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学诚方志理论作者：张立新中国方志学历史由来已久，历朝历代所编纂的方志，到今天所能见到的多达八千多部，可谓洋洋大观。

但方志学理论的真正建立还是到清朝中叶。

历史上方志学家们通过编纂方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

章学诚正是在前人编纂方志所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并通过自己的编纂方志的实践，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为我国方志学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人编纂方志学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

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我国杰出的史学家和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

他生活于充满着浓郁史学氛围的家庭，祖父章如璋“惇行隐德，望于乡党，尤嗜史学。

晚岁闭关却扫，终日不见一人。

取司马《通鉴》往复天道人事，而于惠迪从逆吉凶，所以影响之故，津津盖有味乎其言。

”〔1〕父章镳，“少孤，先祖遗书散失，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随时手笔记录，孜孜不倦。

晚年汇所札记，殆盈百佚，尝得郑氏《江表记》及五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钞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意义更周。

”〔2〕章学诚生长于这样的家庭，虽“二十岁以前，性绝呆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尤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识其理”，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

”〔3〕可见与家庭熏染不无关系。

章学诚从少年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钻研史学，十五六岁时删节改编《左传》、《国语》，这种从少年时期对史学的学习和训练，使章学诚在史学研究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穷毕生精力于治史、修志、讲学以终。

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和《史籍考》等史学著作。

从二十七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

从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陆续纂修或参修《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方志。

在纂修志书的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方志理论，成为我国历史上方志理论的奠基人〔4〕。

一、志为信史1．志乃史体在我国，方志虽然起源很早，但对方志的性质的认识，却一直存在着偏差，即一般认为，方志为地理书。

唐刘知几《史通》中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异，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宏之《荆州志》，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

此之谓地理书者也。

”〔5〕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把方志归入地理类，到淸前期，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依然认为方志为地理书：“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

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

《元和郡县志》颇设古蹟，盖用《山海经》例。

《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

”〔6〕章学诚对于这样的认识是不赞同的，他认为，方志乃“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7〕“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

而后人忽之，则以家学不立，师法失传，文不雅训，难垂典则故也”〔8〕。

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因而他从儒家经典中寻找方志为史书的依据，他说：“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

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檮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

”〔9〕当时乾嘉学者多主张方志为地理之书，戴震曾与章学诚论辩说：“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

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10〕在戴震看来，方志只是记述地理的专书，撰写志书，只需把一地的地理沿革考证清楚就可以了。

章学诚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书”〔11〕，而历史上多数方志撰写者不懂这一道理，“方志一家，宋元仅有存者，率皆误为地理专书。

明代文人见解，又多误作应酬文墨。

近代渐务实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

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取资，岂可有所疵议？而鄙心有不能愜者，则方志纂类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积，仍是地理专门见解。

”〔12〕按照章学诚的见解，他认为“志乃史体”〔13〕，方志是众多史书之一种：“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

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1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章学诚认为地方志是地方史，按今天的方志学理论来看，这种理论显然不正确。

但他把方志从纯粹的地理考证学中分出，归为史学范畴，无疑扩大了方志学的学科范围，也提高了方志学的作用。

当然，把方志作为史书看待，并不是章学诚的首创。

早在宋代，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就说过：“郡国有志，犹国之有史。

”〔15〕但似乎并未引起志家的重视。

到了明代，这个说法开始流行起来，许多方志的序、凡例、跋中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过这个见解，如姚九功在为冯惟贤修的《潞城县志》所作的《序》中说：“夫志，即古列国史也。

古者列国各有史，以纪时事，触类而推，故郡邑各有志以存实录。

”〔16〕到清代，李绂也提出了“志属于史”的主张：“志始见于《周礼》，小吏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国史之属也。

春秋列国皆有史，后世郡县皆有志，而后征文考献，千载犹旦暮焉。

……一邑之志与天下之志，无以异也。

”〔17〕不过，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方志学的史学性质给以论证的，章学诚是功绩最大者。

2．志属信史章学诚在确立了“志乃史体”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志属信史”〔18〕的观点。

他认为：“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

”〔19〕志和家谱、国史有着共同之处，其义就在于真实可信。

他在论述方志为人物作传时说：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贵辨真伪。

凡旧志人物列传，例应有改无削。

新志人物，一凭本家子孙列状投柜，核实无虚，送馆立传。

此俱无可议者。

但所送行状，务有有可记之实，详悉开列，以备采择，方准收录。

如开送名宦，必详曾任何职，实兴何利，实除何弊，实于何事有益国计民生，乃为合例。

如但云清廉勤慎，慈惠严明，全无实征，但作计荐考语体者，概不收受。

又如卓行亦必开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开列著有何书，见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经，何等著作有关名教，孝友亦必开明于何事见其能孝能友。

