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分析与文学批评——戴维·洛奇的小说理论英国文学评论家伯纳德·伯冈兹在谈戴维·洛奇的独特性时这样说道：在英国文学史上，诗人和批评家兼于一身者很多，而小说家与批评家二者兼于一身者却寥寥无几，除了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福斯特之外，就是洛奇了。

①总的来看，戴维·洛奇的文论带有大学教授的特色。

自1960年至1987年，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任教二十七年之久。

主要开设的课程，按他自己的话是“形式与小说”，②他的文学批评论著也大多写于他执教期间。

他的文论既有学术性，又颇有授业解惑之感。

如讲解当代文论中的流派、术语，系统地分析评论英国现当代文学史和西方文学理论。

具体地说，人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观点是他提出的“钟摆状说”，即近百年来英国文学主流的走向是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极间不同程度的来回摆动。

③但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文论还表现出他对小说理论的偏爱，对现实主义小说美学分析的探求。

一、小说也是语言艺术——细节、意象及重复在写于1966年的《小说的语言》中，戴维·洛奇开宗明义表明了他的写作宗旨：“小说家使用的媒体是语言，不论他写什么，就他而言，他用语言并通过语言来写作。

”④这一观点他在其后的著作中反复声明，并强调“所有有关小说批评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

”⑤洛奇的这个观点是针对当时小说批评方面的状况而言。

当时英美新批评理论在诗歌分析方面生气勃勃，而小说批评则显得苍白薄弱。

他认为，这种状况最终根源于长期以来人们的偏见。

自从浪漫主义以来，就有一种重诗歌轻小说的倾向。

如雪莱曾经说过，诗歌表达的是“永恒的真理，”而小说则是把松散的事实连在一起，除了说明时间地点、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因果关系之外别无意义。

⑥另外，人们认为语言有文学与非文学之分。

如ＩＡ瑞查兹说：“一句话可以用作参考，从中得出是真或假，这是语言科学的用法。

但这句话也可以显示结果，即这句话的意思对情感和态度所起的作用。

这是语言情感的用法。

”⑦瑞查兹的话可以理解为语言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但也含有语言两分法的意思。

按照瑞查兹的分类，“情感语言的最高形式是诗歌，”而介绍性语言的典型代表是科学论文。

⑧另外如艾默森的“歧义”说，布莱克默的“姿态”说，兰瑟姆的文本说，都是针对文学作品语言的独特性而言。

虽然这些人都没有否认小说的文学性，但是在他们强调语言的艺术特性时，就多少显出一定的片面性。

似乎小说的语言，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的语言太贴近生活，不象抒情诗歌的语言讲究句子的长短、节奏和韵律，要求高度精炼，集中表现情感的力度——或似是而非、或含糊暧昧、或反讽、幽默、或比喻、象征等意义。

戴维·洛奇认为，把语言分成文学与非文学的观点容易引人误入歧途。

在他看来，语言的文学与非文学之分，“不在于语言的作用，而在于作用的目的。

”⑨不同的目的决定不同的写作技巧。

这并不是说，哲学家、历史学家不能使用表现情感的语言，更不是说看上去陈述性的文学作品的语言没有文学性。

小说、诗歌的语言之所以与科学论著不同，是因为作者的写作目的是虚构。

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

但是由于人们把艺术模仿的方式与目的相混淆，导致了语言有文学与非文学之分的偏见，从而忽略了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语言的特点，即它和诗歌一样“也是语言艺术。

”10另外，50年代语言学和文体学运用于小说批评，虽然取得一些成就，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如法国文体学家斯皮策，他的理论注意分析小说中违反常规的语言现象，从语言的变革来看历史的变化。

洛奇认为，对于多数未经过语言学专门训练的人，他们看小说往往不是从语言是否符合常规的角度来阅读。

而且“最普通、最正常的语言因素常常是文学结构的要素。

”11因而，这种偏向语言学和社会历史学的方法显得学院气过浓而缺少了文学欣赏的味道。

当时还有另一种文体学理论，主张研究作者遣词造句的有效性和恰当性。

这种方法引起的问题是，批评家应尽量站在作家的位置来理解文字的意义。

况且，这种方法难以对整部文学作品进行语言上的分析，因而难以作出超越文本的批评。

一句话，文学批评需要谈价值判断的实现，而这是当时的语言学和文体学批评所无法达到的。

谈到作品的“价值判断的实现”，洛奇也表明了他与利维斯的不同：利维斯主张从欣赏小说的道德完善来研究作品的形式美，而他则倡导从欣赏小说的形式美来分析作品的道德完善。

他说，在小说批评中否认道德价值判断是荒唐的，但是不能把“强烈的道德感”和“紧密地反映生活”作为小说批评的中心。

他认为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1948）中按照这两个标准把英国小说家分成伟大和一般两类，说明长期以来英国小说批评偏重道德判断、甚至有以道德判断代替文学批评的倾向。

针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以语言作为小说批评之基础的观点。

戴维·洛奇还强调了他的观点与“情节说”的不同。

当时，芝加哥学派的克雷恩（Ｃｒａｎｅ）根据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重要观点（“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12）按照作家组织情节的方式把小说分为三类：行动的情节、人物的情节和思想的情节。

如《卡拉马佐夫兄弟》属于行动情节小说，亨利·詹姆斯的《一幅女人的画像》属于以人物为主而组织情节的小说，而佩特（Ｐａｔｅｒ）的《亨乐主义者马留斯》则属于通过表现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变化而组织情节的小说。

