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赖德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100875)教育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社会的发展而日见明显。
因此,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都自觉地把发展教育看作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措施,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更是汗牛充栋,现在已有了70多个国家的教育收益率估算(Psacharopoulos,1994)。
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是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的资料对中国城镇1995年的私人教育收益率进行估算;二是对中国私人教育收益率的形成给出一个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中国城镇1995年的私人教育收益率教育对收入分配影响力的大小主要体现在教育收益率的高低上。
现在有关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估算绝大多数都建立在1992年以前的样本数据之上。
在这里我们估算1995年的教育收益率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从学术积累的角度看,它有助于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相关文献;二是它有助于揭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成因和体制改革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
11样本和数据特征。
估算所赖于进行的资料来自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对1995年全国收入分配状况所进行的调查。
该课题组曾对1988年全国城乡的收入分配状况作过全面调查,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的数据对私人教育收益率的估算是该领域被引用得最多的文献之一。
课题组对1995年有关数据的大规模调查,为系统地、多角度地分析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
本文只估算城市职工的教育收益率。
1995年调查的城市职工样本涉及全国11个省市,即北京市、山西省、辽宁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四川省、云南省和甘肃省,表1给出了有关变量的平均特征值。
表1显示,在11763个有效样本中,男性占52%,为6131人,女性占48%,为5632人。
样本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158年,其中男性职工10194年,女性职工10126年,二者相差不大,这说明中国城市已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也说明城市的教育政策还是男女比较平等的。
样本平均工资为572015元,其中男性为617419元,女性为516519元,女性职工比男性职工低了整整1000元,说明中国的职业岗位分配和工资分配很可能存在性别歧视。
样本中国企职工占2713%,外企职工占1127%。
21指标选择。
计算教育收益率的方法有三,本文只计算明瑟收益率(M incer,1974),其计算公式是:In(Y)=a+bS+cEX+dEX 2+E(1)1998年第5期式中,Y表示年收入,S表示受教育年限,EX表示劳动力的市场经历即工龄,a表示截距,E表示误差,b、c、d表示各变项的回归系数,其中b、c即是教育和工龄的收益率。
表1平均样本特征值变量平均值变量平均值样本数11763工资2217男性0152收入(元/年)572015年龄40128男617419受教育年限10158女516519男10194国有企业职工01273女10126外企职工010127明瑟收益率计算公式有3个变量,即Y、S、EX。
S和EX的所指是很清楚的,S可直接用受教育年数来表示,EX则可通过公式/工龄=[年龄-(受教育年数+7)]0而求得。
相比之下,Y的含义要含混得多。
课题组所设计的/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调查表0中的个人收入项包括了众多子项,比如总收入、职工工资、职工从单位得到的其他收入、其他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家庭副业生产收入、实物收入等,而且每一子项又包括了若干项。
本文选择职工工资项作为收入指标,因为在劳动力市场健全的情况下,工资与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最相关。
城市职工可依就业身份进行分类。
在调查表中职工第一职业的就业身份包括中央和省级全民所有制、地方全民所有制、城市集体所有制、私营企业(包括合伙企业)、个体户(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乡镇(村)企业、其他所有制等9种。
本文只选择了其中的三种,一是中央和省级的全民所有制;二是中外合资企业;三是外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可以统称为外资企业。
目前全民所有制和外资企业仍可代表着计划和市场两级,计算它们职工的教育收益率有助于分析经济体制对教育之分配作用的影响。
31估算结果。
运用明瑟收益率计算公式对1995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各类别职工的教育收益率估算值(见表2)。
由于我们的估算所用的资料来源、计算方法、收入指标选择等均与李实和李文彬(1994)的工作基本一样,因此,二者的可比性应该是比较大的。
根据表2并结合李实和李文彬的有关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与1988年的数字相比,1995年的教育收益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比如全国平均的数字从318%上升到5173%,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男性职工的教育收益率从215%上升为5114%,提高了2164个百分点;女性职工的教育收益率从317%上升到5199%,也提高了近213个百分点。
这说明与以前相比,教育之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有了更大的运作空间。
(2)教育收益率为正,说明中国并不存在/脑体收入的绝对倒挂0即受教育水平越高者反而收入越低这种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现象。
但所有组别的教育收益率都还很低,只相当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应数字的1/3-1/2,即受教育水平越高者虽然收入也越高,但教育的回报并不充分,也即存在/脑体收入的相对倒挂0。
