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档之家› “熊”字上古音归部说

“熊”字上古音归部说

“熊”字上古音归侵部补注麦耘李新魁师在两篇文章中提到过“熊”字上古本在侵部,后来才转入蒸部(1983:445,1994:382- 383),他的证据是:金文中“熊”写作“酓”;《说文解字》为“炎省声”;闽南方言读him或hom;朝鲜语和日语分别读kom和kuma。

李新魁师说得比较简略,本文准备补充得详细些。

《说文解字》卷十上:“熊,兽。

似豕,山居,冬蛰。

从能,炎省声。

”对这个字的上古音归部,清代古音学者大致上分为两派。

一派根据许慎“炎省声”的说法,归到谈部,例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严可均《说文声类》。

另一派根据东汉的押韵归到蒸部。

顾炎武《唐韵正》卷一从《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下的孔颖达正义中找到“张叔《皮论》”(钱大昕校为“张升《反论》”,见中华书局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下册二○五四页所引)以“腾、熊、蝇”相押的例证,后来江永《古音标准》、江有诰《谐声表》等都信从他①。

苗夔《说文声订》还徒劳地企图证明“熊”为“火廾”省声,以支持顾氏。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增加了几条对顾氏的观点有利的例证:“《左文十八传》‘仲熊’《潜夫论》作‘雄’。

‘有熊氏’《白虎通》训宏大(引者按:这是声训)。

《易林》蹇之大过‘熊’与‘宏’叶。

”不过朱氏自己却又疑心“熊”从“烘”省声,竟然归到豐部(即一般所称的“东部”)去了,毫无道理。

《反论》、《潜夫论》、《白虎通》和《易林》都是东汉的作品,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属于上古后期的东汉时期“熊”字归蒸部是可以的,但要说先秦时期――习惯上总是把先秦音看作上古音的代表――它也归蒸部,就显得说服力不足,而偏偏先秦文献中不见“熊”字入韵之例。

②现代学者也分两派。

一派把“熊”字归到蒸部,如唐作藩(1982:145)、陈复华和何九盈(1984: 235和1987:365)、郭锡良(1986:291)。

郭氏的上古拟音为 ĭw ŋ。

另一派归侵部,除李新魁师外,还有高本汉(1957:294)拟“熊”字(编号674)为 i um,李方桂(1971:45)作 wj m34,但后者在拟音后面注一个放在括弧里的问号,说明他不能很肯定。

高本汉和李方桂都没说这样拟的理由。

归蒸部和归侵部的主要的区别在韵尾:是-ŋ尾还是-m尾。

下面几点可以看成是对李新魁师有关论述的注释:(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王室为“熊”氏,传世的典籍像《左传》、《国语》和《史记》记载都一样。

古文字资料涉及这一点的有两种:一种是《诅楚文》,是秦国人的手笔,其中提到楚王“熊相”,楚王的姓氏和典籍所记载的一致。

还有一种是楚国的铜器铭文,包括“楚王酓璋戈”、“酓章作曾侯乙鎛”、“酓出月鼎”、“酓出月匚古”、“酓出月盘”、“酓干心鼎”和“酓干心盘”等,在这种资料中,楚王是“酓”氏。

