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文字
0 李立国
最初，人们把青铜器上刻铸的铭文叫做钟鼎文，后来，觉得这个名称不能概括大量兵器、酒器上的铭文，因此，就把它改称为金文，表示刻铸在所有金属器物上的文字。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

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夏代和早商的铜器上没有铭文。

铭文产生于商代盘庚迁殷以后，最初只有一、二个字，多至四、五个字，极个别长的也不过几十个字。

铭文“父丁”，“母戊”只表示这个器皿是专门用来祭祀父丁或母戊的，图形文字“天鼋”，则表示器皿所有者的族名。

这些铭文的作用只是识别用途和标记所有者，因此，一般都刻在器物的内壁、外底、盖底等不显眼的地方。

西周时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在青铜器上大肆颂扬祖德，刻功记烈，并且，还刻上国家的重要文书和条约，这样一来，铜器的铭文就变长了。

《散氏盘》三百五十七字，“曶鼎》四百零三字，最长的《毛公鼎》多达四百九十七字，铭文在百字以上的更是不胜枚举。

东周时代，一方面，文字的应用日益繁多，在金属器皿上刻铸终究不如书于简册来得便易；因此，记事的铭文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周王室权力衰退，诸侯们各擅威风，自行制器，无人再以接受周王的册命为荣，因此，记载受天子赐命、显扬祖德的铭文也少了。

东周的青铜器铭文一般都比较短，通例是“某某择其吉金，自作某器”，或者“某某作媵器，永保用之”等。

这时期的铭文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文字的装饰性大为增强，出现了鸟书、虫书、蛇脚书等美术字，并且，一反常态，把这种字刻在器外显眼的地方，有的甚至在阴文字的凹线内，嵌以黄金，十分富丽堂皇。

到东周末期，铜器铭文更趋简略，有的器皿只记工匠或所有者的名字，极其草率。

金文可略分为四种，即殷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4]（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汉金文（前221年～219年）。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

金文大都是印铸的，它和刀刻的甲骨文不同，线条浑厚圆润，有的甚至是块面。

金文的结体或长或圆，有大有小，变化而又统一，许多长篇金文的章法错落有致，艺术性很强。

著名的《毛公鼎》，《大盂鼎》、《墙盘》和《散氏盘》就是金文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它们对近现代中国的书法和篆刻艺术影响很大，吴昌硕等著名的金石书画家都曾从金文中吸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商代的金文书法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产生的。

它的字数不多，字体瘦长，笔道遒劲雄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情势凝重，各有风韵。

有人曾归纳为两种风格，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划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
周灭商以后，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工匠相继归周。

周人继承了商人的金文书法，使之发展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金文书法艺术。

西周早期的金文从书体和书法风格来看，总的情势是清秀隽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行款章法自如。

其前期的作品风格质朴平实，多挺拔的悬针笔法，仍带有甲骨文的影响。

如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或称大丰簋），字体平易古朴，笔划方圆兼备，具有凝练平直之气。

利簋仅用短短32 字就记述了武王代商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被称为武王克商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一件铸铭铜器，开创了西周金文书法的先例。

后期的风格凝
重雄放，已显出金文的独特艺术。

金文铸造过程
殷周金文被铸在青铜器的内侧，但是怎样在铸模上刻印上金文仍然未能确定。

根据在工场遗址所发现的大量模具所推断，青铜器的制造方法如下：
1. 利用粘土做一个与制成品大小相若的土胚（模型）。

2. 另外再用粘土包裹着模型，待干透后切开外层的粘土，作为外模。

3. 将模型削去外层，作为内模。

4. 在内模刻上图案文字。

5. 组合起外模和内模，并在之间放入铜片作为间隔空隙以待注入铜液。

6. 将已溶化的铜注入。

7. 将模冷却打破，取出青铜器。

但是，怎样在内模上加上文字图案等，仍然是一个谜。

由于在青铜器内侧的金文是凹入去的，因此在内模上的文字应该是凸出来的。

加上这些凸出来文字的技法，有各种不同的假设：∙将溶成泥状的粘土，逐渐贴上。

∙此为清朝权威提出的假设，但没有实证实验
∙在内模贴上薄粘土，再削去多余部份。

∙这是民国以前被提出的假设。

工序中必然会在内模上造成痕迹，而青铜器上亦必然有之，然实际上并没有。

∙先在木片或龟甲上刻上文字，用粘土填满后，再将粘土移印至内模上。

∙经实验证明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没有发现相关的物证，因此仍只可当作假设。

各种各样的金文文字
0 李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