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积极安乐死不能合法化的原因龙婧媛【摘要】反对积极安乐死的合法化的理论、事例有很多很多，诸如滑坡理论、楔子理论等。
结合中国的国情来看积极安乐死合法化，存在着很多的隐患问题，不论是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病人及其家属自主选择的角度还是医学发展与医生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都是不适合积极安乐死合法化的。
【关键词】积极安乐死生命权滑坡理论楔子理论【Abstract】Actively oppose the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 theory,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such as the landslide theory, wedge theory.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s active euthanasia is legalized, there are a lot of hidden dangers, whe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 perspective of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o independently choose its development and the medical point of view or the point of view of doctors, At present, China is not positive for the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Key Words】Active euthanasia、life power 、landslide theory 、wedge theory关于安乐死的问题，是一个争论超过半个世纪的古老问题了，是一个极其复杂但又极有吸引力的问题，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是生死大事，论及的范围很广，贯穿伦理、医德、法律、社会、宗教等问题，其中的问题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现今消极安乐死已经被默默接受，而积极安乐死却是一直争论不断的问题。
积极的安乐死，亦称主动的安乐死，是指由病人自己或他人（如医生）以积极的手段断绝临终前受煎熬的病患生命，以解除其痛苦。
有一种理论认为应该让积极安乐死合法化，另一种却反对积极安乐死合法化。
我认为积极安乐死合法化虽有可行性，但现今中国的现状下积极安乐死合法化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还不宜合法化。
一、积极安乐死不能合法化的历史原因历史上积极安乐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处于被反对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安乐死曾被政府利用与滥用，直到今天还遗留不可磨灭的阴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借着所谓的“安乐死计划”以毒气室秘密屠杀了超过六百万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及其他民族。
二战之前有46%的人对安乐死立法持积极态度，二战之后的1947年的民意测验中，仅有37%的人投下赞成票。
【1】这次事件给安乐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可怕回忆，也证明了一旦安乐死不被正确的利用就将变成杀人的利器。
其次，历史上的一些知名判例也反对积极安乐死合法化。
其中最为有价值的是1997年6月26日，联邦最高法院对奎尔安乐死案做出的终审判决。
联邦最高法院的结论概括为：协助自杀（即积极安乐死）是违反平等保护原则的，平等保护权利包括禁止谋杀、保护生命；禁止涉及公众重大健康问题的自杀，尤其是事关年轻人、老年人和遭受病痛或精神极度痛苦以及其他心理紊乱者；保护医学界的职业完整性和职业伦理，以及维持医生作为病人守护者的角色；保护穷人、老人、残疾人、濒危病人，保护其他遭受冷漠和偏见、受到巨大心理压力和金钱压力而唯求一死的弱势群体；避免造成自愿甚非自愿的安乐死倾向。
在这些众多的权利中，我们无法衡量孰轻孰重，因为它们无疑都是合法而且很重要。
而且，世界上多个曾提出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世界上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团体于1935年正式在英国成立，并提出自愿安乐死法案，但英国上议院于次年（1936年）否决了这项法案，并指出安乐死是“受嘱托杀人”或“加工杀人”。
1969年英国再度禁止“自愿安乐死法案”的通过。
1981年第一个帮助他人安乐死的案例正式在英国被宣判有罪。
1996年澳大利亚北领地地方议会通过“末期病人权利法”，但该地区的安乐死法律仅实施了一年就在反对浪潮中被迫终止。
1998年，由山东省中医药大学课题组经过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并未成功。
在许多安乐死的法案中由于一些譬如"权利"、"义务"等的关键术语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使得某一种概括性的解决办法总是充满被滥用的危险。
法律或政策总是让这些概念具有强烈的象征价值和强迫代价，这使得某行动原本道德上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推出一项法律或政策来鼓励（或禁止）它之后往往变得不可靠。
其实人们并没有做好接受积极安乐死合法化的准备，许多人难以接受这种“法律允许的杀人”或“为杀人而合法化”。
二、积极安乐死不能合法化的理论原因（一）几种反对积极安乐死合法化的理论主流从古至今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理论依据就一直存在，最为主流的有以下几种：最早的应该算《希波克拉底誓约》：誓约要求医生,"无论任何人提出要求,也不要开出致命的药方,也不得作出有此含义的暗示。
"【1】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对足部感染、胆结石、癌症和衰老等疾病的患者就有可能须要医生对其实行安乐死。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也曾说过：“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和别人的生命”。
