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音乐思想论孔子的音乐思想作者：王若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其先世是商朝宋国的贵族。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奴隶制濒于瓦解，封建制崛起的社会大变革的东周末期。
年轻时孔子的生活是比较贫困的，正如他所说：“吾少贫且贱”。
（《论语》）及长，做过“委吏”（司会计）和“乘田”（管畜牧）等工作。
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摄行相事。
后又周游宋卫陈蔡齐等列国，终不见用。
晚年致力教育，整理《诗》《书》等，因而成为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的创始人。
由于他的这种经历和出身，因而构成了社会现实与其主观政治理想上的矛盾。
那“贫且贱”的少年时代，使他对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比较同情劳动人民。
但由于他的贵族意识和“士”阶级的社会地位，因此在社会大变革中，又使他站在了旧贵族势力一边，并努力去维护日趋崩溃的宗族制度。
春秋初年，鲁宣公死后，政权由以季氏为主的“三桓”支配，孔子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
对此他曾感慨地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
他衷心地希望通过恢复西周的国家制度，并以此解决和调和当时的政治斗争。
认为要改造“礼乐崩溃”这个局面，首先就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无所措手足。
”“正名”是孔子的思想基础，所谓的正名，就是要求每个人的所做所为都要符合周礼的规定。
严守各自的传统地位、等级身份，不能违礼僭越，也就是永远严守君臣之道，长幼之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
孔子把正名看作是自上而下改变社会现实的重要手段。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侍坐于哀公，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答‘人道政为大，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由此可见，孔子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基于这种哲学，他的音乐生活和音乐思想，也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思想的烙印。
一礼与乐是孔子教育和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生活在鲁国，鲁国是周公的旧封地，因而保留了丰富的商周文化，当时各国都到鲁国“观礼”。
音乐方面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有比较坚实的基础，周朝的乐舞一般也用于教育活动，《周礼•春官》记：“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咸》《大磬》《大夏》《大武》。
”孔子作为西周奴隶制度的崇拜者和积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说，要把人训练到符合维护西周社会制度的标准，要有三孔子所以如此重视音乐的教育作用，是因为他相信“乐者，通伦理者也”（《礼记》）。
就是说乐对旧贵族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享乐，同时又是用于区分不同等级的重要尺度。
如周礼中规定的“八佾舞”，只能供天子享用，而下属诸侯大夫只能用“六佾”、“四佾”、否则就是僭越违礼，大逆不道。
因此，孔子对季氏享用“八佾”舞大动肝火，怒吼：“是可忍、孰不可忍。
”（《论语》）另外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又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
由于这是涉及孔子音乐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令人多有误宋代人孙奕在《履斋示儿编》卷五“闻韶”一节中说：“人皆以闻韶不知肉味为喜之之辞，吾独以为怒之之辞。
何也？曰：食旨不甘者，悲而不知已。
曰：发愤忘食，怒而不知也。
曰：在齐闻韶者，亦怒而不知也。
未闻有人喜而不知者矣。
盖韶，帝乐也。
齐侯国也。
夫子在齐，忽闻侯国僭作帝乐，又至于三月之久，是以怒而不知肉味。
故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非怒辞而何？”蔡节在《论语集说》中说：“韶，舜乐也。
三月言久也。
舜之后为陈，自陈敬仲奔齐，其后久专齐政，至景公时，陈氏代齐之形已成矣。
夫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盖忧感之深也。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
斯者，指齐而言也。
韶本揖逊之乐，今乃至于齐之国，其殆伤今思故，故发为此叹。
”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比较符合孔子的本来思想，而现在不少著作中认为孔子在“美韶乐”，是不合实际的。
因为在当时，乐本身已经具备了礼的性质。
“礼”“乐”共同构成了当时社会特殊的文化形态，二者的关系是礼以制乐，乐以为用。
礼作为一种制这里且不说作为诸侯的齐国，演奏《韶》乐是否僭越，我们只分析一下齐国当时的政治情况，以及齐景公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孔子“仁”的思想（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便会知道孔子在齐“闻韶”会是什么齐景公是个徒有其名的无道之君，齐国的国政长期由陈氏把持。
他曾对晏子叹息说：“美哉室，其谁有此乎”。
杜预注：“景自知德不久国，故叹也”。
再如，齐景公三十二年，“彗星出齐东北，景公惧：欲使人禳之。
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厚赋敛，重刑罚，晏婴乘机谏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勿得，刑罚恐弗胜。
百姓若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乎？”。
正因这样，当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时，孔子告诉他，为政要先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同时又告诉他，“政在节财”。
孔安国集解说，“当此之时，陈恒制齐，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对也。
”孔子曾说过：“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齐国的现实是景公不仁，陈恒不义；尊卑不立，长幼无序，当然不合乎孔子的仁的思想。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听演奏《韶乐》，孔子会作何感想呢？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怀古伤今，不能不为之叹息，对这种有辱先王至乐的行为，不这样说来，乐其中就有礼的性质了。
但礼与乐毕竟不同，其功能也有差别。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史记•滑稽列传》）《大戴礼•小辩》记：“子曰：天子学乐以辩风，制礼以行政。
”孔子这样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还在于他自上而下的改造社会政治的理想，认为“雅乐”就是所谓官方正统音乐，可以改变社会风俗。
孔子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国治民莫善于礼”（《孔子集语》。
说明孔子当时已经认识到音乐对人的精神的影响。
他认为音乐能够“谐和性情”，认为只要统治者通过音乐去感化下民，就可以从意识上去改变他们，就能达到所谓“移风易俗”的目的。
他深刻地把握了音乐的特性，即他把音乐和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具体地说，就是礼与乐的密切关系问题。
礼是从外部规定社会的等级、次序和相互关系、规则人们的行为的；乐则是侧重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个人的自我修养，达到社会的和谐。
在不同的场合，音乐有着不同层次的妙用。
孔子说：“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乐记》）。
基于此，孔子更重视传统的典礼仪式，而这些典礼大多都是用乐的，而且这种用乐决不能乱用，只能用所谓的雅乐。
“乐尚雅，雅者古正也”（《白虎通》）。
二孔子的乐教思想是企图教导人们维护传统的贵族音乐，以达到政治上恢复西周宗族制的所谓理想社会，他之所以把音乐的位置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他切实地懂得了音乐对人的精神的巨大影响，音乐是人们感情的产物，反过来对人的孔子的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音乐与人之感情的关系，“民有好、恶、喜、怒、哀、乐……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左传》）。
音乐是人的情感的直接表现，不同的感情所表达的音乐效果是不同的。
如谈到演奏打击乐时他说：“夫锺之音，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其志变者，声亦随之”孔子并不一般地排斥和否定人的情感，只是要求人们能够“哀乐不失”（《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以他提出“约之以礼”的主张，孔子曾称赞“《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不淫、不伤、这样才合乎孔子的美学理想，也即达到了“中和之美”礼是孔子乐教之本，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利，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