲目），罗素首先考察了教会制度以及教皇制的成长。
以次为开端，不但僧侣们在修道院中苦思冥想所得的见解得到关注，中世纪的普通人群或说是平信徒们的思考和信念也通过教权王权之间彼消此长的大势得到了间接的体现。
第一篇教父1、受虐：有关犹太人在教父篇章的一开始，罗素便为我们描绘了整个犹太民族从诞生、繁衍、生息至今的整个过程。
当然，由于史料的缺乏，许多相关资料我们除了从圣经旧约中获得之外，别无他法。
我们可以暂且将亚伯拉罕同意为犹太人的祖先，然而，要剔除耶和华在旧约中的各种或明或暗的影响而将纯粹的史料剥离出来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至少，大多数人都承认所罗门王和大卫的存在。
那么，在以这两位人物的事迹为民族辉煌的最高点的犹太民族，拥有哪些特殊的民族性格与民族力，并借助后日的基督宗教而传绵不息呢？罗素列出了这些要素，它们分别为：1）一部圣史（即旧约）2）上帝的选民3）关于“公义”的新概念4）律法5）弥赛亚6）天国确实，这些因素构成了犹太教与基督宗教共同的骨架。
任何一点的缺乏都将导致整个宗教神学系统的不均衡与不完善。
仔细阅读有关篇章和资料，可以发现，事实上有一条主线贯通了这六点要素。
这条线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民族特征，也可以干脆说成犹太民族本身。
如果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可以将其列为一张精细而立体的表格；然而从远处汇聚地观看，它又确实成为一个可以辨认的形象。
就好比我们说到“犹太人”这个词汇时，本身包含的一切语义和感情，又比如我们用“菊与刀”来象征大和民族，把中国人和陶瓷、丝绸联系在一起看待一样。
从历史的源头，我们便可以发现，正是层出不穷的苦难造就了犹太人的历史，同一意义上，造就了基督宗教的本身。
前1800左右，亚伯拉罕率领他的闪族后裔到达了迦南之地。
100多年后，大饥荒使他们举族外迁，依附于富庶强大的埃及人。
前1300左右，著名的出埃及记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上演。
扫罗时期，犹太人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统一国家。
短暂的辉煌过后，前6C时巴比伦两次攻陷耶路撒冷，制造了至今仍在犹太人心中留下永恒伤痛的“巴比伦之囚”。
辗转为波斯人、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塞琉古王国统治，最终犹太人的命运被抛向了伟大的罗马帝国。
傀儡王时期，撒都该、法尼赛、艾赛尼和奋锐党的明争暗斗中走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耶稣。
然而在嫉妒宗教走向世界之后，再也没有人将基督宗教的辉煌与犹太人等同起来。
几千年过去了，颠沛流离的犹太民族直到20世纪才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这样的民族历程无疑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历史久远的民族都更浸透了苦难和艰辛。
正象强大可以带来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一样，长时期的苦难经历也会给一个民族的个性带来深重的影响，甚至加以扭曲。
弗洛伊德主义的学说认为童年时代的经历使一个人全部行为和性格的根本动机与肇因，那么，一个民族早期的历史经历也有相似的效果。
重压之下必定改变原有的形状。
不在压迫下反抗，就在压迫下扭曲。
犹太人既选择了积极主动的抗争和起义，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命运所赋予的个性——他们严守律法，在他人的鞭笞之前先以最严苛的尺度鞭笞自己；他们沉默顺从，谨守一神宗教，对于神的命令从不以任何道德和理性的标准加以怀疑，甚至可以亲手将自己的亲生子献祭；他们不寄更多希望于现实生活，而希望在永恒的天国得到善恶的酬报，伸张神圣的正义；他们不相信人可以自我拯救，而固执地认定只有弥赛亚才能带领他们走出苦海，战胜仇敌。
可以说，充斥在犹太要素地基督宗教意象中的审判、鏖战、称义、惩罚等等，都是现实生活中犹太人不断遭受显示的审判、迫害、断罪、刑罚的变形。
关于天国、来世、以及基督（救世主）的一整套信念构成了犹太民族共同的梦境。
这个梦境代代相传，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贯注刀了犹太宗教之中，又被同样受到国家暴力机关的威胁和恐吓而心有余悸的罗马人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民所接受，才成就了基督宗教最终在西方世界的一统天下。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犹太民族是有受虐倾向的民族，而基督宗教是有受虐倾向的宗教。
在理论上来说，受虐的原因可以归结到以现世的苦难换取永恒的喜乐这样堂皇的主题，然而，事实上，同个人的受虐狂一样，持续的虐待本身就足以构成渴望受虐的原因。
也就是说，虐待倾向是可以人为培养的，这与道德的纯洁和高尚无关，哪怕此后正统的定义将其合理化到极度的纯洁和极度的高尚的程度。
2、交媾：圣奥古斯丁的哲学与神学在此不必探究为何著名的神学家必然也是高尚的哲学家这一问题。
事实上，纯粹的宗教实践家不乏其人，比如我们日夜念祷其名的耶稣本人就是以行动说话的典范。
然而，任何一种宗教，在其发扬壮大的过程中，必然会暂时或永久地陷入到理性的领地中去，从而使其自身不同程度地成为了形而上学的一个门派，虽然这种关系反过来也一样能够成立。
