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权与私权的一般性释义及其研究价值公权是公共权力以及相应的公共权利的统称，是指社会公共领域中由公众赋予和认同的能够给公众带来权益和幸福的集体性权力。

公共权力主要存在于公共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的最重要表现。

现代公共权力取自于民众的授予、法律的确认。

一切公共权力都必须来自于人民的让渡，同时，民众托付给国家的这些公共权力又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和确认，这才使公共权力在公共性的基础上获得合法性。

私权，相对于公权力，由非公权机关介入的私人和团体所拥有的权利。

它是指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因其私人性质被称为私权利或私人权利。

私人权利的内容包括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财产权利及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权利等。

公民权利是由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

公权和私权的划分源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

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因此我国应当明确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确立私权优位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法律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并发挥社会组织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中的润滑剂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生活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一是政治国家生活领域，二是市民社会生活领域。

对前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公法，比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

对后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私法，私法的主要内容就是民法。

与此相对，依据公法享有的权力为公权力，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依据私法享有的权利为私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等；公法强调国家意志，私法强调个人意志，二者既对立又统一。

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始终处于平衡状态。

否则，公权力的极度膨胀，就是专制，就是中央集权制；私权利的极度泛滥，就是自由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

当前，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利益协调和平衡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因而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公权与私权的相互关系及其理论探究（一）公权与私权的基本关系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基本关系这是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只有公权与私权之间和谐，才能推动和促进私权与私权之间的和谐。

国家权力的来源是公民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是国家权力合法存在的依据。

没有公民的权利,也就没有国家的权力。

公民之所以要国家权力,是为了通过国家权力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发展自己的权利。

现代民主国家的公共权力都是公民通过民主法律的程序出让的，即公民通过让渡一部分权利组成公共权力以控制社会，维持秩序。

但是公权力于私权利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在根本上看来，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的冲突和协调可以简化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协调，简化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冲突和协调。

美国独立之父杰斐逊则更直接的说：“政府是必要的恶，要用宪法之链束缚，以免受其祸害。

”这样的表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冲突而至协调的逻辑过程：为避免战争状态，为实现私人权利，人们让渡出权利合成公共权力（如国家）从而规制每个人的私权，而这种公共权力又难免侵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并有膨胀的危险，因其本身是不好的是恶的，又需对其进行规制此是对规制的规制。

（二）公权的私人性与其必要性1．公权的对私权的侵犯—公权的私人性。

公共权力具有私人性就是指公共权力与个人之间的相关性，无论怎样的公共权力，最终都要通过组织和个人来行使。

公权力往往以一定的职位和责任为外在表现，但这些职位和责任的最终体现者则是作为国家或社会成员的个人，由这些人来推动着公共权力的运转，实现着公共权力的权能。

然而这些个人很难使他们在操作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不受自己的素质、意识、经历及偏好的影响，还有私人往往出于自我掌控和权力欲望满足的动机去谋求掌握公共权力，这就使公共权力在行使中很难避免主体的自私自利倾向，从而导致公共权力可能成为满足私欲的工具和手段，公共权力的目标与公共利益的背道而驰。

公权的私用和滥用就是公共权力偏离公共利益方向的最好证明。

这容易使公共权力变为少数当权者实现个人意志的专横工具，并最终破坏私人权利，这也是权力腐败无法根治的本源所在。

2．公权的必要性。

既然这样那我们有没有必要把公权彻底消灭呢？很显然不能。

公共权力有他存在的必要性。

这里借用英国政治家洛克的一句话，洛克认为，“人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也难免对别人造成损害，此时由个人来作为公共仲裁机关作出评判和相应处罚就显得力有不逮，而且这也容易带来宿怨世仇，带来广泛的惶恐不安”。

这也是社会契约论的理论依据。

所以，如果没有了公权而让个人去强行去维护自己的私权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果，这样的事情就必须交由公共权力机关去做。

这便是洛克关于公共权力必要性的阐释。

因此，公共权力机关作为公平的仲裁者和维持正义秩序的实施者发挥作用，它在为每个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私人权利提供着保护。

公权与私权虽然相互有冲突，但是私权也要受到公权力维护，虽然公权是“必要的恶”，公权与私权之间要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共赢局面。

