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言学”理解之我见论文摘要：自从八十年代兴起了“文化热”，文化语言学也伴随形成。

对于文化语言学的看法，各家学者褒贬不一。

本文旨在说明文化语言学兴起的背景，其语言观突出表现方面，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我们对于文化语言学应该客观地看待：文化语言学并非是包打天下的无敌法宝，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既反对轻视文化语言学，也反对片面夸大文化语言学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语言观、文化、语言一、文化语言学兴起的背景80年代,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语言学的热潮,文化语言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外部的必然原因。

从语言学的外部环境来说80年代,国际上掀起了“文化热”，中国正当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际，各种新思潮纷纷涌入，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着激烈的大变革，人们纷纷对旧传统进行反思，重新确认自身的价值，开拓新的前进之路。

从语言学内部来说，自19世纪末在引进西学的热潮中诞生的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学一直追随西方语言学，尤其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系统引进运用了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以形式作为语法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引进时没有充分意识到中西语言的不同，也就是说，没有意识到汉语的独特的个性，西方印欧语是形态丰富的语言，汉语却是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

因此，在此过程中，汉语语法研究在走向科学化，精密化的同时，不但日益暴露出由结构主义语言理论本身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种种弊端，而且由于对语言进行“冷漠的解剖”，与汉语的个性形成了矛盾，使中国语法学研究陷入“模仿——困惑——模仿“的怪圈，使语言研究越来越疏远甚至排斥语言的人文属性。

这种尴尬局面呼唤语言学的大改革。

文化语言学也就应运而生。

二、文化语言学的语言观突出表现方面语言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交际工具。

这种交际工具的适应性很强。

使用一种共同语的千百万人，尽管各有不同的嗓音，不同的方言，不同的说话习惯，但是语言的交际功能并不因此受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活动带有明显的社会因素和意识因素。

因此，文化语言学联系语言的交际功能，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文化语言学的语言观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 重视语言的交际价值。

从上世纪60年代起，西方有些学者感到语言研究不能单纯以语言描写为满足，不能只是把语言当作一种工具去解剖，他们要求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去研究，于是提出语言交际功能的概念。

法国马丁内在1960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纲要)一书里指出:“语言这个工具的主要功能是交际，比如法语，首先就是可以使操法语的人互相联系的工具。

文化语言学同社会语言学一样，特别重视语言的交际价值，都属于大语言范畴。

在我国，交际中的语言差异往往打上文化的烙印。

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密切相关。

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交叉在一起，文化语言学包含社会语言学成分，社会语言学也有文化语言学的内容，这种边缘学科的交叉是永远存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总是在边缘上找到它的生长点。

不同民族、地区、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的人，对于同样的一句话，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言语反应。

因此，对不同的人应说不同的话。

说话的得体性和言语的可接受性一般成正比，语言的得体性是获得交际和谐性的重要保证。

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最终可以非常清楚地显示语言交际的本质。

2.重视语言的变异形式。

同样一个意思(记作A)，根据不同对象、场合、身份的要求，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表述方式，这几种不同的表述方法就是A的变异形式。

文化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变化的系统。

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以及说话的场合、目的、心情等，都影响说话人选用不同的语言变异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交际中不管对象、场合、身份，到处使用千篇一律的刻板的语言是很少的。

说话者不断变更说话的方式和格调，听话者接受对方的语言信息时不断变化自己的思想感情。

普通话也存在一个变异形式，那就是地方普通话。

广州人、厦门人、上海人讲的普通话，在有文化的北京人听来，如果不妨碍交际，只是语音、词汇、语法有不够标准的地方，这种普通话听来是“句句都懂，字字都错”，那就叫地方普通话，又叫“过渡话”。

过去，不承认也不研究地方普通话，对推广普通话的要求过高，那是不切实际的。

普通话的标准和要求是两回事，标准应该是高的，而要求则应实事求是。

方言区的人有一种“不忘祖宗言”的旧观念，要他们彻底抛弃“祖宗言”，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事实上也办不到。

3. 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语言。

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结构跟民族的心理素质是有关系的。

19世纪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认为:“一个民族的词汇和文法本身就能揭示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转引墨非(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第270页)。

其中集中表现出汉族人的心理素质。

这种心理素质制约着汉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汉语词法和句法结构也同样产生深刻的影响，现代汉语词句里存在大量的中间状态就是证明，某些词语和句式一直处在A,B两端的互相转化之中，模糊性很大。

汉语主宾语位置上的某些双音节词，如“研究、学习、调查”等，具有动词和名词的特点，如果从“非此即彼，，的静态观点看，有人认为是动词，有人认为已变为名词。

如果从“亦此亦彼”的发展观点看，这些双音节词既不是单纯的名词，也不是单纯的动词，而是兼有动词和名词两种特点的“中介词，’(不妨叫“动名词，’)。

句子的分类也应重视“中介物”。

有不少句子(特别是口语句子)不能简单地二分，即不能简单地把它归入对立的A或B，它像是A，也像是B;它不像A，也不像B。

只有把对立的A,B两端连结起来，重视中介物的“不A 不B",“亦A亦B"，即用三分或多分的力、法，才能使问题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

