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学　月　刊 2006年 第10期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李庆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200433)[关键词]秦汉六朝;岭南;考古发现;海外贸易;海洋文明[摘　要]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两广地区、南海诸岛以及越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秦汉六朝时期的有关南海交通与海外贸易的遗址、遗物,展示了岭南社会经济一向的海洋特色,大大改变了岭南的古史景观,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篇章。

[中图分类号]K872;K232;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20214(2006)1020010208On the Communication in Lingnan and South China Sea in the Qin2H an and Liuchao Periods from the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L I Qing2xin(I nstit ut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 rap hy,Fu dan Universit y,S hanghai200433,China)K eyw ords:the Qin2Han and Liuchao periods;Lingnan;the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external trade;ocean civilization Abstract:Since1950’s,external trade in South China Sea has been discovered in Guangdong and many archaeological sites about the communications in Guangxi regions,various islands in South China Sea,Vietanm,etc were discovered. These relics bring out the ocean feature of the social economy of Lingnan,which not only changes the sight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Lingnan but also enriches the ocean civilization chapter of ancient China. 公元前218年,秦朝征发50万大军南伐百越,郡县其地,岭南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经过南越国、两汉和六朝诸时期的开发,岭南社会经济灿然改观,成为南方海外贸易的门户。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两广地区相继发现了一批秦汉六朝时期的遗址、遗物,例如广州秦汉船台遗址、南越国文帝陵、南越国宫殿遗址、贵县罗泊湾汉墓、合浦与徐闻等地的汉代海外交通遗址、遂溪南朝金银器以及波斯银币窖藏。

这些发现,极大地改变了岭南的古史景观,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上古史、中古史的内容。

相关考古成果如广州市文管会等所编《广州汉墓》、《西汉南越王墓》,广西博物馆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以及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秦汉三大发现》等著作,都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准和学术价值。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学术研究也取得可喜进展,如张荣芳、黄淼章先生的《南越国史》、胡守为先生的《岭南古史》、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的《广东通史》(古代上卷)等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专著。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希望结合文献资料与近年两广、南中国海及越南等地的考古新发现,着力探讨秦汉六朝时期岭南与海外的经贸联系,以揭示岭南社会经济的海洋特色。

一秦统一六国后,“南征百越之君”,开始把岭南纳入帝国版图。

但是残暴的秦朝不久在陈胜、吴广农民军的冲击下分崩离析,秦将赵佗在岭南拥兵割据,以番禺为国都,建立起南越国。

汉朝初年,南越国达到鼎盛,势力东到闽越,西抵黔滇,南至越南中部,与北方的匈奴并称“强胡劲越”。

南越立国90余年,其贡献不仅仅在于按照秦汉制度在岭南推动封建化进程,促进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还大大推进了先秦以来不断发展的海外交通与南海贸易。

先秦时期岭南与南海地区已经有比较密切的经济交往。

秦朝南征百越,目的之一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1](《人间训》)秦军分5路征百越,其中一路“处番禺之都”,说明番禺(即今广州)在秦代已经是一个有名的都会了。

《史记》介绍国内比较著名的9个“都会”,包括邯郸、燕、临、陶、睢阳、吴、寿春、宛、番禺;番禺为“珠玑、犀、瑁、果、布之凑”。

[2](《货殖列传》)《汉书》也列举国内7个“都会”,分别是邯郸、蓟、临、江陵、寿春、吴、番禺;该书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番禺,其一都会也”。

[3](《地理志》)番禺能成为国内商业屈指可数的重镇,与秦代特别是南越国时期经济与城市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

番禺地区是岭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和很高技术水平的造船业。

1975年和1994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发掘秦汉造船工场的船台遗址。

船台的规模很大,共有三个,呈东北2西南走向,平行并列。

根据造船专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这个造船工场主要生产适应内河与沿海岸航行的平底船,载重量在30～60吨。

船台的年代,始于秦统一岭南,一直沿用到西汉文、景之际。

①这说明,在南越国时期,番禺已经成为能够成批制造内河与沿海航行船只的造船基地。

[2](p283～285)1986年,在广州市东山农林下路发现一座南越国时期的木椁墓,出土一艘彩绘木船模型。

船上前舵有12位划桨木俑,后部是两层木楼。

考古学家肯定,这是一艘楼船模型。

1982年,南越国文帝陵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山被发现,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岭南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发现。

在东耳室出土的B59号提筒器腹中部有一组羽人船纹饰,共有船4条,首尾相连,船身修长呈弧形,两端高翘像鹢首鹢尾;船上有羽旌、长杆、羽纛、木鼓等物。

每船有羽人5个,饰长羽冠,有的持弓箭,有的持短剑,有的执首级,有的击鼓,有的执俘虏,船尾1人划桨。

每只羽人船饰以水鸟、海龟、海鱼。

从人物形象看,应是越人在船上杀俘祭河神(或海神)的图像。

[3](p50～54)类似风格与内容的纹饰在岭南、西南乃至越南也有发现。

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出土了一件铜鼓,鼓身上的龙舟竞渡、羽人舞蹈图案,风格与南越王墓提筒器图纹类似。

