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犯罪问题浅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犯罪问题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存在着众多的犯罪问题。

犯罪问题的复现与作家自身经历、所处社会背景及其宗教原罪观念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区别于传统的侦探小说，他在犯罪问题处理上呈现出某种独特性，主要表现为他热衷于揭开人物内心的隐秘，表现罪犯的双重人格，以及对犯罪行为的偶合处理，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作家个人的艺术追求和崇尚神秘的宗教情结。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犯罪问题双重人格宗教情结“爱能拯救世界”，“爱能征服世界”。

这是十九世纪忧国忧民的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坚定信仰。

十九世纪的俄国，在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观念也乘虚而入，侵蚀着斯拉夫人传统的道德文明；与此同时广大俄罗斯下层人民在沙皇政府和农奴制度的压迫下，生活日益贫困艰难。

畸形的社会造就畸形的事物，刑事犯罪率激增，道德堕落等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日益突现，使作家迫切地感到需要一种力量，来净化人类的心灵，拯救千千万万罪孽深重的灵魂。

然而面对残酷的现实，直面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如何应对，下面我们就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以及他的作品来深入探讨一番。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人。

对此，俄国文学历史上也存在过斯特拉霍夫和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争论。

尽管公婆各持一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斯特拉霍夫作为陀氏“非常”时期的密友，安娜作为作家十四年的妻子，他们对陀氏是十分了解的，而各自站在自己的主观角度，对陀氏进行描述。

斯特拉霍夫曾写到：“他身上非常清楚的显露出一种独特的双重人格，它表现为一个人醉心于某种思想和感情。

”①而安娜则认为自己的丈夫干什么都好走极端。

一方面在自己一生中有那样的勇气忍受了各式各样的苦难（在要塞里监禁过，上过断头台，流放，亲历亲人的死亡）；另一方面，又不能忍受戒赌的痛苦，没有足够的毅力控制自己不去赌博。

这是与他的高尚性格极不相称的。

他是善与恶，爱与恨，灵与肉，理智与情感，天使与魔鬼，赌徒与忏悔者，健康与病态，常态与变态的混合体。

他是一位“残酷的天才”。

作家的个性和经历，一般都会或多或少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有所折射，基于对作家的熟悉，我们再去挖掘他作品中的犯罪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如果我们将陀氏的作品大致浏览一遍，可以清晰的发现，他的小说与犯罪问题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人”在盲目的意志支配下，听凭身体的本能和自由的意愿，甚至发展到有点发狂幻想的冲动，犯下一件件难以饶恕的罪行；《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将军唆使猎狗把用石子伤了他狗的小孩活活撕碎；《死屋手记》中的少校典狱长，把所有囚犯都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对他们动辙乱施淫威，手法残暴的处以重刑；《白痴》中的罗果仁是谋害梅诗金公爵的罪魁，更是杀死娜斯塔霞的直接凶手。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代表作《罪与罚》，也是以刑事犯罪为题材，讲述了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其房东太太和房东的妹妹，最后又主动投案自首的故事。

总之，在这些作品中，往往潜伏着一连串的危机，隐藏着一个个预谋，也充斥着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如谋杀、自杀、发疯等等），正如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指出：“……在小说的内容中，刑事犯罪也起着巨大的作用。

小说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变体，以不同方式利用各种法庭审讯的范畴……。

”当然，巴赫金在这里只是点到即止，没有作具体阐述。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是如何处理犯罪问题的？通过犯罪问题又反映了他怎样的价值取向？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入思考。

陀氏小说的成功，是与他运用和独创多种艺术手法分不开的，更与他独树一帜的价值理念戚息相关。

陀氏认为人是一种渺小、卑贱的动物，人始终处在意志与理智的冲突之中，而且理智往往无能为力，人的意志（即本能、性本能、作恶本能）却支配了一切。

他把人的罪恶看作是一种天性，他在对犯人的犯罪心理进行剖析时，曾经说过：“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现代人的胚胎之中。

正是这种作恶本能，使那些恶魔在犯罪时能获得一种极大的快感，使某些犯人犯罪（包括杀人），仅仅是出于一种嗜好、一种取乐、一种虐待欲的满足。

”也有人说，陀氏小说中的人物不仅受恶的本能的支配，也是情欲的奴隶，是沉醉在赌博中的狂热“赌徒”情欲的一种变向发泄罢了。

如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卡拉玛佐夫们，他们狂热地毫无顾忌的放纵邪恶的情欲，摧毁人间的一切道德规范。

主人公德米特里·卡拉玛佐夫就很直白的讲到自己是一只蜘蛛，一只下贱的虫子，自己不但放荡，而且喜爱放荡，也喜爱放荡的耻辱；不但常是残忍的，并且也喜爱残忍。

这就是作品所着重要渲染的“卡拉玛佐夫气质”，它体现一种卡拉玛佐夫式的“原始的、疯狂的、粗野的”力量。

而更为有趣的是，对于这种力量，在作者看来竟然有遗传的成分，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

尽管我们能看到纯洁的阿辽沙继承的主要是其母亲身上那种顺从、忍耐和对上帝的虔诚，但米卡不止一次地说他也存在着卡拉玛佐夫气质。

至于米卡、伊凡及老卡拉玛佐夫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他们都直接承继了老卡拉玛佐夫那种放荡不羁、享乐一切的气质。

