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是著名的元杂剧四大爱情剧之一的《西厢记》中的女主角，是作者王实甫倾尽心血着力塑造的一个反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的爱情生活，争取婚姻自由的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光辉形象。
在崔莺莺身上反映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体现了人性的复苏和觉醒，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的美好愿望，成为千余年来，广大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幸福的楷模。
崔莺莺的光辉形象，历来受到人们高度赞誉，称赞崔莺莺是封建社会里反封建礼教的勇士。
我们仅从人性的角度，探究崔莺莺由一位封建礼教熏陶的相国小姐，冲破重重阻力，和白衣书生张生结合的艰难过程中，对爱情的渴望和大胆追求，体现了人性的张扬和升华，寻求封建社会青年男女追求自身解放和人性复苏的轨迹。
闭锁深闺，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封建礼教泯灭了崔莺莺的人性，试图将崔莺莺培养成为封建礼教的典范。
崔莺莺她虽然长得如花似玉，容貌秀丽，感情丰富，但却长期闭锁在深闺后院，与世隔绝，接受封建礼教的教育。
她成为一位闭锁深闺蒙受封建礼教熏陶的毒害者。
崔莺莺是相国小姐，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
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
她不由自主的对张生一见倾心，月下隔墙吟诗，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
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
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又出尔反尔，既赋于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又赋于崔、张爱情以内在的合理性。
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君瑞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
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在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其中莺莺所表现的“假意儿”，不仅是为了试探红娘是否可靠，张生是否真心，更重要的是披露出崔莺莺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
长亭送别时，莺莺既忧虑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另就高门，自己被弃置，承担着如此沉重的精神重压。
《西厢记》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
与自身的封建礼教烙印作斗争现实的爱情追求《西厢记》是一部现实主义剧作，在塑造女主人公崔莺莺时，作者王实甫用写实主义的笔法，加以艺术的创造，给大家展现在舞台上的是一个活脱脱的青年女子形象。
她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喜有忧有个性。
她情窦初开，渴望爱情，但又不肯轻易流露真情，不乏少女特有的羞涩；她不满包办婚姻，想追求自由幸福，但又瞻前顾后，顾虑重重，不敢彻底背叛封建礼法……作者从人物爱情追求的真实感上下功夫，从热烈的爱情，犹豫的心理，勇敢的反抗等方面体现其现实性。
而《牡丹亭》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剧作，所描写的爱情，有着和其它爱情剧不同的特色。
作者汤显祖把故事放在虚构的梦境中发展，以人鬼幻化的浪漫过程，表现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追求。
让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在梦中相会，在梦中相合，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爱情理想。
而女主人公杜丽娘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死而复生。
这种异乎寻常、出死入生的爱情，使全剧从主题情节到人物塑造都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在爱情剧方面形成了新的独特的风格，是千万人爱情理想的展现。
王实甫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了《西厢记》，通过崔莺莺的叛逆爱情，表达了“反对包办婚姻”这个主题思想。
莺莺的终生早由父母之命，许配给郑恒，可是这种包办的婚姻毫无感情基础，她渴望“男欢女爱、一见倾心”的自由爱情。
“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
”这种闲愁正是青年女子爱情萌生时的惆怅，也是她后来背叛封建婚姻的内在动因。
她与张生萍水相逢，爱情的火花就被点燃，由一见钟情到感情逐步加深，再到欲望的满足。
王实甫通过莺莺“以情抗礼”的爱情历程，批判了阻挠青年男女爱情的封建家长，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爱情理想，这种理想的出发点虽然只是个人的幸福，但是，它重视的是当事人的情感意愿，这同借联姻扩大家族政治势力的婚姻相比，却合理得多，也进步得多。
崔莺莺性格处处充满矛盾？崔莺莺无限钟情和奋不顾身，妒忌和痛苦，孝顺和不屈服——这样多侧面的妇女形象确是其他任何一位元代剧作家都没有塑造过的。
——<苏> 孟列夫《中国古典戏剧的改革》朱元璋第十六子，明代著名戏曲评论家朱权用“花间美人”概括王实甫的艺术风格，而作为王实甫代表作的《西厢记》，用“花间美人”来形容更是再恰当不过了，其中的崔莺莺更是貌美如花，倾国倾城，美得醉人。
然而好多人看完《西厢记》却不喜欢崔莺莺，说她对于感情扭扭捏捏，太过虚伪造作，远不及红娘来得直爽可爱。
《中国文学史》评价崔莺莺“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欲进还退，欲退还进，一个似乎性格中处处充满矛盾的人物。