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铜器都是楚王室铸造、使用的。

就是说,当时别国人称楚王室为“熊”氏,而楚王室自称“酓”氏。

大徐本《说文》没有“酓”字,小徐本有,解释是“酒味苦也”。

在金文中,“酓”是“酓欠”(“飲”古字) 的省形。

燕飲之“飲”,金文作“酓欠”和“酓”两形,指楚王姓氏时只作“酓”。

这个姓氏跟“酒味苦”当无关。

不过这点已经不重要了。

“酓”字上古属侵部。

声母方面,“熊”中古喻三,上古读牙音(舌根塞音)③,“酓”中古影母,但既然是从“今”(见母) 得声,所以上古也可以看做是牙音字。

(二)许慎的“炎省声”常常引起争议。

现在设想两种可能:一种是确实有过从“炎”的“熊”字。

不过如果许慎真的见到过这样的字形,照《说文解字》的体例,他会把不省的形体作为异体列出来,但他没有。

我们也没见古文字或传世古籍中有这样的“熊”字。

所以这种可能性很小。

另一种可能是东汉的时候还有某些方言把“熊”字读作收-m尾的侵部的音,跟也收-m尾的谈部字“炎”接近(“炎”的声母也是喻三),许慎就附会过去了。

这个可能性还需要证实。

不管怎么说,许慎的说解还是能为“熊”字本来带-m韵尾的看法提供一个旁证。

(三)在几乎所有的现代汉语方言中,“熊”字都读-ŋ韵尾,只有闽南方言有所不同:厦门文读hi ŋ,但白读him,潮州和海丰读him,没有文白的区别④。

众所周知,在现代各方言中,闽南方言、尤其是其白读音,保留上古语音特点是最多的。

⑤(四)朝鲜语的“熊”是kom。

尽管朝鲜语不是汉语的亲属语言,但在历史上跟汉语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除了大量中古以后的汉字音以外,还有一些属于更早历史层次的借词,譬如“风”param就是著名的例子。

“熊”也应属这一类。

日语“熊”是くま(kuma),不能肯定是直接来自汉语还是来自朝鲜语。

有一种资料李新魁师没提及,就是藏缅语族中一些语言对“熊/狗熊”这个词的读音也是-m 尾,或者可以认为有-m尾的痕迹(资料来源请参看文后所列的参考文献。

“藏”和“缅”打头的是藏文和缅文转写,方括号里是现代藏语和缅语读音。

其他都是现代读音。

圆括号标的是方言点。

所有的声调都省略):藏语支藏: dom [thom(拉萨)tom(夏河、泽库)]错那门巴: m(麻玛)wom(文浪)仓洛门巴: om a(墨脱)om-sha(提朗)彝语支彝: m (南华)哈尼:xa xm (格朗和)景颇语支僜:kum(格曼)t mm (达让)珞巴: u tum(博嘎尔)缅语支缅:w k w m [wε wu ]载瓦:vam阿昌: m(陇川)根据这些材料来看,给原始汉藏语的“熊”构拟一个-m韵尾是有相当可靠性的。

不过,藏语和珞巴语等声母是舌尖塞音,跟汉语“熊”上古的舌根塞音声母不太对应。

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到一下。

上面列举的几种资料当中,以第一种资料最有证明力量。

楚王室是什么姓氏,当然要按他们自己说的为准,而别国人所称呼的,一定是根据他们的自称变来的。

为什么“酓”氏会变成“熊”氏,当时楚人对别国人的指称是不是持认肯的态度,目前都不清楚。

但从音韵学的角度来说,有一点应该没有疑问:“酓”字和“熊”字的读音相同或者相近。

因此笔者赞同把“熊”字归到侵部。

至于具体的拟音,这里能肯定的,是它带-m韵尾,音节的其他成分,譬如韵腹是u或是 ,就需要另外研究,现在不打算讨论。

在字形方面,如果“熊”不是“炎省声”,它的形体构造就成了一个问题。

清代学者徐灏《说文段注笺》认为“熊”的本义是“火光之熊”,后来假借为兽名的“能”。

如是则“熊”从“火”、“能”声。

现代学者大多认为“能”跟“熊”是同族字,下面只引用比较新出的两本书作代表:何琳仪(1998:136)说“能”和“熊”是一字分化;尹黎云(1998:359)说“熊”是“能”的繁文,“熊”从“火”是为了表示毛色黄。

⑥这些说法都有些没说透的地方,这里没法刨根究底了。

撇开文字构形,从语音上说,不管是谐声、假借还是同族字,“能”和“熊”的读音都起码该是接近的。

“能”的上古音,一般是归在蒸部,或者有蒸部和咍部(即一般所说的“之部”)两读。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它本来在咍部,后来才到蒸部的。

“能”字的归部可以另外讨论,这里只能简单地推论:从跟“熊”字的关系来看,说它原本在侵部,后来进入蒸部和咍部,更加恰当。

陆志韦(1947第十二章)曾谈到上古-m尾和-ŋ尾之间的通转,认为蒸部在周代之前是收 -m 尾的。

是不是整个蒸部原先都收-m尾,还不能说死,但至少蒸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字是从-m 尾字变来的,这应该可以认定。

