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内容摘要：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心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是一个文化谎言。
它折射出知识分子坚韧性的缺失，也体现出对五四传统一定程度的遮蔽和曲解。
这一思想不但不能深刻地影响中国的现实社会，反而导致知识分子群体与大众和现实的分离，知识分子的精神也日益孱弱，知识分子逐渐丧失独立性和行动能力。
知识分子应该立足本土现实，进行自我批判，加强实践精神，才可望重新取信于民众，在社会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关键词国民性批判知识分子批判超越文化谎言作者贺仲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文化实践中，国民性批判既是一个主导性的思想概念，也是五四启蒙传统的中心前提。
虽然在上世纪末，它遭到林毓生、刘禾等学者的质疑和解构，但其地位并未真正受到影响。
不时之间，就有一些“文化名人”跳出来，居高临下地对“国民性”问题作一番批判。
然而，仔细推究，所谓“国民性批判”，不过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臆造出来的一个文化谎言，既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也不符合逻辑性，值得深入追问和反思。
革命的“进化”：历史的曲解反思“国民性批判”，首先需要从其源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谈起。
虽然国民性批判思想萌芽于清末，但是真正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还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
辛亥革命失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思想革命才是启蒙和发动民众最深刻、最适合的方式。
于是，在知识界，就有了对辛亥革命的批判性放弃和对国民性批判的大力提倡，思想启蒙也才成为时代中心话语——换句话说，正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衬托出了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合理性，凸显了它的超越和进步。
因此，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如何认识辛亥革命后的历史情境，是评价国民性批判思想的重要前提。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权，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成立了第一个民选政权，但最终，它的成果却被袁世凯等军阀所窃取，民主社会逐渐又回到了专制社会。
因此，面对辛亥革命的失败，知识分子有权而且应该对它进行批判性反思，并对此后的道路作出调整和探索。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不能从辛亥革命的失败简单地推证其道路的错误。
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包括着几个不同层面的内涵：从推翻清政府、结束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方面看，它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建立民主制度，完成现代政治转型看，它无疑是失败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要毕其功于一役，靠一次革命就完全成功实现民主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完美无缺、一次性成功的标准去否定辛亥革命，显然既不符合逻辑，也近乎苛求。
客观而论，即使在民主政治体制方面，辛亥革命的失败也不是简单的失败，而是有着跨越时空伟大意义的探索性的失败。
在政治体制的民主形式上，它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尽管辛亥革命的成果被人窃取，但它所建立的民主政权并未迅速退出历史，至少在1916年至1928年间，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族建国理论依然起着很大的作用，甚至说是那个军阀混战时代，国家保持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1］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尽管存在许多缺陷，但是，它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不但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而且其尝试和努力都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绩。
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一贡献已经非常难得了。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最应该做的，并不是对其简单批评和否定，而应该更广泛地开启国民教育，更深入地联系大众，以自己的知识启发和引导民众建设现代民主制度，在坚持思想独立性的前提下，以实践性的方式投入社会的改造和建设。
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五四前后，确实一直有不少知识分子继承了辛亥革命的实践精神。
其中最突出的，当数蔡锷等人参与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选择的实践性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及陶行知、梁漱溟等人以“乡村教育”方式启发民众等。
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运动也远非单纯的思想批判，而是包含有很强的实践成分。
璀璨的学生运动不说了，即使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知识分子，也都勇于以语言为武器，对当时的专制政府进行激烈的批判和对抗。
尤其是晚年的鲁迅，更彻底地明确了自己的道路选择，将思想重心转向革命实践。
尽管如此，人们也只是肯定了前期强调精神批判的鲁迅，却否定了后期更具有实践精神的鲁迅。
殊不知，鲁迅已经意识到单纯文化批判的虚无，在保持独立性立场、不做政治权力附庸的前提下，更实际地反对专制和封建思想，其行为远比单纯的启蒙更有意义。
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文化确实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方向性转变。
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追求进行了批判性的放弃，转而提倡和选择自己更擅长的“思想批判”道路。
正是在这里，文化主流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谭嗣同、康有为、宋教仁等人所倡导和力行的实践精神逐渐走向边缘，时代的思想主流也由自我参与变成了启蒙别人——换句话说，之前是知识分子自己冲锋陷阵，现在变成了号召别人来冲锋陷阵，参与者变成了号召者。
［2］当然，五四本身包含着多重因素，单纯的国民性批判并不能真正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的全部真实思想和行为，以此来概括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潮流，更是有明显的偏颇之处。
