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谪居永州与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心态比较08中文（本）泗洪许石玲【摘要】：柳宗元、苏轼同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在文学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仕途上却不甚顺利，政治理想破灭后，均被一贬再贬。

二人遭遇相似，被贬后的心态却不尽相同。

本论文通过对柳、苏二人贬谪永州、黄州时期部分作品的比较，管窥二人心态的异同，探究其心态的成因。

【关键词】：柳宗元苏轼永州黄州谪居心态柳宗元与苏轼均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二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苏轼的豪放词，都是文学史上的最高典范。

但在仕途上，二人却不甚顺利。

正当他们意气风发、想大有作为之时，却遭到迎头痛击，政治理想破灭，分别被贬永州、黄州。

二人遭遇相似，被贬后的心态却不尽相同。

本论文通过对柳苏二人谪居永州、黄州期间创作的部分作品的比较，管窥二人心态的异同，探究其心态的成因。

一、从作品中探寻人物心态（一）从“永州八记”等文看柳宗元谪居永州的心态谪居永州是柳宗元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柳宗元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体裁多样，内容广泛。

其中最为世间传诵的是山水游记，特别是著名的“永州八记”。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只是模山范水，而是借物写心，抒发失意情怀和牢骚怨气，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

因而他的山水游记，折射出他谪居永州时期的心态。

《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永州八记”的首篇，柳宗元在开篇就写到“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1](P142)深深的负罪感忧惧感诉诸笔端。

此记作于元和四年（809），是柳宗元到永州的第五年，由此可见，他一直是以罪人的身份谪居永州，长期被负罪感忧惧感所笼罩。

除了负罪感忧惧感外，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还满怀孤寂、凄清。

《钴姆潭记》中“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

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1](P147)设想中秋观月的情景，“乐”而忘乡。

貌似冲淡，实则激愤，以一个“乐”字透出遭贬“居夷”的悲怨凄楚。

作者失意远贬，本来是“不乐居夷”、“不忘故土”的，现在却因为得到了这个潭，竟至乐于居夷，忘怀故土，这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

表面上旷达闲适，内心却是沉痛悲哀，潭上美妙的景色处处透出凄清的意味。

这种心态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流露的更为明显。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描绘的小石潭景物清幽美妙，然而“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

[1](P154)潭周围的环境，氛围凄清异常，是客观描写，更是柳宗元的主观感受。

这远离尘世的小石潭虽然充满了生机，“闻水声，如鸣佩环”, [1](P154)但却无人赏识，四周被竹树围抱，其幽清无闻与自己的遭遇相同。

柳宗元心中那一尘不染的小石潭被弃于这荒僻之地，它就是怀抱利器而被贬谪的另一个自己。

小石潭的环境描写，是柳宗元当时心境的折射，尤其是篇末对冷清寂静环境的描摹和气氛的渲染，展示出作者心同此境的状态。

盼归也是柳宗元谪居永州时期的心态之一。

《钴鉧潭西小丘记》叙述小丘遭际：始为“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待整饬之后，“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1](P150)小丘呈现出一派奇异胜景，使“读者立觉当时之人与地宛在”（《柳文指要》卷二十九）。

小丘被冷落的遭遇，亦即作者被遗弃的命运。

文章着力描写了小丘环境景物之美，同情小丘长期被弃置的命运，借以抒发自己怀才受谤、久贬不迁的感慨，并渴望重新获得重用。

柳宗元盼归的心态表露无遗。

盼归不得，柳宗元在他的山水游记中表露出失意愤怒、抗争进取的心态。

这种在心态体现在《石渠记》与《小石城山记》中。

《石渠记》中所谓“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2](P520)隐含失意愤怒之情。

《小石城山记》则曲折表达了反对天命观，不肯听天由命的抗争进取精神；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委婉抒发了怀才不遇、横遭贬谪，“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1](P157)的悲愤抑郁的情思。

负罪、忧惧、孤寂、凄凉、盼归、失望、愤怒、抗争，这并不是柳宗元永州心态的全部，执着与豪放也是柳宗元永州心态不可忽视的内容。

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他要“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表现出对屈原的仰慕和独钟。

屈原对自己理想的至死不渝的执着追求，是柳宗元终身效仿的榜样。

柳宗元的豪放心态，在“永州八记”中也有所体现。

《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他有如冲出牢笼的野马，高翔蓝天的雄鹰，感觉到了多年没有感觉的快乐。

他“披草而卧，倾壶而醉。

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

意有所极，梦亦同趣。

”借酒消愁，借梦明志。

“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

”最后，达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 [1](P142) 的境地，自由自在，豪放洒脱，旷达傲岸，形神兼具。

在《钴鉧潭西小丘记》里，他写自己购小丘倾情改造，使“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热恋。

自此，高山，浮云，溪流，鸟兽，“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

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1](P150)在这里，所有的寂寞、烦恼、忧愁、苦闷都烟消云散。

