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门阀制度精编 Document number：WTT-LKK-GBB-08921-EIGG-22986
论《门阀制度》
学校：邯郸学院
院系：文史学院
班级：14历史专接本班
学号：20
姓名：韩晶晶
论《门阀制度》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

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位于门左的柱子曰阀，喻意建有功劳；右边的称阅，象征经历久远，即世代官居高位。

门阀，字面上的解释是“门第阀阅”，即累代权势显赫的世家大族。

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予以确认的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

最主要的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

这种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于东晋和南北朝前期，南北朝后期走向衰落。

东汉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萌芽时期，东汉后期，豪强地主享有许多特权，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逐渐成为名门望族。

东汉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

在东汉后期，经过长期的酝酿、演变，门阀制度开始萌芽，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但是他们主要还是通径
察举的途径入仕为官，朝廷取官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儒学修养和德才，而不是观其门第和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不过，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凭借家族阀阅入仕的风气。

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

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创行的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发面影响很大，使得士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政权，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当九品中正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阶层变化相结合之后，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呈现了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西晋的“二品系资”。

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

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可是西晋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

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

这是门阀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资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由于在九品中正制下，中正的品第经司徒府批准后，与吏部铨选上个人仕进升迁的迟速、官位的高下相一致，因而实行“二品系资”之后必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只有具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的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

这种门阀制度，而在这一阶段，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户籍基本上还没有离开官位的士庶区别；由于德才仍
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庶人仕进之路还不算很窄，所以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并不很严。

这种门阀制度，称之为过渡性的，处于过渡阶段或初步形成时期之特点。

东晋及南北朝前期是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

魏晋时期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东晋以后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的确立与东晋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十分不开的，一方面君弱臣强，皇权相继为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四大家族所控制，皇帝成为士族利用的工具，而不是效忠的对象，东晋门阀政治是由“王与马，共天下”开启的。

其子弟总被定为上品，起家入仕即可为五品清官。

久而久之，乡品与官品的高低，不在认为是个人素质的高低，而归宗于家族血统的贵贱，所以有时称“乡品”为“门品”。

另一方面，由于战火不断，封建统治者忙于战争，学校兴废无常，学术文化转移到士族家族手中，成为士族的家学，知识士族尤其是高门甲族的子弟才有机会学习读书，平民阶层没有读书识字的条件，他们的政治、文化素质比士族要差很多。

封建王朝只有依靠高级士族，从而促成了门阀制度的确立。

士族制度的盛行，依赖于统治阶级颁行的各项法令。

法令的出台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
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东晋的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

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

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着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南北朝后期是门阀制度走向衰落时期。

门阀制度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外部原因在于皇权逐渐加强和庶族寒人进入政治中枢。

到了隋唐时期，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当政者大力打击门阀士族，为提拔寒门之士，而采用科举制度，科举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导致门
阀制度走向消亡。

而唐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彻底扫荡并结束了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政治制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密切关系。

门阀制度的产生和消亡，都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它是有规律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它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当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时，就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社会的发展。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政治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要考虑到势族的利益，考虑到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在当社会处于分裂、动荡的时期时，在君弱臣强的特殊环境里，王朝利益必须服从势族利益，这样才能保证王朝的统治，推动社会的发展。

门阀制度正体现了中央政权和地方势族之间利益上的某种权衡，在当时适应了生产力的状况。

而到了南北朝末期至隋朝初期，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又成为大势所趋，君强臣弱的现实又重回历史舞台，于是势族与君主利益权衡的状况必然不能被现实社会所接纳，门阀制度也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维持这种权衡关系的门阀制度自然走到了它的终点，科举制度代替九品中正制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它顺应了历史的发
展。

所以说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遵循社会的现实情况的，社会的发展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