[4](p26～28)可能制造于公元1世纪属于越南“东山文化”的铜鼓,鼓身的纹饰描写了头载羽毛的勇士乘战船前去作战的场面,船上设有船舱和作战平台,显示东山民族是一个面对海洋生活的社会群体。

也有人认为,这些铜鼓所绘船纹图饰,就是古代越人远航的海船。

[5](p51～53)2004年1月,笔者前往越南沿海港口进行南中国海移民与贸易史调研,在顺化一间饭店发现一件瓷器,上面的羽人舞蹈纹饰与上述图案风格都极为相似。

古代越南与华南居民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上述器物的纹饰,生动地刻录了古代越人擅长舟楫的生活场景,让人惊叹古代越人具有海洋特色的传统艺术的恒久生命力。

从考古发现看,南越国时期船只的推进器有楫、桨、橹,还有尾舵、爪锚等,同时期相比技术很先进。

到目前为止,广州汉墓已经发现12件种类不同的木船或陶船模型(不包括南越国墓葬出土的),由此可以窥见秦汉时期岭南地区造船业的发达与进步,这是发展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的基本条件。

南越国时期的岭南与东南亚有海上交通贸易是不成问题的,广州南越文帝陵出土不少与海外交通相关的珍贵遗物,大大丰富了我们认识秦汉时期南海丝绸之路与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相关内容。

据报道,南越文帝陵出土的镂孔熏炉、象牙、乳香、圆形银盒和金花泡饰等器物,都与海外贸易有关。

在广西贵县、梧州的南越国墓葬中,也发现有铜熏炉、陶熏炉、陶象牙、陶犀角等器物。

这些东西在与南越国相邻的长沙,也有部分出土,但在中原地区则较为罕见。

香炉的出土,说明熏香在南越国时期很流行,而香料除了本地生产外,主要产地在东南亚,可见南越国与南海地区当时存在着可观的香料贸易。

出土于南越文帝陵主棺椁“足厢”的银盒最引人注目。

此物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重572.6克。

盖与器身饰有蒜子形互间排列的纹带,系捶打(左金右碟)而成;子口合盖、腹盖相合处各饰一条穗状鎏金纹带。

银盒的造型与纹饰风格都与汉代及其以前的金属器皿不同,而在波斯帝国(前550～前330)的金银器中却不难找到类似标本,如波斯帝国早期都城厄克巴坦(Ecba2 tana)出土的薛西斯王(XerxesI,前485～前465)金钵刻铭和苏撒(Susa)附近出土的阿塔薛西斯王(Arta Xerxes,前465～前424)银盘刻铭。

可以断言,这是一件来自海外的舶来品。

有意思的是,这件器物内尚存药丸半盒,而器上刻有汉字,可能是墓主喜爱之物,生前用来盛放药物,死后①近年有些学者对“船台说”提出质疑,认为该遗址是南越国时期宫殿建筑遗址。

有关考古挖掘与研究还正在进行之中。

被用以陪葬。

另有金珠泡饰,出土于墓主身上,共32枚,直径1.1厘米,高0.5厘米,焊接工艺极为高超,与中国传统金银钿工迥异,而与西方出土的多面金珠上的小珠焊接法完全相同。

据国外学者H.Margon研究,这种焊珠工艺在公元前四千年两河流域的乌尔(Ur)第一王朝已经出现,随后流行于埃及、克里特、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征后流传到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带。

在南越国文帝陵西耳室出土的陪葬品有原支大象牙一捆,共5支,并排堆放。

最大的象牙长126厘米,体形粗壮。

此外还有刻画象牙、象牙算筹、残牙雕器等3种。

经鉴定,原支大象牙为非洲象象牙,与亚洲象的纤细型象牙不同,不属岭南本地象牙,应该是海外贩运而来。

[4](p285～286)[5](p209,138,345～347)如此之多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物品在番禺发现,证明最迟至秦汉之际,从南越国到波斯。

这些物品据分析可能是转辗接驳,“重译而至”;航行其间的,可能有波斯商人、印度商人、东南亚商人,当然还可能有中国商人。

广州汉墓出土了不少外国人形象的陶俑,正是当时东西方在海上密切交往的见证。

印度与中国的贸易交往至晚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

闍那迦《利论》一书曾谈到公元前四世纪以前的“支那帕塔”(Chinapatta),也就是中国制造的丝织品,并指出这些丝织品与印度的土产丝织品的区别。

广州南越国文帝陵出土了种类繁多的丝织品,在这方面并不亚于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

经科学检测,丝织物种类可分为绢、罗、纱、锦,原料大多数为蚕丝。

这说明其时的番禺地区已有种桑养蚕的经济活动,而且具备了大量生产高品质丝绸的能力。

从墓中出土的“超细绢”来看,南越的缫丝、织造工艺相当高超,这种绢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320×80根纱,为目前所见汉代绢中经纬密度最高的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