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的罪恶追溯到了遗传学的根源之中，仿佛人生来便有罪了。

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从生理病理学的角度来描述犯罪。

在《罪与罚》当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背负两条人命，但最后法官只是判了他八年的二等苦役，这样的量刑结果无疑是出乎意料的宽大，但只要我们针对案件作进一步的分析，一切又似乎合情合理。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劫财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动用抢来的东西，他甚至连这些东西共有几件，有多少钱也弄不清楚（事后发现，钱袋里一共有三百十七个银卢布和三个二十戈比的钱币，因为放在石头底下太久，最上面一层面额最大的钞票已经霉烂了），于是最后那些擅长心理学的法官得出结论：这件案例，除非是由于某种一时的精神错乱，由于一种病态的想杀人抢劫的偏执狂，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明确的作案动机，没有进一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贪图钱财，否则是不可能发生前面所描述的事情的。

所以最后只是判了八年的苦役，也是符合刑法理论中关于“精神病人”在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而犯罪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的。

另外，许多证人包括医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前的同学和佣人都确凿无误地证明拉斯柯尔尼科夫早患有多疑症，对他不像一般的杀人犯、盗窃犯和抢劫犯，而在定罪量刑上区别对待完全是有据可寻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犯罪问题可以从心理学、病理学、遗传学等角度入手考察，可谓“包罗万象，气象万千”，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如此受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此外，我们还关注到陀氏小说中的犯罪问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人物犯罪附上了鲜明的神秘与偶合因素。

正如斯特凡·茨威格在《三大师》中指出：“或然性，也就是舍身夺取全部，对他很有吸引力。

正如命运玩弄他那样，现在他也要玩弄命运：他刺激导致艺术上焦急心情的或然性。

”②同样拿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例，他的犯罪行为就充满了偶然与巧合。

拉斯柯尔尼科夫谋杀房东太太是在七月初，起念却是在头年冬天。

他去典当一枚戒指，当即对这个贪婪、恶毒的老太婆产生了难以名状的厌恶。

回来后，他走进一酒馆，“正巧”又听到邻桌一大学生和一年轻军官议论那老太婆的恶毒和怪癖以及她是如何虐待与其住在一起的妹妹丽莎维塔的劣迹。

在他预谋杀人后，又偶然地得知老太婆的妹妹丽莎维塔次日晚上七点种将在家的确切消息，也就是说，那时将只有老太婆一人在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下手时机，下一步便是作案凶器斧子的准备。

这一点他相对有把握些，因为“娜斯塔霞经常不在家”，“所以到时侯他只须悄悄地走进厨房，把斧子拿出来，一个钟头以后把所有的事情办完，再走进去，把斧子放回原处就行了。

”③但当他往厨房偷窥，发现娜斯塔霞正在那儿干活时，他的内心遭到了巨大的打击，计划受挫，情绪变得十分低落。

于是他漫无目的的站在大门口假装散步。

但这时看门人小屋里的板凳下面“有一件亮晶晶的东西映入了他的眼帘”，而且一个人都没有。

不仅如此，当他来到老太婆所在公寓的大门口时，“有一辆运干草的大车刚好被赶进大门，在他穿过门洞的时候把他完全遮住了。

大车刚从大门口拉进院子，他就乘机一溜烟拐到了右边。

”④结果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了公寓。

上了楼梯，“那会儿楼梯上也空无一人，所有的门都关着；一个人也没有碰见。

”⑤当拉斯柯尔尼科夫杀完人准备离开时，突然来找老太婆的两个人将他堵在了屋里，且这两个人知道房内有人并不断地敲门，但负责看守的人因等得不耐烦下楼去了。

又一次有惊无险。

拉斯柯尔尼科夫冲出屋子，走上楼梯，下面传来的喧哗声正一步步向他逼近，而他只能是走投无路的迎上去。

正当他准备孤注一掷时，恰巧右边有一间空房子的门敞开着，而油漆工人又正好不在，他闪进屋子，躲过了人群，又一次化险为夷。

之后，他跑下楼梯时，“楼梯上一个人也没有！大门口也没有人。

”斧子放回原处，守门人同样不在。

他就这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甚至他都没意识到出老太婆房间时没有将门关上！整个犯罪过程可谓惊心动魄，跌宕起伏，但最后总能鬼使神差般化险为夷。

情节中的偶合和主观色彩昭然若揭。

有人不禁要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对偶合如此偏爱，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呢？我们不要忘记，陀氏是一位出了名的“赌徒”作家，他对轮盘赌可以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所以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狂热的赌徒。

而“赌徒”这种气质反映于文学创作中，便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艺术效果。

他营造了不同于传统侦探小说的、独特的扣人心弦之势，从而使叙事层次更加繁复，步步紧逼，一次担心再加上更厉害的一次，一层上面再迭架第二层、第三层……仿佛要一直迭加上去，以至于无穷，使读者目不暇接，心惊肉跳！从更深一个层面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陀氏小说中犯罪情节的“造势”功能，即作家将人物安置于犯罪的特定情势中，“残酷”的挖掘深藏于人性中善与恶的本质。

鲁迅先生就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⑥“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来，拷问深藏在底下的恶善，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⑦为了创造这种“万难忍受的境遇”，他不惜利用众多的偶然与巧合以达到一种作案不露痕迹的必然结果。

这就省去了侦探的逻辑推理，不致于使读者纠缠于表面情节，从而将目光更加集中地聚焦于特定情境下的人物的变态心理世界。

陀氏小说反映的内容是奇特的。

他总是热衷于揭开“小人物”的心灵隐秘；将表现人的分裂意识当作贯穿终生的创作题材。

可以说，陀氏小说其实是一面伸入人的内心世界的“心理窥镜”。

冷静的旁观，客观的分析是他心理描写的主要手段，拿捏罪犯的犯罪心理更是陀氏小说的一绝，下面我们就结合他笔下的人物来简要分析这一特点。

在《罪与罚》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心灵活动史，全书也可视作一部深入剖析罪犯心理的社会心理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