一个高大、洒脱、豪爽、奔放、傲视一切的伟大形象，矗立在读者面前（尽管这种心态只出现在他外出游览的瞬间）。

（二）从黄州诗词文看苏轼谪居黄州的心态与柳宗元一样，谪居黄州期间也是苏轼文学创作一个及其重要的时期。

虽然他所作诗文不多，但词的创作却达到了一个巅峰的境界。

从他的诗词文中我们可窥见他谪居黄州时期的心态。

刚到黄州，苏轼寄住在黄州东南的定慧院，生活十分寂寞。

他在诗《定慧院寓居，月夜偶出》中说，“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凉夜……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

但当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

[3](P241)又如“独有孤旅人，无穷无所逃”[3] (P253)，“我谪居黄岗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

故人不复通问询，疾病饥寒，宜死矣。

”[3] (P298)（《送沈逵赴广南》）等，无不流露出苏轼在黄州时期孤独抑郁的心态。

与此同时，他还写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词《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醒。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3] (P601) 这首词作于元丰三年春。

苏轼托物抒情，抒发他初来黄州时的孤高、凄清、寂寞的情绪，更是他贬谪生活中的苦闷、孤独心理的写照。

苏轼借“缺月挂疏桐”来表达自己生活清冷，借孤鸿状写自己心境的凄凉。

孤寂凄凉、忧郁悲伤，是苏轼初到黄州的心态。

但他没有就此消沉颓废，失魂落魄，而是通变达观，热爱生活，积极进取。

元丰五年所作的《浣溪沙》就是最好的例证。

词曰：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兰溪倒流的特殊现象使词人展开丰富的联想：时光也可以倒流。

人只要乐观、自信，就能老当益壮，重新恢复青春年少。

伤痕可以复原，病体可以重振，青春可以焕发。

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表达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仍渴望成就一番功业的乐观进取的精神。

这是一个拨开雾障，步出低谷的东坡，是一个灵魂重铸、神清气爽的东坡。

他的生命意识像饱满的兰芽一样蓬勃，他的心路历程像松间的洁净小路一样被净化。

苏轼热爱生活，乐观向上，处处能体会到生活的甘美，能发现美好的事物。

这曲生命常青的颂歌，更表达了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生哲理。

又如《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

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

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作者以空山明月般澄澈、空灵的心境，描绘出一幅富有诗情画意的月夜人间仙境图，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化到大自然中，忘却了世俗的荣辱得失和纷纷扰扰，表现了自己与造化神游的畅适愉悦，读来韵味无穷，令人神往。

苏轼的黄州心态还表现在他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

《定风波》是这种旷达心态的代表作：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自然界的风雨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一种处风雨忧患而放旷超脱的心态流露笔端。

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中，苏轼写道：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穀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多么飘逸，多么富有浪漫情调，表达了与天地同化，与万物合一的淡泊超然的思想。

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轼与朋友一起泛舟游赤壁，创作了文学史上著名的“赤壁三绝唱”。

其中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将豪放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气象阔大，笔力飞动，雄浑豪放，气势磅礴。

面对奔腾不息的长江水，词人心潮澎湃：遥想当年，风流儒雅，雄姿英发的周瑜在这里谈笑间歼灭了强大的敌军，何等地潇洒，何等地豪气冲天！词人自己也欣然神往，想要像他一样开创一番事业，可是壮志难酬，只落得“早生华发”。

但词人并没有沉湎于此，而是跳出了个人狭小的圈子，超脱地看待这一切，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又何必在意一时的荣辱得失，是非成败？在同一时期创作的《赤壁赋》中苏轼运用了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政治失意和人生无常的苦闷，从而清除内心的痛苦（尽管那如怨、如幕、如泣、如诉的箫声传达出苏轼内心深处的苦闷与忧伤）。

（三）柳、黄二人心态的异同从以上的分析可看出：谪居的生活是孤独的、寂寞的，这是柳宗元、苏轼共同的感受。

不同的是柳宗元在寂寞中多是哀伤自怜，苏轼却在寂寞中显得幽独孤高。

柳宗元一直以罪人的身份谪居永州，长期被负罪感忧惧感所笼罩，盼归的心态在其作品中表露无遗。

苏轼则不然，鉴于混迹官场的诸多教训，他不接人事，少作诗文，深怕“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

[4]（P1709）受尽失意、寂寞的煎熬后，二人都作了自我调适、自我排遣，柳宗元寄情于山水，苏轼寓情于自然。

柳宗元“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是执着与豪放；苏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旷达与超脱。

二、从人物生活背景中探寻人物心态的成因（一）被贬前的生活状况、心理状态及被贬因由柳宗元生于官宦世家，少年中举，官拜礼部员外郎，正是前景一片大好之时，却因策划了一次动摇到宦官及节度使利益的改革而葬送了仕途，与参与永贞革新的王叔文、王伾、刘禹锡等十人或被戕杀或被流放，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发动革新的初衷是希望废除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重现国家的统一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