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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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白 作 《 清 平 调 》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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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白 于 文 苑 图
李白后期的沉沦与漂泊
天宝三载(744)春,李白忧愤出京。五月,至洛阳,与杜甫相会,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次年春, 再与杜甫、高适会鲁郡和济南,和杜甫结下深厚友谊。十一月,李白从高天师受道箓于济南郡紫极宫。回任 城后,修酒楼,日夜沉饮其上,以示绝意仕进。天宝五载,漫游越中,临行赋《梦游天姥吟留别》,渲泄郁 闷。于越中,李白经贺知章故宅,追忆当年长安相见事,不胜感慨。天宝六载,北海太守李邕和淄川太守裴 敦复同遭李林甫陷害,李白不胜悲愤,于金陵作《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鸣不平:“君不见李北海,英 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天宝九载,白五十岁,深感从政无望,欲以诗文为终身 事业,作《古风·大雅久不作》等诗以明志。天宝十载秋,白在南阳附近石门山中元丹丘处作客,颇有出世 之意,忽又寄诗幽州节度使判官何昌浩,想弃文就武,从军赴边。秋末,有幽州之行。白于幽州目睹塞垣真 象,知禄山有作乱之心,便毅然南返,三入长安,欲向朝廷反映真象。但因安禄山深得玄宗宠信,虽忧心如 焚,然无计可施,乃离开长安。不久,从河南梁园南下宣州(安徽宣城),作《远离别》。天宝十二载秋,与 族叔侍御使李华登谢眺楼,作《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诗。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起,官军一触即溃,战火迅速蔓延。次年正月,洛阳沦陷,李白携宗氏夫 人仓皇南奔,开始欲往越中避难,继而又西入庐山。天宝十五载六月,潼关失守,玄宗奔蜀,七月,玄宗至 汉中,从房琯议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诸王分领诸道节度使,并遣永王璘出镇江陵。时李亨于灵 武即位,改元至德。李亨命璘还蜀,璘不从,十二月,璘出兵沿江东下,三次派人请白入幕。白素怀报国之 心,遂入永王军中,作《永王东巡歌》十首。未及一月。亨、璘内战,璘败亡,白以“附逆作乱”罪入狱, 幸得友人推覆清雪,以无罪开释。御使中丞宋若思上书荐李白,肃宗非但不准,又判长流夜郎。至德二年春, 行至奉节,遇赦返江陵,作《早发白帝城》。 他以为长安、洛阳两京恢复,国家中兴在望,又有用世之意,还至江夏,广事干谒,结果又告失败,唯 有痛饮浇愁,狂歌当哭。 上元元年,李白六十岁,还至豫章(江西南昌),再登庐山,作《庐山谣寄卢侍御 虚舟》一诗,意欲求仙学道,以度残年。上元二年,复游金陵,物是人非,生活拮据,以随身宝剑抵偿酒钱。 是年,贼势复炽,天下兵马副帅李光弼出镇临淮,将北上讨贼,李白又欲立功报国,遂请缨入幕,因病半途 而返,往依族叔李阳冰。次年春,病稍痊可,复游宣城,又因病重到当涂,时李阳冰将辞官归隐,白无处可 去,作《笑矣乎》、《悲矣乎》二诗,语无伦次,疑是悲愤至极、精神失常之作。 宝应元年(762),白六十二岁,十一月,卒于当涂,有《临终歌》,自比大鹏凌空,中天摧折,但仍 相信他激起的余风足以流传万世。关于白之死,亦有二说,一说死“腐肋疾”,一说醉后入水捉月而亡。
李白的家世与少年生活
李白(701——762),字太白。关于李白的贯望,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为蜀人 (刘全 白);一说为山东人(元稹);一说陇西人(李阳冰);一说出生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 内,范传正说)。现在一般认为,李白当出生于中亚碎叶,其家世已难于详考。据唐李阳冰《草 堂集序》等记载,李白是凉武昭王九世孙,其先因故流亡到碎叶。中宗神龙元年,李白随父迁 居唐剑南道绵州昌明县清莲乡。李父入蜀后,一直过着“高卧云林,不求禄仕”的隐逸生活, 可能是一个富商。 李白的家庭显然有浓重的西域文化背景。他幼年和青少年是在蜀中度过的,同时受汉和西 域两种文化的熏陶。这就不仅给他一副“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的相貌,更赋予他追求自由和 豪放不羁的性格,“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巴蜀那曾孕育了司马相如、 扬雄、王褒和陈子昂的山川培养了他磊落的胸襟,慷慨的激情,更激发了他对自然的热爱。李 白少年时,正当“开元之治”的前期,玄宗励精图治,使整个社会欣欣向荣,特别是朝廷“广 开才路”,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李白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中,又加上他的父亲有着较高的 文化修养,因而他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教育。他读书泛览百家,不事章句,颂慕鲁仲连那样扶 危济困、功成身退的英雄,鄙视皓首穷经的儒生。又向慕神仙长生之术,喜游侠击剑,曾从赵 蕤学纵横家术,修炼剑道,多年后还在诗中描写自己“抽剑步霜月,夜行空庭遍”(《江夏寄 汉阳辅录事》)的情景。 开元八年(720),礼部尚书苏頲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 二十岁的李白带着诗文前去拜访,深得苏頲赞赏:“此子天 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 学,可与相如比肩也。”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引) 李白纪念馆(四川 ·江油)