”但是崔莺莺性格真的处处矛盾，虚伪得不讨人喜欢吗？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提出对人物主体（即性格）来说，以“心、地、体”三者为要。
谭帆解释说，所谓“心”，即戏曲人物的“心理意向”，它是实现戏曲人物内心理想的某种动机或推动力。
如张生对莺莺的爱慕之“心”，是促成其行为的内在动力。
“地”即戏曲人物的社会地位，它主要针对戏曲人物所处的某种社会层次而言。
“体”是戏曲人物在某种戏曲情境中所处的特定关系，如老夫人和莺莺是“母女”关系，这种关系对于形成戏曲人物内在性格特征是相当有影响的。
话说对文学人物要有“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分析崔莺莺的性格就要设身处地来理解分析，从“心”来说，怀春少女崔莺莺对张生一见倾心，对爱情热烈渴望，希望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所以有了“临去秋波一转，月下联吟，酬简”等情节。
从“地”来说，崔莺莺是相国小姐，身份高贵，有着高深的封建文化修养，还有和郑恒订了亲的特殊身份，都使她在爱情道路上婉转深沉，犹豫迟疑。
从“体”来说，莺莺孝顺贤良，不可能背叛逃离自己的母亲，所以在母亲悔婚的时候，她只能默默的伤心难受，把委屈憋在心里。
而红娘是她的奴婢，她也不会完全把自己的心事告知于她，还得维持小姐的尊严与矜持。
对于生长在封建大家庭的崔莺莺来说，完全摆脱礼教的束缚是不可能的，长幼尊卑观念是深入她心的。
从以上三方面了解了崔莺莺，她一些看似矛盾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特别体现崔莺莺矛盾性格的“赖简”这一折，她看见红娘送来张生的简帖儿，勃然变色，还声称要拿简帖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她要红娘责备张生，传过去的却是私约张生相会的情诗。
等到张生到后花园赴约，她又忽然变卦，正儿八经地把张生数落一番，把张生弄的七颠八倒，连红娘也晕头转向。
恋爱中的女人本来智商就不高，长期幽禁于封建文化中、第一次陷入爱河的莺莺对于感情这件事更是格外陌生，所以对这份懵懂的爱情手足无措、小心翼翼。
既想大胆追求爱情，又要维护自己的身份，既是相国小姐，当然不能太鲁莽冒失，有失体统，所以显得迟疑反复、战战兢兢。
这不是虚伪，而是崔莺莺，一个深受封建文化熏陶的相国小姐的正常反应，如果太过直接大胆，反而失去了人物的真实性，脱离了实际。
最后，当爱火在莺莺身上熊熊燃烧的时候，她还是突破了自我，突破了礼教刑法的束缚，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主动投入到张生的怀抱，这又表现了莺莺的纯情可爱。
作者塑造崔莺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充分考虑到了人物的身份地位和各种实际情况，使人物真实可信，栩栩如生。
由此可见，崔莺莺的性格看似矛盾，实际是合情合理，她也不是虚伪，而是具体人物在具体环境下的正常反应。
金圣叹对莺莺的性格特征作了如下概括：“双文，天下之至尊贵女子也；双文，天下之至有情女子也；双文，天《西厢记》和《牡丹亭》是中国戏曲艺苑里的两朵奇葩，反映了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
本文分三部分对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形象进行分析。
首先从她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入题，证实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关系；其次，分析她们各自的形象，给读者一个整体上的认识；最后浅析她们形象的异同，分别从年龄、感情、性欲和叛逆性格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比较分析，突出崔莺莺的内敛多情和杜丽娘深刻的思想意义。
从爱情萌生的时代看，崔莺莺所处的元代，一方面民族压迫政策在客观上强化了“门第观念”，使魏晋以来的封建等级婚姻制进一步畸形发展。
在《西厢记》中，老夫人极力维护“相国家谱”的清白，“不招白衣女婿”，就是这个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蒙古统治阶级对汉民族文化比较隔膜，统治阶级崇信佛道，更有甚于儒教。
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比较历代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了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这些都有助于崔莺莺叛逆思想的萌生。
另外，元初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废除了科举，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文人的社会地位降至最底层，他们不得不混迹于勾栏瓦肆，嘲风弄月，创作了大量有关爱情、婚姻的杂剧，使俗文学登上了大雅之堂，社会风习为之一变。
这种时代因素，势必会给当时门第已明显败落的崔莺莺提供“非礼”的契机，启发了她的叛逆爱情思想。
在《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君瑞一见钟情的地点就在普救寺，爱情酬答的情诗，也都受到当时社会风习的影响。
杜丽娘和崔莺莺都是贵族千金，教养和经历颇为相似，但杜丽娘所处的环境更为令人窒息：明代的统治者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后妃亲自编写提倡贞操节烈的妇女道德教科书，大肆旌表所谓的贞妇烈女，以束缚和愚弄广大妇女。
由此可见，明代的妇女在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压迫和摧残更为严重。
这种理学统治的强化，使杜丽娘根本不能像崔莺莺那样邂逅青年男子。
因此，杜丽娘的爱情只能靠自己的本能觉醒，靠自己灵与肉的不懈追求，因而，她的反抗比崔莺莺更加主动、坚决、彻底，性格也更为坚强。
崔莺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离不开红娘的穿针引线、热情鼓励，否则别说是结成夫妻，连互通情愫也不可能；《牡丹亭》中，天真的春香虽不如红娘，但对杜丽娘的青春觉醒也有所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