中世纪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思想也没有消失，罗马人奥古斯丁（354~430）和多玛斯（1225~1274）界定：“生命和苦难是个人神圣的考验，自杀和安乐死违反不可杀人和自我保护的自然定律，是一种罪恶的行为”。
【2】现代国外最主要的发对积极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应属国际人类生命组织“生命第一”的主席马修·哈宾格神父提出“滑坡理论”认为：一旦生命不再被视为上帝的神圣赐物，一个社会将不可避免的以各种形式拥抱死亡。
如果同意积极自愿的安乐死，就会滑向非自愿的安乐死。
如果同意非自愿的安乐死，就会滑向“草菅人命”【3】。
如同现在的很多行业规则被滥用一样，安乐死合法化后无法避免出现滥用的情况。
同样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也认为：在医生可以主动杀人的社会中，病人总是心存恐惧，他们常常担心医生会不会对他们下手？【4】换而言之，你不知道医生来看你，是为了治疗你的病，还是来取你的生命。
你也不能保证医疗事故不会用安乐死来作外套而合法化。
无论如何，杀死病人都与历时数千年的医学伦理相抵触。
国内最早提出反对积极安乐死合法化的理论是台湾刑法理论界提出“楔子理论”：意指承认积极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引发非自愿安乐死、杀人或大量虐杀的后遗症。
【5】以上种种理论不难看出积极安乐死合法化后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危险，墨菲定律可以用于安乐死的情况，有时候创设出一个看似能造福人民的法律未必能有好的结果，有的时候墨守成规期待一个医学的奇迹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毕竟一百年前天花还被称为黑死病，无人可以治愈，但仅仅一百年后的今天天花已经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五六十年前结核同样被认为是绝症，但今天有多少人从医院治愈出院？医学本生没有一天不再创造奇迹。
（二）维护生命权的理论依据积极安乐死在法律理论层面上看是自然人能不能放弃生命权的问题。
生命权是为了保障生存和生活的必要条件而设立的权利，是独立的人格权，是民事权利中最重要且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自然人以其生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利。
生命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生命利益的自我决定权和保护请求权【6】，其内涵是为了求“生”，而非求“死”。
根据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以及肉体生命存续期间民事权利能力完整性的理论，安乐死也可看作是对“侵权”（侵犯他人生命权）作出的另一种思考。
事实上，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只有两种：一是由司法人员依法执行死刑；二是在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下的自卫杀人。
然而执行死刑与自卫而杀人也是为了保卫大多数人的生命，不是为了被杀者的利益。
所以即使死亡是痛苦的解脱，也不能轻易将自己的生命权委托给个人。
【7】即使人的自我决定权确认人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也并不意味着有权要求别人杀死自己，即自主权不包括授权给别人去杀自己。
要维护生命的自主权，只能是保护生命，把自己的生存权利授予他人并不是享受权利而是对自己权利的践踏，且个人的自主权还应该与公众和社会的价值及目标相一致。
（三）积极安乐死合法化没有尊重病人的自主选择权积极安乐死没有尊重病人的自主选择权需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病人意识不清也即是植物人的状态下，自己无法做出决定需要其家人为其做出决定的情况下，积极安乐死可能对病人自主选择权的侵害。
二是病人意识清楚可以自己做出决定的情况下，积极安乐死对病人的自主选择权也可能造成的侵害。
1、病人的意识不清（即植物人）无法做出决定的情况下，需要病人家属代替其行使决定权。
病人的病情会牵动其亲人的心，徒劳的治疗和无恢复希望的痛苦延续不但折磨本人，同时也给亲属造成巨大精神痛苦，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但真正需要安乐死的病人往往形同植物人一般，没有自主的意志，这时候家人的意志往往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不是所有失去行为能力的人都愿意代理人为其作出的决定，哪怕代理人是家人。
有的家人不希望目睹他们所爱的人延续一种没有希望的、毫无意义的甚至屈辱的生活，但这并不能说明亲属的观点与本人的观点绝对一致。
当然也会出现这样的不幸情况，家庭成员作出的决定不是为了保护病人。
现实生活中家属为病入膏肓的患者提供富于同情心的照料,并使他们保持尊严,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经常要做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包括为大小便失禁者清洗，为行动非常困难或引起疼痛的人喂食和穿衣,有时甚至需要与濒死的家庭成员就他们的恐惧、他们对生活和未来的反思、以及家庭成员间的爱和对立,进行令人烦恼的对话。
种种压力下不免对病人起怨恨之心，有的干脆就不闻不问。
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不可能处于最佳的心理状态，当然不能对是否安乐死做出理性的决定。
如果医生将这样的意愿认为是病人自主的决定而决议执行那“最后的慈悲”，将会成为家属利用杀人的工具。
2、病人意识清楚可以做出自主决定的情况下，他们的决定也不一定是理性的结果。
病人的自我决定权并不能完全独立地存在，是无法摆脱与外界的联系的。
一旦病人感觉到自己已经构成社会和家庭的负担时，就会感到自己不受欢迎、觉得这样活着不体面、失去尊严于是要求安乐死。
这种安乐死的动机也不符合安乐死的定义所界定的申请安乐死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而仅是为了使家庭和社会摆脱精神上和经济上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