例如“朕”是侵部,它的同族字“賸、媵”及从其得声的“騰、勝”等字本来也该是-m尾字,到周代就归蒸部了。

“能”和“熊”大约也是这种情况。

假定“能”字在周代已经变成-ŋ尾,属蒸部,而“熊”字发展慢一步,到战国时代仍是侵部字。

“熊”跟“朕”不同的是,“朕”字一直到中古都保持读-m尾韵,而“熊”字则在上古后期步“能”的后尘,也变为-ŋ尾,转入了蒸部。

最后附带说说声母。

“熊”是舌根塞音,“能”是泥母,舌尖鼻音,还有从“能”得声的“態”是透母,舌尖塞音。

这样的声母通转不符合常例。

不过,这也不是孤零零的例子,像“今(见母)-念(泥母)-贪(透母)”、“堇(群母)-難(泥母)-灘(透母)”,就跟“熊-能-態”平行。

要是能给这种通转一个合理的解释,兴许也就能把藏语的“熊”念舌尖塞音声母的现象连带着说明了。

这个问题也有人讨论过。

不过这已经不是本文的论题,这里不说了。

【附注】①顾炎武还有个例证:《春秋》宣公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左传》相同),《公羊传》和《穀梁传》都作“顷熊”。

似乎“熊”与耕部字“嬴”通。

不过,杜预注:“嬴,姓也。

”《公羊传》何休注:“熊氏,楚女。

”可见“嬴”和“熊”是一姓一氏,并不存在通假关系。

②清人桂馥《说文义证》卷三十:“《诗》‘无羊’、‘正月’及(《左传》)襄十年卫卜禦寇之繇皆以‘熊’韵‘陵’。

”这是误记。

他所举这三个地方的入韵字都是“雄”而不是“熊”。

③李新魁师(1963:18)认为喻三来自k,李方桂(1971:18)则拟喻三上古音为 wj-。

④李新魁师还提到hom的读法,笔者在手头的资料中没查到。

⑤程俊源(2000)对闽南方言“熊”读him(以及厦门“雄”和“终”在个别词中读him和tsim)反映古音之说提出质疑,认为上古蒸、冬、侵三部之间偶有交涉应与唇音异化有关,如“风”之从侵部变为后代的-ŋ尾韵,而“熊”等无此条件。

今按:蒸部从周代以前的-m变为周代的-ŋ,以及冬部从周代的-m变汉代的-ŋ,都是整批的演变,决不以唇音字为限,更非“偶有交涉”而已(参看下文所引用陆志韦说)。

若论“风”字,直至东汉仍属侵部(参看罗常培、周祖谟1958:215),其因声母为唇音而致唇音韵尾异化是较晚发生的事,跟“熊”字的变化不同时代。

至于程氏所指出的其他方言有新的-m尾韵出现的事实,跟闽南方言的这几个字音又更未必是一回事了。

⑥在古文字资料中,“熊”字出现得很晚,最早的也就是战国晚期的《诅楚文》,今天看到的还是宋代人翻刻的拓本。

甲骨文和金文里都只有“能”没有“熊”。

高本汉,还有陈复华和何九盈都描了金文的“熊”字,不知道什么根据。

另外,跟这有关的“罷”和“羆”,大约也是从一字分化出来的,《说文》分成构形和意义都不同的两个字,恐怕有问题。

参考文献(古籍除外)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1989)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本书编写组(1991)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陈复华、何九盈(1984) 《古韵三十部归字总论》,载《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北京 (1987) 《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程俊源(2000) 《保守与创新――台湾闽南语阳声韵“熊”的音韵历史变化》,载《声韵论丛》第九辑,学生书局,台北高本汉(1957) 《汉文典(修订本)》(中译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郭沫若(1947) 《诅楚文考释》,科学出版社1982,北京郭锡良(1986) 《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何琳仪(1998) 《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北京李方桂(1971) 《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北京李新魁(1963) 《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载《李新魁语言学论集》,中华书局1994,北京(1983) 《音韵学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载同上(1994) 《潮音证古》,载《李新魁音韵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李永燧、王尔松(1986) 《哈尼语简志》,民族出版社,北京林伦伦、陈小枫(1996) 《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罗常培、周祖谟(1958)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北京陆志韦(1947) 《古音说略》,《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部1985,北京容庚(1985) 《金文编》(第四版),中华书局,北京徐中舒[主编](1981)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辞书出版社,成都宣德五、金祥元、赵习(1985) 《朝鲜语简志》,民族出版社,北京尹黎云(1998) 《汉字字源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张济川(1986) 《仓洛门巴语简志》,民族出版社,北京。

相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