这也说明中国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扭曲程度虽一年比一年减弱,但扭曲仍然存在,甚至可以说还相当严重。
表21995年教育收益率估算变量全国男女全民企业外资企业受教育年数01057301051401059901050301069工龄010274010293010261010301010301工龄2-010063-010074-010051-010077-010070截距5110951364416815127951555 R20124401280012010131101116样本数(人)11763613156323209150平均收入(元)572015617419516519643917816810平均受教育年数(年)1015810194101261111411102平均工龄(年)22172314211421151215注:所有变量的系数估计值都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
(3)女性职工的教育收益率(5199%)高于男性职工的教育收益率(5114%),这与李实和李文彬的估算是相一致的。
事实上,这也与绝大多数人的估算(Jamison and Gaag,1987;Johnson and Chow,1997)相一致。
女性职工和男性职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无几,但其年收入却要比男性职工少1000元,为什么女性职工的教育收益率反而比男性高呢?对此,现有的文献似乎并未试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比男性职工低,即女性职工的年收入虽然比男性职工低,但她们上学的机会成本比男性职工的机会成本更低,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女性比男性高。
(4)教育的收益率高于工龄的收益率,无论男女,也无论全民或外资,这大异于7年前的情况。
这说明传统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中那种/论年头行赏0的局面已得到了根本性改变,这种变化也可从最近几年在岗职工继续求学的热潮中得到验证。
(5)全国平均的教育收益率(5173%)高于全民企业的教育收益率(5103%),外资企业的教育收益率(619%)又高于全国平均的教育收益率,外企比全民所有制企业几乎高出了2个百分点。
二、教育的配置能力与劳动力市场一般地说,中国现阶段的教育收益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这是因为:(1)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教育严重供不应求;(2)经济的非均衡性比较明显,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空间比较大。
但上述估算却显示,中国1995年的教育收益率仍然很低,这印证着国人关于知识分子待遇偏低的印象,也提出了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会这么低?或为什么中国会存在脑体收入的相对倒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教育影响收入分配之机制的认识。
教育具有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Welch,1970)。
生产能力是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与相同的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若用边际来表示,生产能力则体现为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单位受教育程度所增加的产品产量。
配置能力是指发现机会、抓住机会,使既定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从而使产出增加的能力,用舒尔茨(1975)的话来说是/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0,或说采取均衡性行动以使不均衡复归为均衡的能力。
配置能力类似于熊彼特(1990)说的企业家能力,但二者又有所不同。
企业家能力为企业家所独有,而配置能力则人人都拥有。
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共同发挥作用,但配置先于生产,配置能力早于生产能力发挥作用。
只有当资源配置合理时,生产能力越高才会带来越多的收入,否则会难尽人愿甚至会事与愿违。
而且,一个人不仅拥有可用于生产的时间和劳动力,他还有其他资源比如资本、土地、技术等,一个人的收入也不仅由劳动收入组成,它还包括利息、利润、地租等。
各部分收入之和如何才能最大,仅有生产能力是无法解决的,它必须依赖于配置能力的发挥。
这也就是说,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固然与其生产能力有关,更是其配置能力发挥作用的结果。
但教育之配置能力要发挥作用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
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却因户口、用工等制度而严重地分割着(赖德胜,1996)。
与其他原因引起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Doeringer and Piore,1971)相比,制度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以下特点。
11形成的行政性。
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化的过程中,起根本性作用的则是政府,政府通过颁布一个个行政性法规使劳动力市场分割得越来越细,并越来越刚性化。
21劳动力供需主体的非主权性,即劳动力供需双方的自主决策权都被计划者(政府)主权所侵蚀或替代了。
31非竞争性。
这既表现在供求主体之间不存在竞争,也表现在供求主体内部不存在竞争;既表现在劳动力的初始配置不存在竞争,也表现在劳动力的再配置不存在竞争。
这也是中国劳动就业效率低下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41非流动性。
突出表现为:(1)农村劳动力没有发生刘易斯)费景汉转移,即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适时转向非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少流向城镇。
(2)劳动力的工作转换率太低。
直到80年代末期,企业职工的流动率也只有3%。
(3)劳动力间或也有大规模流动,比如在1958 -1960年共有近3000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文革0期间约有1700万新成长的城镇青年上山下乡等,但这种流动似乎也并非出于个人的决策,而更多地是一种政府行为,是行政性流动而非市场性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