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1883－1955）的《章实斋遗书后》对章 学诚的学术和治学态度严厉的批评： 1、读书未博，立言不能无失。
2、性既健忘，又自视太高。自称“吾于史学盖有 天授”。 3、考证文献则多谬误。 此外，章学诚的文章有时词不达意，废话很多。
文史通义·史德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 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氏子玄， 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 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 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 之矣。”非识无以断其文，非才无以善其文， 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 有似之而非者也。
4、提出“修志十议”。
议职掌、议考证、议征信、议征文、议传 例、议书法、议援引、议裁制、议标题、 议外编。
5、建议在各州县立志科，为专管方志的机 构。
四、对章学诚的评价
梁启超认为章学诚是中国史学集大成者，是世界 上最早讲历史哲学的人。以前世界上认为黑格尔 是第一个讲历史哲学的人，但黑格尔比章学诚晚 生30多年、早死10多年。
• 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或于鬼神，《平 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也。后世观于相 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 《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 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 何尝敢于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 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 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坷，怨诽及于 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 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 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
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 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 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 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此责 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盖欲为良史 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 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 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 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于天而参于人也。 才艺之士，则又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 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于文也，犹 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 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
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 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于华朴浓淡 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 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 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 乎？
“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 制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 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 合而为一”。
3、总结出“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 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的修志指导 思想。
如“二便：地近而易核，时近则迹真 “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 公足以绝请托”。
其著作主要是《文史通义》、《校雠通 义》，还帮毕沅编过《史籍考》，还编过 《湖北通志》、《和州志》、《毫州志》、 《天川县志》、《永清县志》。民国时有 人搜集其所有著作辑成《章氏遗书》。
《文史通义》有二种版本
一种单行本，其子华绂（fú）于道光十二年 在河南开封刻印，附有《校雠通义》。
另一种是遗书本，即收在《章氏遗书》中。
• 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 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 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 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 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抉择，以成文理耳。故 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 饰主阙，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 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 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 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 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 未至于甚也。
第四节 章学诚和中国古代史学理 论的终结：《文史通义》
一、章学诚生平和著述 (1738年——1801年)
其一生特点： 1、天资很低，背书不过二三百字，作文虚字 用得不得当。 2、他一生没有做官，“自以迂疏，不敢入 仕”。以教书(在河北、河南、安徽的书院中 作主讲)、编方志，帮助别人编书维生。 3、不搞考证，生在考证正盛行的乾嘉时代， 却不搞考证，所以他在当时没有什么名气。
何炳松认为章学诚是世界上很有地位的史学家， 章学诚的见解常常超过世界史学家，是世界史学 史上的天才。何氏认为章学诚在世界史学史上的 贡献有三:1、史料与著作的关系。2、主观和客观 的关系。3、关于通史的议论。
章学诚的缺点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1、政治思想方面。他虽讲经世致用，但他对当时的 社会情况，没有批判的言论，也没有改造社会，改 革政治的理想。 2、在社会观上维护封建礼教和名教。当时许多学者 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章学诚却极力维护。 3、在学术上虽提出六经皆史，但并不批判经而是尊 经。
• （4）“著前人之说，示不相袭”。“鄙著 《通义》，凡意见与古人不约而同者，必 著前人之说，示不相袭”。
2、论“六经皆史”。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也”。
在《报孙渊如书》曰:“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 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 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 史。”
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 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 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 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阴阳，而情合阴柔。 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 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 汩（gǔ、yù）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 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 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 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
“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撰述）与比类（记 注）两家，其大要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 害”， “神以知来，学者之才识是也；知以藏往，学者之 记诵也。才识类火日之外景，记诵类金水之内景也； 故才识可以资益于人，而记诵能受于人，不能授之 于人也。然记诵可以生才识，而才识不能生记诵”， “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 固缺一不可。”
3、论纂辑、考证与著作。 “征实太多，发挥太少”，“但知聚铜，不知铸 斧”。
“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 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 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沉， 而后微茫渺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 :“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
4、论“记注”和“撰述”。
“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 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 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 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 定名，则成书也易”
5、论“史法”与“史意”。 “作史贵知其意”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 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 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 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郑樵 有史识而无识学，曾巩有史学而无史法，刘知几 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文史通义》所以作也。”
•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 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 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讬文辞以不 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 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 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 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 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 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 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 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 已，而情深焉。
7、论“通史家风”。 通史之作有六便、二长、三弊。
六便:“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 “评是非”，“去抵悟”，“详邻事”。
二长:“具剪裁”，“立家法”。
三弊:“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
三、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 与实践
1、提出“志为史体”。
“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
2、提出“方志立三书”。
“《易》曰：‘蓍（shī）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 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 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 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 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 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 常，而其德为圆”。
“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
不可“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得一 言而致用，愈于通万言而无用。”
6、论“史德”与“文德”。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史德》）。
“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 则知文德矣”，要求“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认为 “不知古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 古人之身处，亦不可论其文也”，是对王夫之“因其时 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
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 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 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 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 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沴之 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 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 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 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 之善，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谓：“有 《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 《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六艺比兴 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 术贵于养也。
• 史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 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 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 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 假以为辞耳。后人泥于发愤之说，遂谓百 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 为谤书。于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 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 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 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