三、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包罗万象，语言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两者关系密切，水乳交融，错综复杂，在分析其具体现象时，往往发现两者难以完全直接联系。

语言与文化各有互不关联的东西，文化语言学只能涉及语言和文化中互有关系的部分，不能在语言中处处寻找文化内涵。

因此，在论证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必须注意“对号入座”，恰如其分，必须有可靠的、充分的依据，经得起反证或证伪，不能按主观的印象、推测和联想加以挂靠，以致造成牵强附会，不能只抓住某些“似是而非”的例证就轻易下结论，更不能望文生义、张冠李戴、随意引申。

这种主观随意性是当前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从宏观的角度看，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轨，这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

然而，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在寻找、描写和解释具体的语言现象或因素与具体的文化现象或因素的相互关系时，却出现许多复杂的情况。

大体说来，这种相互关系至少有以下几类:1.互相关联某种文化因素基本上可以解释某种语言现象，或某种语言现象基本上可以解释某种文化因素。

例如，用中国人的“悟性”解释汉语的“意合”，用西方人的“理性”解释英语的“形合”;用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解释汉语的“人称”，用西方人的“客体意识”解释英语的“物称”;用汉语的“形象性”解释中国人的“意象思维”，用英语的“抽象性”解释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如此等等。

汉英语言与中西文化互相关联的现象正是本学科研究的重点。

2.互不关联某种语言现象没有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因素，两者无法互相解释。

这方面常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对应关系。

王宗炎教授(1997)曾指出一些令人信服的例证，例如，英语的单数第一人称“I"处处大写，这不是说英语的人“个人主义和自我存在的象征，带着膨胀了的个人主义色彩”，而是因为“in the old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a small I was likely to be lost or to get attached to a neighboring word, and a Capital helped keep it a distinct word"。

又如，汉语常用“我们”代替“我”，如“我们认为”、“在我们看来”，其实是“我认为”、“在我看来”的意思，这并不是因为“汉人重社会，表现出集体主义倾向”，所以才“乐意使用集体的字眼’'。

再如，汉语喜用缩略语，这不能解释为“汉人注重勤俭节约”。

3.部分关联某种语言现象中只有部分可以找到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因素，或某种文化因素中只有部分可以找到与之相关联的语言现象，关联中有不关联的部分，或不关联中有关联的部分，两者无法完全互相解释，必须加以分别说明。

论证常常只考虑到问题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因而经不起反证。

例如，汉民族追求和谐的心理常常表现在汉语词语结构排列的匀称性，因而四音节成了汉人喜闻乐见的语音结构，这是有道理的;但为了强调这一点，接着说三音节的词语几乎都是贬义的，这就片面了，因为三音节词语中只有部分是贬义的，如:煽阴风、点鬼火、抓辫子、戴高帽、拍马屁、走后门等，其他的就不一定，甚至可以是褒义的，如:爱国家、有理想、学先进、反贪污、顾大局、攀高峰等。

这个结论应把“几乎都是”改成“部分”，因而很难解释汉语三音节结构的文化涵义。

又如，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提倡“尊卑有序”、“长幼有序”、“内外有别”、“亲疏有别”，这种等级和亲疏观念常常表现在汉语词语结构排列的次序上，如:君臣、男女、父子、婆媳、中外等，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说明还有其他的格式，如:阴阳、雌雄、叔伯、敌我等，这类词语的顺序就难以用上述的文化涵义来解释了。

汉英语言与中西文化互相关联的现象常常有例外的情况，互相关联的现象还常常是相对、相比较而言的，在互相解释的时候应予以充分的注意，以确保论证的严密性和完整性。

在解释和论证汉英语言与中西文化的相互关联时，还应在寻找语言特征或文化特征时，个性与共性、部分现象与普遍现象的界定有个量化和定性的问题。

如果大量的调查研究证明，某种语言现象或文化现象拥有绝大多数的例证，这些例证又足以证明在该语言中或该文化中的本质特征，并经得起例外的反证，这就可以确定其为特征或特点，否则就难以定论。

语言与文化所表现的现象十分复杂，涉及的知识非常广泛，研究其特征及相互关联时应作具体、动态、多角度的分析，并用大量可靠的例证加以论证，不能轻易一概而论，不能为了得出某种预想的结论而采取“一刀切”的态度，忽视可能还有反面的例证。

四、结语文化依赖于语言，语言推动着文化的传播。

萨丕尔甚至断言:“我甚至相信，语言甚至比物质文化的最低级发展还早。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几乎可以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人类文化。

语言，它构成了人的最重要的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

文化一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指与语言有关的精神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语言在文化世界的建构、传承以及文化世界相互碰撞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