李白前期漫游与干谒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二十五岁,以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上安州裴长史书》),从此开始了他漫游、干谒的生涯。 李白经长江三峡出蜀,沿途作有《登峨嵋山》、《峨嵋山月歌》、《渡荆门送别》等诗。出蜀至 江陵,他遇到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李白因而写了《大 鹏赋》。此后,李白沿江东下,东至金陵和扬州。此时的李白,风华正茂,广事交游,轻才好施,他 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说:“襄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救 之。”魏颢《李翰林集序》甚至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他自己也说:“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
李 白 作 《 清 平 调 》 图
清 · 苏 六 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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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二入长安之风光与失落
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可能是因元丹丘推荐(元则是以道士的身份受到玉真公主征召入京的),玄宗 皇帝下诏,命李白入京。李白初闻征召,真是喜出望外,以为他多年的政治理想有了实现的机会 :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南陵别儿童》)不过,这时的玄宗已经不再励精图治了。 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后,权力便由奸相李林甫掌握。所以玄宗召李白进京,并不是任用贤才, 治理国家,而是需要一个出色的文人来点缀太平。 初入长安,李白的确受到玄宗的眷顾。玄宗降辇步迎,云:“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 焉能致此。”并赐七宝床,御手调羹,命待诏翰林。唐制,皇帝所在处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医卜 伎术之流,随时待诏命,备顾问,玄宗时名其待诏之所曰“翰林院”。开元二十六年,又别建学士院, 以他官兼充学士,专掌起草诏命,李白入翰林,只是以文词秀异待诏供奉而已,并未授正式官职,与 以他官充任的学士不同。但以其声名之大,玄宗初亦颇加礼遇,并命其起草诏诰。据说他曾作过《和 蕃书》、《出师诏》等文,又应诏作过一些描写宫廷歌舞享乐生活的诗文,如《泛白莲池序》、《宫 中行乐词》、《清平调》等,这些作品都获得了玄宗的欣赏。玄宗带着大批妃嫔官员幸骊山温泉宫, 李白也在侍从之列。他曾得意地说:“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 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甚至以为不仅可以平步青云,而且还能援引故人:“激赏摇天 笔,承恩赐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飞。”但李白这时期的行为举止,仍然保持着平交王侯的态 度,不肯屈己下人的故态。对于玄宗,他当时是歌功颂德,对官僚显贵,则取“平交”的态度,即所 谓“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 。 没过多久,李白便发现玄宗对自己只不过是倡优蓄之,并没有委以大任,这与他的理想可谓大相 径庭。于是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 。渐渐地表现出厌倦情绪。这时,他和 贺知章等人在一起喝酒,号称“酒中八仙”。杜甫曾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 来不上船,自称臣中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可见李白可能有借酒装疯、拒绝奉诏之举。又尝沉醉 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 由于李白“戏万乘为僚友,视俦列如草芥”,恃才傲物,遂遭谗谤,自知不为朝廷所容,便在天 宝三载春,上书请“还山”,玄宗以其“非廊庙器”,赐金放还。这样,李白于天宝三载,怀着悲凉、 怨愤而又恋恋不舍的心情,高吟“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的高傲诗句, 告别了帝都,经由商州大道,离开关中,结束了他在长安一年多的宫廷生活。
李白性格与思想
李白的思想比较复杂,兼有儒、道、游侠、纵横家的成分,而以儒、道为主。但其避开科举,而其思想 显为盛唐之产物。 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功名心很强,有着强烈的“济苍 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李白的政治理想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答孟少府移文书》)。但 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隐逸于世,广为交游,寄希望 于风云际会,以便名动京师,待朝请之。他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 盖世功业。其慕姜尚、范蠡、鲁仲连、张良、谢安之风,且益加之。期为帝王之师,以建奇功,后便功成身 退。然而时过境迁,正当其要有所作为之时,开元盛世已经过去,朝廷日趋腐化,社会酝酿着新的危机。其 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之中,定然要遭致失败。欲望极奢,实现的希望却极渺茫,因此他对自己遭 到的打击也倍感沉重。每当遇到挫折和不平,他都爆发出强烈的愤慨,他对现存秩序的大胆批判和否定,往 往有排山倒海之势。然而愤慨之余,又常欲用隐居求仙、狂饮颓放,来暂时解脱精神的痛苦,可见道家之批 判现实与隐逸思想对其影响亦深。其狂傲不羁的性格,飘逸洒脱的气质,都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 龚自珍曾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 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 李白的一生,是为实现济苍生、安社稷 的政治理想而奋斗的一生。虽然历尽坎坷, 屡遭打击,他的雄心壮志,总不消歇。受挫 之后,他亦时作出世之语,但往往其言愈冷, 其心愈热,为时不久,便又热血沸腾。终其 一生,为苍生社稷之心,无时或忘。在这种 追求和奋斗中,他虽然没有成为一位伟大的 政治家,却成为一位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