品虽勿论庸奇偏全，要有真迹，便宜采访。

否则行皆曾、史，学皆程、朱，文皆马、班，品皆夷、惠，鱼鱼鹿鹿，何以辨真伪哉？〔20〕从章学诚的观点看，作为信史的方志，必须以真实为基础，人物传记必有实征，无有实征，无法辨其真伪者，是不能入方志人物传的。

他批评当时的志书编写中的不良现象，“闻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全无征实，”认为“善恶惩创，自不可废”，“今之志书，从无录及不善者，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一则惧罹后患之虚心尔。

仆谓讥贬原不可为志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之意同，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也。

”〔21〕由此看来，章学诚主张，讥贬人物，并非志书的体例，至于人物的善与恶，只要据实书写，就可以了，这实际上是他“志为信史”的体现。

对于志书中的褒贬问题，钱大昕有不同的看法，钱氏虽也主张据实直书，但又认为应有褒无贬，钱大昕说：“盖郡县之志，与国史不同。

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所以存忠厚也。

公论所在，固不可变黑为白，而桑梓之敬，自不能已。

”〔22〕钱大昕与章学诚的不同，不仅仅是对方志学的作用的认识不同，更主要的是对方志的性质的认识存在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章学诚认为方志乃一方之信史，而钱大昕则折衷章学诚和戴震的理论，将方志看做“一方之征信”即一方地情文献记录。

〔23〕二、从“四体”到“三书”1．志书四体志书的体例是方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方志学家都十分重视志书的体例问题，章学诚尤其重视。

由于章学诚因生活所迫，也因性格所致，一生都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史书，编写志书就成为章学诚实现史学理想的主要途径，他说：“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因而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

”〔24〕二十七岁时，从其父修《天门志》，后“屡庸志乘之聘，阅历志事多矣”〔25〕，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从而也为其研究志书体例奠定了基础。

章学诚为方志所创制的体例，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乾隆二十八年后，他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说：州郡均隶职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国别为史，然义例不可不明。

如传之与志，本二体也。

今之修志，既举人物典制而概称曰志，则名宦乡贤之属，不得别立传之色目。

传既别分色目，则礼乐兵刑之属，不得仍从志之公称矣。

窃思志为全书总名，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诠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则为传以列之。

变易名色，既无僭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

其他率以类附。

至事有不伦，则例以义起，别为创制可也。

〔2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方志学的体例，包括四个部分：外纪、年谱、考和传。

在这封书信中，章学诚显然把这四个部分看作志书的主要体例，从“窃思志为全书总名”一句来看，这里的“四体”，是就方志的总体来说的，并非只对后来“三书”中的“志”所说。

所谓“变易名色，既无僭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正是最好的说明。

但根据他修志的经验，有些内容无法全部包含其中，如何处理它们，当时还没有个成熟的看法，只好根据具体的情况，创立新的体例：“至事有不伦，则例以义起，别为创制也。

”他说：今世志艺文者，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记序杂文，依类相附，甚而风云月露之，无关惩创，生祠碑颂之全无实征，亦须入焉。

此姑无论是非，即使文俱典则，诗必雅驯，而诠次类录，诸体务臻，此亦选文之例，非复志乘之体矣。

夫既志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学士著选书籍，分其部汇，首标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乃使后人得所考据，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斯不失为志乘体尔。

至坛庙碑铭，城隄纪述，利弊论著，土物题咏，则附入物产、田赋、风俗、地理诸考，以见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贾让诸疏入《河渠志》，贾谊、晁错诸疏入《食货志》之例可也。

学士论著，有可见其生平报复，则全录入本传；如班史录《天人三策》于《董仲舒传》，录《治安》诸疏于《贾谊传》之例可也。

至墓志传赞之属，核实无虚，已有定论，则即取为传文；如班史仍《史记自序》而为《司马迁传》，仍扬雄《自序》而为《扬雄列传》之例可也。

〔27〕对于这些文献资料，当时的章学诚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体例，而是延续了以往史传体例各入相应的内容之中。

在后来的《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他把志书的以上四种体例又给以概括，并说明了其中原因，他说：州县志乘，混杂无次，既非正体，编分纪表，亦涉僭妄。

故前书折衷立法，以外纪、年谱、考、传四体为主，所以避僭史之嫌，而求记载之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