圣奥古斯丁，从宗教精神上来说也是一个明显的受虐分子，他（与当时许多人一样），将自己幼年时候的调皮淘气看作是一种可怕的罪恶，因此才在其实并未悔改许多的成年时代写出了《忏悔录》这样的著作。
有些《忏悔录》是十章的篇幅，另一些较为完整的版本则包涵了几乎纯粹是哲学讨论的第十一章。
——基督教的“时间”，既非东方那样是一片混沌或者周而复始的轮回圆圈，也非无始无终的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有清晰两端点的射线：一端记载于旧约第一章《创世纪》，一端预言于新约最后一章《启示录》。
“那么什么是时间呢？”不止我们，无数人这样问过，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位圣奥古斯丁本人也这样问过。
至于他的回答则是：实际存在的，既非过去也非未来，而是现在。
只有在时间点的本身时间才存在并能够被感知，被测量：过去不过是片片回忆，未来不过是种种期望。
这无疑是个纯哲学的问题。
后世无数哲人重复着这一领域的探索，伯格森、海德格等都是时间的忠实观察者和阐释者。
然而，奥古斯丁的特征就是他能够将哲学神学，随手拈来，合而为一。
他的理论认为，在上帝创世的同时也创造了一切观念和范畴，包括时间。
在创世之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根本没有时间这个概念，甚至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无论是实体还是非实体，存在还是非存在，可能还是非可能，一切都是彻底的“无”。
上帝就从这无中创造出有来，创造出世界万物。
I`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I`m the first and the last;I`m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那么，上帝本身又是什么？有还是无？——上帝不在这范围内。
他是“不可思议”者，他不可被理解，但可以被讨论——当然，这已经是后世哲学家的命题了。
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说的是佛教。
不错，谈空说有是禅宗的强项，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他们早就对世界的本源做了“有”和“无”两方面可能性的讨论。
最终他们不能接受无中生有的说法，就好像我们使用这个词语的最基本意思一样。
在这一点上，基督教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
时间是相对的，但是对于“我”而言，它仍然是错综难解的，是以它是主观的。
——难以令人信服的论断，但是却合情合理。
罗素这个撰述者此时跳出来，果断地指出了这一论述的卓越性，他认为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不仅起启发了康德的灵感，更比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在完整性上更胜一筹，因为奥古斯丁不禁提到了“我思想”，也提到了“我行走”。
除此之外，奥古斯丁的伦理学观点指导下的各种细微的神学论述也很令人着迷。
面对许多在罗马被蛮族攻陷时期惨遭强暴的处女，他这样说道：“别人的情欲是不会玷污你的。
”放在很多虚伪而丑恶的礼教分子眼前，这句话真可谓是熠熠生辉。
但是话锋一转，奥古斯丁仍然认为，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也许基督的本义是要人珍惜神创造并赐予的肉体，但是从特别的角度来看，这又是另一种施虐与受虐的游戏，因为死亡从来就只是一种消极之中最积极的解脱方式，却从来不曾是受虐者的最高追求目标。
当然，一切关于强奸与被强奸者的辩护中，仍有一条至关重要却令人捧腹：被奸者不得乐于受奸。
这与基督宗教的一贯原则：性爱可耻一致；同时，也与基督宗教潜在的一贯表情：快乐可耻一致。
性交本身如若不包涵感情，并无罪恶。
那么，难道要以理性来性交么？与犬儒学派一样，奥古斯丁严厉要求人们与自身本性背道而驰，因为，另一边才是上帝之城。
除此之外，奥古斯丁还探讨了关于占星术，关于天使，关于复活等等的细节问题，这些问题倒是纯神学的，可惜并不如其他部分一样精彩和吸引。
最后，罗素的身影又一次浮现：他将一些东西作了有趣的对比。
第二篇经院哲学家1、教皇VS皇帝整个第二篇章以教皇制的兴盛为开始，以教皇制的没落为结束。
我们知道，“教皇”一词，是中国人的特别创新，既包含了“教”之圣洁，又兼有“皇”之尊贵，这个译名要比英文或拉丁文原文作“牧养者”或“父亲”并加以大写的那个词汇要更加传神和贴切。
和秦始皇的那个“朕”一样，原本这个词语是某些宗教人士的通用名称，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才逐渐成为罗马主教的专用称呼。
至此，“罗马主教”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词汇淡出，慑人眼目的变成“教皇”这样一个霸气十足、光芒四射的词汇。
历史上有着无数的罗马主教，也有无数的教皇。
当然，其中也有天纵英才，将教会发扬光大，让教民安居乐业的英明人士。
当年，“上帝之鞭”阿提拉兵临罗马城下，让整个欧洲谈黄祸而色变之时，正是一位勇敢的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出面与之谈判，才避免了已经疮痍累累的罗马城经受又一次的劫难。
当时他们在罗马城外谈判了些什么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得知，若无什么重大历史发现，可能会成为人类的又一个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