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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买卖合同纠纷

以案说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情概要某纸业公司(以下简称纸业公司)与某甲印务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中,纸业公司作为原告,甲公司作为被告,某乙印务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为第三人。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没有订立书面买卖合同,是否存在交易习惯就成为确定是否具有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的关键。

本案中诉讼标的涉及300多万的商品纸买卖货款,原告纸业公司与被告甲公司、第三人乙公司均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其中,被告甲公司与原告对账、结算并接受发票签收回单确认的货款为1485790.82元。

于2014年3月31日、2014年5月6日经原告纸业公司与被告甲公司、第三人乙公司对账,确定第三人乙公司接受发票签收回单确认的货款1854580.71元。

本案中,被告是否“自愿加入到第三人公司欠原告结算但未付货款1854580.71元债务中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存在争议,由此可知本案是一般买卖法律关系及债务加入法律关系的案件。

本案经过基层人民法院一审作出判决,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基层人民法院重审。

基层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1日作出判决,判决甲公司向纸业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485790.82元及利息,乙公司支付纸业公司货款人民币1854580.71元及利息,甲公司对乙公司所支付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甲公司不服并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生效裁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争议焦点<焦点问题一> 某纸业公司与某甲印务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纸业公司称,2013年8月20日其与被告甲公司根据行业习惯订立口头合同,约定由纸业公司向甲公司提供商品纸,具体品牌、数量由甲公司确定,价格双方具体协商。

同时,纸业公司表示,与甲公司的交易习惯是:纸业公司无论是厂发还是库发货物,所有的发货均由购货方在收到货物后向其出具收货单;纸业公司凭购货方出具的收货单每一、两个月由双方结算一次或两次,结算中购货方确认结算数额后,纸业公司向购货方开具双方认可的结算金额的发票,购货方收回向纸业公司出具的收货单,同时向纸业公司签收增值税发票回单作为确认结算的证明;纸业公司再凭购货方结算并签收确认的增值税回单向结算单位要求支付货款,并且在收取货款的同时再向结算单位出具收款收据,交易流程全部完成。

而被告甲公司对于与纸业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的。

首先,甲公司表示与纸业公司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交易习惯。

原告纸业公司虽然提供了一份对账单用以证明双方商品纸买卖的交易习惯,但该对账单除金额外无送货日期、数量、单价等信息,无法证实双方存在多年的交易,无法证实双方存在交易习惯。

其次,原告纸业公司所谓的与甲公司的商品纸买卖合同,实际上是因甲公司曾借用过原告供给第三人乙公司的纸张,甲公司与乙公司约定,这批商品纸的货款由甲公司打给原告,并由原告开发票给被告。

关于商品纸借用这一关系,也得到了第三人乙公司的肯定。

由此可见,甲公司与纸业公司的对账单是基于与乙公司之间的借用合同关系产生,而不是与纸业公司有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

本案在“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最基本的问题上就陷入纷争,原被告双方互不认可对方的证据,使得本案事实和法律关系的厘清更具难度。

<焦点问题二> 某甲印务公司与某乙印务公司的关系?该关系对本案是否存在影响?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通过查询甲公司与乙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认为样杨帅和崔冬冬既是乙公司的财务会计人员,又是甲公司的财务人员。

对于这种财务混同、人员混同的行为,是“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的表现,可以认定乙公司和甲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因而两公司是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

对此,纸业公司的主要依据是,2014年5月6日,原告纸业公司与被告甲公司对账,杨帅在对账单上加盖甲公司的印章,由此可见,杨帅此时的身份是甲公司财务会计人员,而根据工商登记,杨帅为乙公司的财务人员。

对于崔冬冬,2013年12月12日,崔冬冬代表乙公司会计与原告纸业公司结算货款,并签收了5张增值税发票结算回单;2014年2月27日,甲公司与纸业公司结算,崔冬冬又代表甲公司的财务会计结算货款并确认签收了8张增值税发票结算回单。

由此可知,崔冬冬既是乙公司的财务会计人员,在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上半年同时还是甲公司的财务会计人员,并为甲公司与纸业公司办理结算货款、对账等财务工作。

对此,被告甲公司称,对账单不是甲公司出具,首先来说该对账单样本与甲公司的对账单格式不符,并且该对账单只有印章而没有单位相关人员签字认可。

至于该对账单上的盖章,是由于第三人乙公司的会计杨帅疏忽错盖甲公司的公章形成,这并不能说明杨帅就是甲公司的财务会计人员。

杨帅是第三人乙公司的员工,暂时保管甲公司的公章、财务印鉴、法人印鉴等,2014年5月6日,纸业公司到乙公司对账,由于两公司之间业务往来频繁,单据很多,金额较大,有300万左右,对账时间比较长。

加上杨帅的眼睛近视500度,对完账后将眼镜摘下休息,最后在纸业公司对账单上盖章时,误将甲公司的公章当成乙公司的公章,错盖在了原告的对账单上。

甲公司称,其与乙公司之间是独立的两个公司,不能因为乙公司员工工作的失误就认为两个公司之间财务混同,两公司不存在财产混同的问题。

关于法人财产混同的问题,一向是学术界颇具争论的问题,各种学说可谓众说纷纭,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此问题也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列举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对此问题的推敲成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之一。