许多知识分子，如鲁迅、陈独秀等，都经历了思想和行动的重大转变。
但是，后来人们对五四的接受和宣扬，却是特别强化了其中的思想批判部分，淡化甚至掩盖了实践性成分。
适当的剥离和抽象化，高度的夸张和精神引导，使五四原本具有的丰富内涵逐渐干枯，真实面目逐渐模糊，以至于历史记录和人们思想记忆中的五四，只剩下单一的以国民性批判为核心的启蒙传统了。
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性批判”思想演化成为五四传统的核心，以神话般的方式成为此后近一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圭臬，并决定性地影响着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这次转型，规模宏大，具有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这里难以对之作简单的评判，但可以明确的是，国民性批判运动的兴起，思想启蒙运动对实践革命的取代，绝对不是一种所谓的历史必然或进化式发展，而是知识分子一次放弃式的道路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众多知识分子对现实责任的逃避，精神上的懦弱和无能。
这其中的丰富内涵绝非简单的“历史进步”可以概括。
至少，它反映了在经历多次失败之后，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缺乏足够的韧性和自信。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和中国的悲剧。
非逻辑的批判：伤人与自戕祛除了加在国民性批判身上的历史进步神话，我们再来看其内涵。
尽管国民性批判声势浩大，遍及中国现代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事实上，“国民性”的内涵却非常简单。
按照一般的理解，国民性大体上就是指“爱面子”、“自我安慰和满足”、“瞒和骗”，以及被抽象化的“愚昧、落后、不觉醒”等。
我们很难相信这就是被几代知识分子批判和改造的所谓“民族性格”，这就是近一个世纪来整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长篇累牍的针砭对象。
原因很简单，这些品性在任何时候、任何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并非中华民族所独有。
更重要的是，其中的许多品性很难以弱点来概括。
如“爱面子”，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对自我尊严的维护。
即使是最著名的“国民性”——鲁迅笔下的阿Q性格——也早已被证明是人类的普遍共性，很难说它就是负面性格。
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品性为中华民族所独有，也很难说它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属性。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中国人表现出了非常高贵的精神品质和个性，像诸如“勇敢、勤劳、智慧、牺牲……”类似的名词也完全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大众的品格。
究竟哪些才是根本的，哪些才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个性——也即所谓的“国民性”？这需要仔细辨认。
但是如此简单而片面的“国民性”内涵，却能成为一个民族知识分子数代人批判的目标，固然反映了知识分子思想本身的内在缺失，其中也许还蕴涵着知识分子某种程度的精神优越感。
因为很简单，被知识分子作为“国民性”代表和具体体现者（典型如阿Q），正是以农民为代表的普通大众。
民族性格是复杂而丰富的，任何民族的民族性格都不是天生的，而是由政治和文化累积影响而成——而在这些影响和决定民族性格的多重因素中，文化并不是最核心和关键的因素，因为文化的形成和变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政治。
比如，清代文化长期转向词章考据，远离社会现实，最根本、甚至唯一的原因就是其严酷的专制体制。
所以，最直接最深刻的文化改造只能通过体制改造和实质性的文化教育。
从历史来看也是这样，物质和政治的转变必然会带来文化的转变，而且其影响会更为持久和迅速。
比如在辛亥革命前后表现出来的负面民族性格，首先是漫长而野蛮的封建制度造成的，是清代统治者的顽固保守所致（典型如清政府所采用的闭关锁国政策），其次与落后的教育制度和残酷的愚民制度（典型如严酷的文字狱）有关。
辛亥革命的重心虽然是在体制变革，但正因为它以革命的方式在根本上改变了政权体制，实质上深刻地影响到当时的社会文化。
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在整个社会民风习俗的转变中，辛亥革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过这些后来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已。
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鲁迅在著名的《〈呐喊〉自序》中对当时中国所作的“铁屋子”的比喻。
在这个著名的比喻中，鲁迅所关注、思考和回答的是唤醒之后应该怎样的问题。
其实，当时最急切的问题不是唤醒之后，恰恰是如何唤醒。
在当时的情境下，唤醒大众最基本的方式只有两种，它们都是实践性的：一是教育，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二是制度革新，将“铁屋子”的天窗打开，人们自然就会解放，会醒过来。
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方式，没有唤醒“铁屋子”的实践，也自然不可能有唤醒的效果。
当然，近一个世纪的国民性批判也不能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其最大的“成效”就是使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与民众越来越疏远。
俯视式的、将自己排除在外的简单批判立场，使知识分子丧失了对大众的爱和理解，也缺乏现实关怀，更缺乏自我牺牲的精神。
这既使他们容易在社会中沦为哗众取宠，言不及义的空谈家，更会在现实问题面前失去自己的声音和力量。
许多人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的隔膜和距离，习惯性地归咎于中国革命本身，认为是农民文化取代了知识分子文化，是“启蒙与被启蒙的错位”。
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知识分子自身的表现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国民性批判另一更深远的后果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日益衰弱。
在漫长的启蒙过程中，知识分子原有的政治情怀和实践精神被消磨殆尽，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自信心，更丧失了独立精神。
一个简单的理由，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充满着复杂的社会变局，经历着各种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和诱惑，知识分子要获得和保持自我精神的独立，要获得足够的精神力量，首先必须要立足于大众，立足于现实问题，只有在对现实的关注和投入中，只有在对现实勇敢的发言和积极的参与中，它才能赢得大众的认可，也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更进一步说，只有对现实和社会的深远关怀，知识分子才拥有广阔的胸襟，才能思虑高远，对现实社会有更高的把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