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关系学生姓名：杨琳学号：2007100153法律系法律事务专业指导老师：乔淑贞职称：讲师摘要：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

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因此我国应当明确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确立私权优位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法律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并发挥社会组织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中的润滑剂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关键词：公权力；私权利；公权力干预；私权利保护前言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生活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一是政治国家生活领域，二是市民社会生活领域。

对前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公法，比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

对后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私法，私法的主要内容就是民法。

与此相对，依据公法享有的权力为公权力，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依据私法享有的权利为私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等；公法强调国家意志，私法强调个人意志，二者既对立又统一。

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始终处于平衡状态。

否则，公权力的极度膨胀，就是专制，就是中央集权制；私权利的极度泛滥，就是自由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

当前，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利益协调和平衡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因而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概念（一）公权力的概念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后，就有了权力问题。

权力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权力的概念从来就不存在一个能统治一切的定义，对权力的定义基本上分为三类：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

有代表性的关于权力的学说主要有以下三种：（１）能力说。

“权力可被看成一种不顾阻力而实现人们意志的可能性，或者说是一种对别人行为产生预期影响的能力。

”（２）强制意志说。

权力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动中甚至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的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

”（３）关系说。

权力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或其它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

”笔者赞同能力说，公权力指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团体及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利，它是基于社会公众的意志而由国家机关具有和行使的强制力量,其本质是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公共意志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二）私权利的概念私权利的概念，对于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１）自由说：权利是法律保障的自由。

（２）意志说：权利是意志自由或个人意志支配的范围。

（３）利益说：权利为法律保护的利益。

（４）法律上之力说：权利为法律保障的行为的能力。

（５）尺度说:权利是一个人得到法律保障的可能行为的尺度,它保证在既定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基础上人的自主性、选择自由和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享有。

上述几种学说各有其合理性。

笔者赞同：权利是为社会或法律所承认和支持的自主行为和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表现为权利人可以为一定行为或要求他人作为、不作为，其目的是保障一定的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

权利属于社会全体成员及国家公民，是他们生活中时时依赖、不可随意剥夺的生存活动基础。

因此权利所涉及的首要范围是个人及私人的生活领域，是由个人所结合成的社会生活层面。

正是在此意义上，西方国家史有“私权利”之称。

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的历史演进（一）古希腊时期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复合在古希腊城邦，普遍维持着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明，并且在这种理想城市中，产生了自由民。

他们一方面是特定城市国家的市民，是属于谋求自身利益的私人，另一方面，他们是特定国家的公民，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国家，是一个“公人”，必须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公益。

其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复合的，公民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是相融的。

城邦既是国家又是社会，人们参与城邦生活，就是他们的利益得到满足、自我得以实现的最理想途径。

人既被看作是“社会动物”又被视为“政治动物”，私人生活就构成了国家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国家生活则使私人生活获得了最高表现和升华，在这种状态中，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密不可分，公权力与私权力当然也失去了划分的基础与前提。

（二）古罗马时期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初步划分在作为古希腊文明传承者和“姐妹文明”的古罗马，产生了公私法的第一次主观划分。

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

事实上，它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

”公私法的初步划分意味着公权力与私权利各自的存在领域得到了人们的理性界定。

“罗马人对国家和个人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它们各自有其特定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是社会性存在的一种必须的和自然的框架，但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才是罗马法律思想的中心。

与此相应，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被认为是国家存在的主要目标。

国家因此被视为一个法人，它在确定的界限内行使自己的权力。

公民也同样被视为一个法人，他拥有受到法律保护的不受别人以及政府自身非法侵害的权利。

”为实现上述目标，注重实践的罗马人在制度层面上架构权利实现和救济的具体途径，从而使得私权的观念固化于法律规范之中，内化为一种社会性的信念，融会于整个法律体系的架构中。

（三）中世纪时期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吞噬继之而来的中世纪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高度重合、公权力对私权利吞噬的黑暗时代。

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全部权力，整个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孔不入，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社会之中。

古罗马一定程度的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随即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诉诸神意的裁判方法，是专制者的独断和教会的仲裁。

神权、王权和贵族权凭借领主分封制，把政治原则彻底社会化，使得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

私人生活领域、私人利益和要求完全屈从于政治附庸地位和关系，从而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包容、吞噬和同化。

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

（四）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完全分离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及发展，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野日渐凸显，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开始形成一种紧张的分立、对抗、制约与平衡的关系，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最终成为现实。

近代资本主义是市民社会极显张扬与政治国家消极妥协的自由主义世界。

在这个自由世界中，首要的根本构造是“自由的个人”，这些从封建的或绝对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自由个人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原动力。

同时，脱胎于政治国家的面对绝对主义权力而主张自己获得自由的近代市民社会，是以经济的自律为基础的。

这样，市民社会的崛起必然使得财产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生活摆脱政治国家的控制，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界限开始明确，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行使界限开始廓清。

私权利获得自己独立的存在空间与合理性基础，并建立起体系化的权利救济途径与开放型的权力对抗路径。

三、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私权利和公权力是紧密相联的两个概念。

公权力是相对于统治者、公共机构和社会组织而言的，私权利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二者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归纳起来，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第一、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本源，即无权利便无权力。

“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权利）让渡与公众认可作为前提的”。

卢梭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权力是公民让渡其全部“自然权利”而获得的。

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保障。

权利不是来自于国家的恩赐，而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权利应当是权力的本源，权力是巩固、捍卫权利而存在的，没有了权利，权力也就失去了存在之必要。

第二、国家权力是私权利的后盾，即无权力的保障便无从享受权利。

权利虽然是权力的源泉和基础，但是，作为人们相互之间的认可和承诺，又是非常脆弱的，最易受到来自外界的侵害。

因此，个人权利离开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难以实现。

第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既此消彼长，又相依共生。

权力并非是完全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东西，无论从每一社会的运行机制或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二者都是相互联系并互相转化的。

事实上，二者之间既有此消彼长的一面，又有相依共生的一面。

比如个人的受教育权、环境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的实现，就离不开相关公权力的扩张与行使。

当然，在许多特定的领域里，私权利与公权力确实又相互对立、此消彼长。

只有公民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与权利观念，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公权力的非法扩张与恣意滥用。

四、我国社会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的现状分析（一）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公权而轻私权的传统，使得私权长期以来没有生长、发展的空间。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社会模式一直是强国家——弱社会形态。

在中国传统权力体系中不存在社会独立于国家之外，并获得不受国家干预的自主权利的观念和理论。

”封建国家依靠家国一体化的宗法制度，将国家与社会进行整合，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通过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吞并实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同化，并塑造了顽固的权力本位的民族心理。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又一度将国家权力推向极致。

在以行政管理手段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行政机关代替企业做出日常经济活动的微观决策，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活动。

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个人利益被抽象于国家利益之中。

由国家作为各方利益的总代表，来进行直接的调度和安排。

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在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了一个顶峰，干预的触角伸入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体育领域乃至家庭领域。

这种干预极大地限制了私人权利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并且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政企分家、还权于民，使得市民社会逐步与政治国家相分离。

与此同时，为了规范市民社会生活，颁布了以《民法通则》为龙头的一系列民事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划定了市民社会的生活领域，为市民享有私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此在我国形成了公法与私法、公权力与私权利划分的基本格局。

然而，由于我国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太深，加之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直接由计划经济脱胎而来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市民社会生活领域仍然残存着大量的公权力，使得弱小的私权利时时受到强大的公权力的威胁，结果导致公权力的发达与私权利的萎缩并存，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践踏与私权利对公权力的依附并存，民众对公权力的膜拜与对私权利的漠视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