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腐败现象透视与分析一、社会腐败现象的严重性。

中国在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使世界注目，而道德滑坡、腐败等社会问题却成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绊脚石，我国政府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也下了不小的决心，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

据有关部门统计，97年至2005年，全国纪检检察部门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4万余人，其中司局级900多人，省部级30多人。

07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向党的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2002年12月至2007年6月，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677924件，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

腐败分子给国家又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哪？卡内基梅隆基金会的裴敏欣先生认为：1999年中国腐败的总经济成本为3430亿元,占GDP的4.79%，而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研究成果则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寻租性腐败等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12570亿元之间,占当年GDP总量的13.2%～16.8%。

另外，就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和难于揭露来说，就腐败行为的外部性来说，腐败所涉及的财富规模，是很难进行精确计算的。

二、社会腐败现象的危害性。

腐败问题的最大危害性是腐败现象演变成了潜规则，侵蚀了我们正常的社会秩序，使我们正常的社会秩序无法运转。

以前人们分析过的“官商勾结”，事实上就是由这些潜规则形成了一种相对系统的“另一种秩序”，而这种潜规则就是与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又如，近些年来，许多地方揭露出大量买官卖官的问题，据媒体报道，安徽省有18个县委书记因卖官受贿被查处。

在这个过程中，无疑会带出一批买官者，对于买官者而言，无疑属于行贿罪，受到法律的惩罚理所当然，再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当买官卖官现象已经相当盛行，成为一种潜规则的时候，情况开始明显不同。

因为在这样一种由潜规则支配的环境中，一些本来有工作能力，理应得到提拔的干部如果不行贿就得不到正常的提拔，所以这些干部不得不行贿，这时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个别官员的行贿受贿或买官卖官了，而是整个干部制度已经被一种腐败的潜规则所支配。

在这样的地方，官员会把精力用在什么地方，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

一个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公务员这样讲述自己蜕变的经历，他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政府机关工作，开始只知道工作，但慢慢发现这不会对他的前途有帮助，因为没过两年，他的同学被提拔为副科长，同事们都说他的同学比他会办事。

眼看又有提拔机会，他认为这次应该轮到他了，结果比他参加工作晚的也都提拔了,他却原地不动，一些同事告诉他，他没被提拔的原因是他没有送礼，他开始拜访领导，第一次送的是高档礼品，但什么要求也没提，春节又送了钱，当年果然被提拔为副科长，有了点权，送礼开了头就不能停，但是工资有限，真的送不起，那就的想办法，和别人借，贷款，贪污等不择手段，党性、人性渐渐扭曲。

由此可见,这种腐败和由腐败催生的潜规则，具有改塑其中人们行为的作用，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

久而久之，腐败开始成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甚至成为社会中被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相反清廉和正直开始远离我们。

三、社会腐败现象的根源分析。

如此多的职务犯罪、腐败现象，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很多答案，有的说是放松了学习，淡漠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有的说是道德建设不够，道德滑坡；有的说是意志力不坚定，抵挡不住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有的说是党组织对他们的管理、监督、教育宽远；还有的说是决策机制不规范，个人决策重大问题等等。

但我认为制度和机制的不完善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

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如改革前的菜站、肉食门市部如何讲都没有办法制止走后门，市场放开以后，不用进行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先别人后自己等公民道德教育，这种走后门现象马上就消逝了，这就是最简单的例证。

具体说，权力运行机制缺乏有效监督和有效制衡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领导干部不让监督，被领导的不敢监督，权力运行机制不能处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

在这种环境下的权力者想怎么行，就怎么行，时间长了，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领域的领导权力就会发生蜕变：即权力利益化，权力商品化，权力家族化，权力山头化，权力只对少数人负责，因而公权变成了私权，这将必然产生腐败。

这种不让监督、不敢监督最终表现为监督无力、监督失效。

可是为什么监督会无力、失效哪？我们有纪委部门、检察机关、人大和信访制度，可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监督形式基本上都属于“同体监督”——纪检委是党内监督，检察院是政府内部监督，人大由于交叉任职很普遍，许多代表和常委本身就是同级党政机关的领导，至于信访监督，百姓是不会了解被监督者具体实际情况的，他们的监督力度是相当微弱有限的。

同体监督是难以进行下去的，大家都是同僚，不看僧面看佛面；有些被监督者还是监督者的上极，或者至少比后者的级别高，这就好似小沙弥监督方丈，更是僧面佛面都得仔仔细细看个清楚。