<焦点问题三> 2014年5月6日,杨帅结算确认的人民币899803.44元货款,该项货款应由谁承担?本案中涉及数量繁多的往来款项,在厘清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债权债务承担问题也是双方论证的焦点问题在基于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认识上,以及认为被告甲公司与第三人乙公司存在人员混同、财务混同的情形,原告纸业公司认为该899803.44元的货款应由被告甲公司承担付款责任。

根据重审第一次庭审时笔录中记载的甲公司代理人邹佳的陈述,2014年4月16日至2014年5月6日期间,被告甲公司将公章、财务印鉴、法人印鉴、支票、银行凭证购买单交由杨帅放在与第三人乙公司财务印鉴同一个抽屉暂时保管,便于杨帅代被告甲公司办理银行方面的财务事宜,由此可知杨帅同时处理甲公司和乙公司的财务。

此期间杨帅以被告甲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纸业公司办理的结算、确认欠款、对账等事务的行为,应视为代理被告甲公司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告甲公司承担。

另外,2014年5月6日,原告纸业公司与被告甲公司就2014年3月31日对账单中第三人乙公司未确认的货款人民币907214.11元进行结算,经结算,原告纸业公司开具的付款单位为“甲公司”的发票确认货款金额899803.44元,杨帅经对账结算后接受发票9张,并未提出异议,且在9张发票回单联上均签字确认,杨帅的该结算行为,应视为被告甲公司的结算行为,因此该899803.44元的货款应由被告甲公司承担付款责任。

被告甲公司针对该部分货款,则答辩称其和原告未结算清的货款为585987.38元。

首先来说,甲公司与纸业公司之间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交易习惯,也没有商品纸买卖合同,如此一来两公司当然是没有买卖合同关系的,因而甲公司对纸业公司不直接承担付款义务。

其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纸业公司有买卖合同关系的是第三人乙公司,应由乙公司直接承担付款义务。

第三,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期间,甲公司曾多次借用第三人乙公司的印刷纸,共计839573.60元,并约定由乙公司将货款直接付给纸业公司,由此可见,这笔货款是基于甲公司与乙公司的借用关系产生。

目前,甲公司经第三人乙公司的认可,直接和纸业公司未结算清的货款为585987.38元,因本案真正的欠款主体是乙公司,所以原告诉讼标的额中的超出部分是无理请求。

<焦点问题四> 甲公司对第三人乙公司已结算单位付款的人民币1854580.71元债务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原告认为2014年3月31日、2014年5月6日,被告甲公司与原告纸业公司的对账行为,可以视为甲公司自愿加入到乙公司对纸业公司的债务中,是事实上的债务加入行为。

根据双方2014年3月31日的对账单内容,甲公司在客户栏盖章确认欠款人民币3347782.20元,第三人乙公司在客户栏盖章确认欠款2438204.5元,并注明“未开发票欠款账未对”,左上栏打印文字载明:“未开发票金额人民币907214.11元”,同时,第三人乙公司在上下两个客户栏的中线上加盖印章予以确认对账的真实性,被告甲公司未在该对账单中提出任何有异议的内容,根据该2014年3月31日的对账单,应认定被告甲公司自愿加入第三人乙公司原来已结算且开发票确认的未付原告纸业公司货款1854580.17元的债务中,甲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另外,根据2014年5月6日被告甲公司与纸业公司对账,被告甲公司在客户栏盖章确认截止到2014年5月6日共计欠款人民币3340371.53元,同时,被告甲公司还对2014年3月31日对账单中载明“未开发票金额907214.11元”予以结算确认。

被告甲公司对此指出,2014年3月31日纸业公司与被告甲公司、第三人乙公司对账,确认的是甲公司因借用乙公司印刷纸,而承担的还款义务,经协商甲公司将应偿还给乙公司的585987.38元货款直接交给原告。

对于该部分585987.38元货款,很明显是属于履行承担。

而对于乙公司确认的欠原告的货款1854580.71元,甲公司当然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至于2014年5月6日的对账由杨帅在对账单加盖甲公司的印章,而杨帅并非甲公司的员工,仅由于其工作中的失误就认定他能代表甲公司从事财务会计工作,是片面而牵强的,因而对于2014年5月6日所谓的甲公司与纸业公司的对账行为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三、裁判结果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及法律依据本案发回重审后,基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如下。

一、被告某甲印务公司支付原告某纸业公司货款人民币1485790.82元及利息;二、第三人某乙印务公司支付原告某纸业公司货款人民币1854580.71元及利息;三、被告某甲印务公司对上述第二条规定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某纸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基层人民法院经庭审质证,确认了如下事实:纸业公司与甲公司及其与乙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并对买卖货物交易之后的货款均进行了阶段性的结算、开具发票及回签发票回单联、对账确认、支付部分货款等继续履行涉案买卖合同义务的法律行为。

法院同时确认了被告甲公司对原告纸业公司之间的所负债务由两部分构成。

2013年8月26日起至2014年4月23日止,甲公司向纸业公司购货价款合计人民币3594800.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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