13洛奇指出，虽然克雷恩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语言对情节的作用，但是实际上他把情节置于语言因素之上，或者二者相互割裂。

而洛奇的观点与“情节说”（也是他与亚氏理论的）不同之处是，他坚持语言是小说的根本。

小说中的结构情节归根结底是“词句的组合”，“所有的情节都是语言的情节。

”14那么如何从语言着手进行小说阅读和批评呢？戴维·洛奇用看织机织布这个比喻加以说明。

在刚开始的时候，很难一下子看清布上的图案，而且图案越是复杂，要看出图形就越难，用的时间就越长。

但是，根据线的颜色搭配和纹理交织方式的反复出现，就能够逐渐辨认出编织的规律，看出织布上的图案。

这就是说，在开始阅读时，我们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在阅读中根据文字排列的顺序、句法结构的特点来分析文字意义之间的关系和语言的风格，根据已有的文学体验来感受并寻找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细节或意象，并根据所感受到的意象，从上下文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来预测小说的意义，然后再重新对那些细节、意象给以印证和解释。

可以说，阅读的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是从寻找语言模式到观照小说的整体意义，又从对小说意义的整体观照回到对语言模式的阐释的过程。

而在这一过程中对重复的语言细节和意象的发现是读懂作品的关键。

捕捉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语言模式，洛奇认为应注意以下四个误区：首先，不能凭假想或根据作家的所谓创作意图来解释反复出现的语言模式，因为这容易陷入“意图谬误”的困境，取代对作品本身的分析。

其次，也不能先入为主，或让多数人有意或无意作出的批评来驾驭我们对作品语言的感受。

再者，不能以对词语的统计概率来判断反复的语言模式，出现频率多的词语不一定最有意义。

对反复的语言模式的判断主要依赖于批评的眼光和对文学的感悟，看语言模式与整个作品的关系及其意义。

最后，对语言模式的解释不能生搬硬套，也就是说，在某个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语言模式的意义并不等于它在其他文本中也有相同的意义。

对语言模式意义的分析应根据作品的上下文来阐释。

戴维·洛奇看到，运用语言分析去把握作品意义的方法在实践中并非易事。

当着重分析小说的语言模式时，批评会显得琐碎枯燥，而谈到语言模式与其意义的关系时，会显出这一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

当他接触了法国的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后，他感到犹如发现了新大陆，《现代写作方式》（1977）和《运用结构主义》（1981）就是他的收获。

二、小说的语言模式——隐喻和转喻法国结构主义“把文学看成一个系统”，把一部作品看成是“对文学系统的一部分的体现。

”15在文学研究方面注重寻找小说形式的规律，注重发现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挖掘文字符号的多重意义。

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1953）中分析了法国1848年革命失败的影响，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标志是人们“对自由幻想的破灭”。

在文学上突出表现为作家对文学反映生活真实的怀疑。

他们认识到文学只是表现符号意义的相互联系，而无法表现作家所要表现的现实世界。

因而，巴尔特认为，从那时候起，文学要么追求语言形式方面的实验，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要么试图达到一种自然明晰的风格。

如福楼拜、左拉、莫伯桑的作品，他们在小说中试图“掩饰人为创作的痕迹”。

然而实际上，他们的创作仍然不过是形式追求的一种，他们“最终成为自己创作神话的奴隶。

”16戴维·洛奇认为，巴尔特论著的意义在于，他分析了人们对语言的两种不同认识，从而深刻地分析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本质区别。

过去人们以为能指与所指相互对应，因而相信文学能够表现生活的真实，甚至认为文学能够改变生活，或者起码也可以帮助人们承受生活的痛苦。

而现代主义者们看到了符号意义的复杂性，于是打破了文学表现生活真实的幻想。

但他们把文学看成是一个系统，看到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的确深刻而有意义。

洛奇指出，正是因为人们对语言和文学的两种看法各有道理，而且人们又往往是在不同的时期相信不同的观点并难以接受明显对立的观点，于是近百年来文学史上才出现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相互交替登场的现象。

洛奇认为，虽然现实主义的理论看起来粗浅，但其创作比其理论要有趣得多。

而巴尔特的理论虽然深刻，但他在理论上却明显地赞扬现代主义贬低现实主义。

特别是他认为现实主义小说在19世纪中期后就被人们摒弃了，的确是失之客观和公允。

作为一个批评家，洛奇认为，面对多种多样的文学样式，“应该寻找一种描绘现代文学史的方法，把各种各样的写作方式放在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不带有任何偏见。

”17而且作为一个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家，他也希望能够从美学的角度来解释现实主义小说有别于戏剧和诗歌的艺术独特性。

18他认为可以堪当此任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特别是罗曼·雅克布逊关于隐喻和转喻的理论。

雅各布逊认为，说话的过程包括“选择”与“组合”两个层次。

当人们表达一个意思时，首先需要选择一些词语，然后按照某种语法规则“组２１合成更高一级的复杂的语言统一体。

”他后来提出隐喻和转喻是两种基本的语言表现形式，而且“可能是两种诗的形式规则，”19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

一般认为，隐喻和转喻是两种相似的修辞方法。

隐喻指的是根据两个词语的相似性进行选择替换，而转喻是根据一事物的部分特征、原因、或结果指代另一事物。

戴维·洛奇在《现代写作方式》中用“轮船横渡大海”为例，说明：用引喻的方法，此句就变成“轮船犁过大海”，而用转喻方法，又可以说成“龙骨横渡海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