形成在监督之下工作和生活的方式是消除腐败的根本方式，它涉及到体制的改革问题，现行制度的安排问题，领导观念的转变问题，历史习惯问题，法制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四、预防社会腐败现象的对策。

（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

腐败分子行为上的腐败首先源于思想上的腐败，所以反腐倡廉教育应常抓不懈，党风党性教育应经常进行，应将领导干部推向党风廉政教育第一线，给其思想涂上一层“防腐剂”。

具体教育方式可采用：1、运用电化教育手段进行警示教育。

纪委、组织、宣传等相关部门要真正形成大宣传格局，定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电化教育。

进行电化教育要紧紧抓住“四个重点”，突出针对性：一是以不同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内容为重点内容。

二是以单位一把手，新提拔的领导干部和即将离岗的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

三是以春节、元旦等容易发生送礼、收礼，行贿受贿的重大节日为重点阶段。

四是以掌握着人权、财权、事权的热点部门为重点部门；2、应用典型教育手段进行反腐保廉教育。

典型有正反之分，正面典型是一面鲜活的旗帜，是时代的象征，反面典型教育较正面教育更具有说服力，震撼力和警示性；3、应用法制教育手段对领导干部进行学法守法教育。

法纪好比船上的水位警戒线，超载了，会有船毁人亡的危险，所以经常在领导干部中开展党纪条规教育，帮助他们在思想上把好关，确保在行为上少犯错误。

人性与生俱来，私欲无可厚非，要教育人们正确把握人性量变与质变的转折点，即把握住“度”，不要超越它，亦即只要私欲不膨胀，就消除了腐败的滋生土壤。

（二）、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建设法治型社会。

完善法律体系就是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水平，使所制定的法律更具有严密性、具体性、可操作性，能更加有效地规范和制约现代社会生活的运转。

不论干什么事情都是有它一定规则的，这个规则就体现了事物的规律性，人类社会运转也有规律性，法律法规就是要体现人类社会运转的规律性，法律法规能否体现社会运转的规律性将决定着法律法规的有效性，这个法律法规就是社会运转的规则，这套规则的严密性决定了社会成员是否触犯规则而能逃避惩罚。

规则的科学性，高效性决定其成员办事通达目标的效率性。

规则的目标性质决定其社会成员做事目标的方向性，也就是法律的阶级性。

社会法律法规体系要像计算机程序规则那样，少一步不行、跃一步也不能，尽量减少漏洞，应相当严密科学，不给腐败分子、腐败行为留有可乘之机。

过去我们培养出了相当的技术程序人才，目前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培养社会法律体系制定建设人才，社会管理人才，让最优秀的人才从事于社会法律体系规则的研发制定上来，这对我们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型社会更为紧迫重要，所以，消除腐败就一定要加强完善法制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三）、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建设必须同时进行，两手都要硬。

这个问题，我们是有实例经验的，我国过去法制建设不够，教育不少，结果效果甚微，正如一些落水的腐败官员所阐述的，一开始他们也并不想腐败，只是看到身边的其他官员的腐败，其他官员的耀武扬威，感到很不公平，心里不平衡，这样慢慢地也就下水了，刚开始时，也很内疚，很胆怯，但时间长了，见没有什么法律的约束，没什么事，别人也没什么事，渐渐习以为常了，这说明要进行思想教育，必须加强法制建设，法制的强制性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保证，只有在一个公平的，人人守法的法制大环境下，思想道德教育才会更有效，因此，思想道德教育、党性教育与法制建设必须同时推进，这是消除腐败思想的根本措施之一。

（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做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我国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起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就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尖锐地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他反复讲这个道理，要求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状况。

首先，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破除高度集权，以削权养廉。

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最主要的是权力过分集中，这必然会产生腐败，所以对领导干部手中的公共权力进行分解消弱是一项消除腐败的治本之策，那么如何进行削权哪？1、以票决权制约决策权。

要建立健全重大问题票决制度，并加大该项制度的实使力度，是达到削权目的的一条重要途径。

2、以分管权制约签批权。

实践证明，权力过分集中是产生腐败的主要根源，因此，对集各种权力一身的一把手进行权力分割，是一条有效的监督制约措施。

3、以审计权制约理财权。

要将审计工作作为反腐倡廉的一个重要手段，强化领导干部责任审计，防治财权乱用产生腐败，为做到事前防范，减少损失，经济审计由重离任审计向重届中审计转变。

其次，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建立有效监督和有效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第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善于利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成果。

民主，法治，和谐，人权，平等这些东西不是资本主义专有的，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次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设密码写票处这样的细节，就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