（三）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的理论探索对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配置，在人类历史上引起了众多思想家的关注，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利益标准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最具代表性并且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理论，二是黑格尔所倡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三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

1、洛克“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理论中的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洛克是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理论范式的总体特点为：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为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提供论证，为制约和控制国家政治权力提供学理基础，进而建构起―有限政府‖和―有限国家‖的近代政治架构和理论范型。

洛克认为，社会是自然的产物，而国家则是社会中的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建构的。

在他看来，人们生活的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美好境界，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自己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

‖但是，在自然状态下，缺少一种大家所接受和承认的是非标准和裁判纠纷的共同尺度，缺少依照既定的标准评判争执的公正的裁判者，缺少保障这种判决执行的权力。

于是，人们为了克服上述缺陷，解决生活中的冲突和维护其权利而订立了社会契约，缔造了政府。

而且，人民为了保护自身而通过多数同意的社会契约让渡给国家的只是其部分权力，国家只享有这部分权力，而主权依然在民。

倘若国家违背契约而滥用权力侵吞市民社会，后者就可以依凭主权收回曾让渡的权力，推翻旧政权。

因此，国家之于市民社会，只具工具性的功用，是手段而非目的。

洛克式的架构，体现出了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和政治权力的极度怀疑和高度不信任。

这种构架的基础便是私权利是公权力的本原，因此这种范式的核心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对个人权利的崇尚。

国家权力的内在规定性必然使其与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权利相冲突，个人权利的不可取消性则构成了国家权威及其权力的限度。

这种思想导向的内在逻辑展开便是，既然市民社会的个人权利享有绝对的优先地位，那么为了避免国家权力本身基于其内张性或政治活动可能具有的特定目的会渗透市民社会，进而侵犯个人权利，人们有权利怀疑并推翻现有的权力权威。

同时，透过市民社会外于国家的规范框架，我们可以看到私权利的绝对自由性以及其不需国家权威干预而自己管理自己的导向。

总之，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的架构，意味着国家对市民社会只限工具性的作用，而且市民社会透过对其自身先于国家的身份之规定或对国家权力源之规定，在根本上构成了对国家侵吞市民社会的可能性的抵抗甚或革命的力量。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的关系范式同时也存有很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在洛克构筑的框架内，国家只是―守夜人‖，整个市民社会的兴衰都取决于盲目性、因果性的―看不见的手‖，结果是导致经济领域间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因少数垄断的出现而导致的透过经济权力对人的自由的控制——从对私权利绝对保护的维度构置的公权力与私权利配置方案最终导致了私权利内发性的破坏状态。

2、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理论集中体现了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

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由非道德的因果规律所支配的，是个人私利欲望驱动的非理性力量所致的状态，是一个由机械的必然性所支配的王国，在伦理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不自足的地位，而不是由理性人构成的完满的状态。

而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和―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垄断了一切道义资源。

这样，对市民社会这种不自足状况的救济甚或干预，只能诉诸于整个社会进程中唯一真正的道义力量，即国家。

因此，国家是绝对的，它体现而且只有它才体现伦理的价值准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的理想国家不是维系和完善自然状态的工具，而是对市民社会的保护和超越，因为国家绝对不是一个仅为功利的机构，相反，国家是目的，是相对于市民社会而言的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黑格尔认定国家或政治的至上地位以及一切问题都可最终诉求国家或依凭政治而获致解决的观点，隐含着国家权力可以无所不及和社会可以被完全政治化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极易被集权统治所利用。

在集权统治下，市民社会因被完全政治化而被统合于国家之中，并被彻底扼杀，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任意干预达至极限，私权利沦为公权力的奴隶，对此已经由历史无情地做出了验证，法西斯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正是通过对黑格尔这一理论的极端化而表现为国家绝对至上和国家赤裸裸地全面统合市民社会，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践踏成为血的事实。

3、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中的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理论范式，是在批判黑格尔颠倒的思辩法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形成的。

他通过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析工具的批判性改造，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与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法哲学分析范式。

马克思运用社会实证和历史实证的方法，从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自身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深刻揭示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彼此对立的关系性质、经济基础、历史进程及其社会意义。

马克思彻底否定了黑格尔提出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

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