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112011 / 04碰 撞“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被突破，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自身机制及体制矛盾难以克服，不能成功过渡使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出席停滞或回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特征与表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有：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停滞或增长回落、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社会冲突加剧、腐败问题突出、民主乱象、金融体系脆弱等。

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首先是，收入差距拉大。

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

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如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关键词】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逾越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文 |刘 波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

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

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

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第三，金融体系脆弱。

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

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与此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

上世纪的日本社会曾经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第四，劳动力转移困难。

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

我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第五，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行政垄断，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我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我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目前，我国人均GDP 接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区域，我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

长期以来 “加快增长”的目标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 “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粗放增长、过度投资驱动”的模式，造成了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严峻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可能为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首先，经济方面的原因。

经济增长过程中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要素的成本增长，投入边际报酬逐年降低，如沿海地带劳动力成本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受压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变弱。

另外，我国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现象，城镇化加速时期带来了交思想库经济导刊122011 / 04通拥挤、污染加剧、公共服务欠缺、大量的犯罪、形成各类贫民窟等多方问题。

其次，社会方面的原因。

经济增长的 “双刃剑”具有创造性，又有加剧不平衡及摧毁性的作用。

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伴随着劳资之间、政府与社会、人与自然、贫富之间得矛盾增多，若处理不好，就会出现“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即对经济增长形成巨大阻碍。

第三，政治方面的原因。

改革者由最初的推动者成为既得利益群体，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使得改革总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成为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

因此，社会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可能会停滞不前，越改越难。

第四．国际方面的原因。

我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西方国家普遍提出 “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并对改革抱怀疑态度。

当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在世界政治及经济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时，他们又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的论调。

现在，西方国家在进出口贸易上对我国产品进行各种限制，对我国人权、民主和民族问题进行丑化攻击，必须看到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并未随着中国的强大、崛起而改善，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4种因素并非孤立存在，它们相互作用、关联及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政治民主化陷阱”、“收入差距陷阱”等。

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我国收入差距则早已进入了警戒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缩小的迹象。

2008年，全国10%最高收入组家庭的实际收入是10%最低组的55倍，而城镇收入最高和收入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扩大到31倍。

同时，劳动报酬严重偏低。

据统计，199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 的比重为53.4%。

2001年该比例降至51.4%；2007年则只有39.74%。

七年间，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

我国还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 。

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粗略估计为5.4万亿元。

与2005年相比，3年内增长了近1倍，远高于GDP 增速。

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临界点，如果再计入“灰色收入” ，我国的收入差距恐怕早已陷入了警戒区。

我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远，收入悬殊危及社会和谐，并非危言耸听。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选择加快四个转变，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　一是要优化需求结构。

摆脱过度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循环。

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植根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的“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

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

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

　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

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提高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我国经济由强调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强调创新的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进国际经济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发展。

四是积极调整能源结构。

目前我国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从当前形势看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

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强有力的措施，我们的环境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

不论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需求来看，我国要改变“库兹涅兹增长”方式，必须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其次，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完善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及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即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

加强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机制，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为有机整体，最终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我国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要从再分配环节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总体水平及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即“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协调政府、企业及个人分配利益，增加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协调好劳动要素所得及资本要素所得间的比例；提高对居民的再分配力度，提高并扩大国有企业分红的比例及范围，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的转移机制缺失问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协调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通过土地流转进行入股、抵押、融资，让农民获得资本赋权要素；放宽准入门槛，实行垄断行业改革，推行竞争机制，以税收调节及控制价格垄断企业利润率；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降低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进行结构性减税，以减保增、以减促加。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的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

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这样的原因。

因此，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

但我国幅员广阔且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

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掘国内市场上来。

（作者单位：黄冈职业技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