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名与中国文化地名的由来与民族的文化遗产、文化影响和文化发展等息息相关。

剖析地名这块历史文化的“化石”，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风貌。

标签：中国地名文化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

它是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人们根据自己的观察、认识和需要，对具有特定方位、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理实体给以共同约定的文字代号。

地名固然是符号标志，但又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地名不仅仅是代表地理实体的一种符号，它还具有意义。

地名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与人类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

它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研究发现：“地名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某一地区及某一历史阶段特征、物产、经济、历史史实（事件或人物）、生存范围、历史变迁及宗教信仰等文化内涵。

”（王秉钦，1995：181）一、“中国”国名的由来“中国”又称“中华”，古代又称“华夏”“九州”“神州”。

“中国”一名，由来已久。

商代的领土包括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但是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只有黄河中下游一带，更大范围的地区分封给各诸侯国或一些部族管理。

到了后期，人们只把以王都为中心的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称为“商”。

而“商”位于东、西、南、北四方土地的中央，成为国中之国，所以当时称“商”为“中国”。

到了西周时期，把帝王所在的京都或中原地区也称为中国。

如《诗经·大雅·民劳》中就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中国”这一名称含有京都及地区位于中央的意思，同时也指政治、文化的中心。

“中国”一词在古代也指华夏民族居住的地区。

“中华”两字最早见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裴松之注。

“中”指“中国”，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华”字则来源于“华夏”。

“华夏”是中华民族的古称。

由于华夏民族兴起于黄河流域一带，并位于东、西、南、北四方的中心，所以又称“中国”为“中华”。

“华夏”是中国的古称。

“夏”，大也，指中国是有文明礼仪的大邦。

《尚书·武成》孔颖达疏曰：“大国为华夏。

夏为中国也。

”又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意思是说，中国讲文明和礼仪，规模很大，地区很广，所以称为夏；中国人的服饰和诗文音乐非常美，所以称作华。

“九州”得名于上古时代。

大禹治水后曾把中国版图划为九个州，当时他指点名山大川作为各州的疆界，所以后世相沿称中国为“九州”。

缩略词中有“中”和“华”，不能单独使用，需要同其他的词搭配。

与外国国名缩略词连用，如：中美关系、中日友好。

与方向词放在一起使用，如：华北、华中、华东。

由缩略词+基本词构成专门事物的名称，如：中文、中餐、华语、华裔。

二、中国地名与社会文化中国地名的由来、发展和变化，反映了汉民族的社会文化风貌，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态和民间习俗等。

（一）地名与宗族汉族社会是一种宗族的社会。

宗族是汉民族社会构成的重要支柱。

皇帝把天下当作皇家的王土，百姓自然将本宗族的居住地视为本族的乐土。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人们的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往往同族同姓的人家居住在一起，由此形成一个村落，这些村落的名字便以聚居的宗族大姓命名。

例如：赵家庄、王家营、李家集、张家堡、陈家湾、郑家屯、刘家镇、许家寨、毛家冲、杨家庄、冯家岭、韩家坞、马家峪、彭家坪、孙家墟、苏家港、何家沟、曹家谷、朱家场、吴村等。

中国姓氏数百家，几乎每姓都有很多地名。

遍及全国各地以姓氏命名的村庄表现了汉民族重宗族的社会心态。

（二）地名与经商遍及全国各地以姓氏命名村庄中的“集”“市”“店”“场”“墟”“铺”等，均为农村贸易、商业中心所在地。

现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商贸中心仍沿用“集”“市”“店”“场”“墟”“铺”等称呼。

历史悠久的城镇中的许多地名也反映出历史上社会经济、手工业、商业的状况。

许多街名、胡同名，同过去某个时代的社会市场、手工业、畜牧业等经济活动有关系。

例如：珠宝市、灯市口、棉花胡同、菜市口、绒线胡同、鲜鱼巷、骡马市大街、琉璃厂、粉坊刘家街等。

（三）地名与历史北京是元、明、清及民国初期的京都，官府、王府、衙门很多，其中有些官府的名称仍保留至今。

如：相府胡同（过去曾作宰相官府的旧址）、国子监街（明清的国子监所在地）等。

北京的许多名园，大都是清朝皇家或王公贵族的园林及私宅府第，如：颐和园、圆明园、景山公园、钓鱼台、恭王府、天坛、故宫内的御花园等。

我国的某些县、市名曾是古代帝王的年号。

如浙江省的绍兴市，汉代为山阴县，宋高宗以自己的年号“绍兴”更改山阴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江西省的兴国县，是取自宋太宗太平兴国的年号中的“兴国”二字。

上海市的嘉定县，是取自宋宁宗的年号“嘉定”。

地名还反映出汉族与其他民族语言接触而形成的历史遗迹。

例如北京、天津等地的“胡同”便是从元代蒙古语而来。

蒙古语的“胡同”一词指水井。

元代北京人喝水靠水井，许多胡同因水而得名，至今北京市的许多胡同名就是汉语词+胡同的混合地名。

北京地名“北海、什刹海、后海、中南海”中的“海”字来自蒙语。

蒙语的“海”包括湖泊、水潭在内。

吉林省，取自满语吉林乌拉。

吉林乌拉是满语沿着松花江之义。

西藏，来自藏语“乌思藏”。

“乌思”为“中央”的意思，“藏”为“圣洁”的意思，又因它位于中国的西部，故”西藏”。

地名有历史的稳定性，许多地名沿袭下来。

然而地名并非一成不变。

地名的改变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观念的不同。

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过去汉族统治者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先后将这座城市命名为“归化”（明朝）“归绥”（民国初年）等名称。

1954年把归绥市改名为蒙语的音译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蒙语是“绿色的都市”的意思。

为了实行民族团结和睦邻政策，还把一些原来不平等的地名或反映大汉族主义的地名改为平等、和睦、友好的地名。

例如把与朝鲜人民民族主义共和国接壤的安东市改为丹东市，把广西与越南交界的镇南关改为友谊关。

有些地名，是为纪念那些为国家或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或民族英雄，而用他们的名字作地名。

孙中山为广东省香山县人，后来为了纪念他，把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

再如陕西省的志丹县，山西省的左权县，吉林省的靖宇县，黑龙江省的尚志县，分别纪念革命烈士刘志丹、左权、杨靖宇、赵尚志等。

（四）地名与军事北方地区的许多村名、地名都带有“营、屯、堡、盘、寨、卫、关、旗”等字。

“屯”是军队屯田的地方，“营”是军营，军队驻扎的地方，“盘”也是营盘，驻军的地方，而“堡、寨、卫、关”都是与军队的防御工事有关的名称。

东北的村名用“屯”的很多，如范家屯、郑家屯、皇姑屯，用“堡”的如双城堡、黄旗堡。

“卫”有天津卫、威海卫；“关”有山海关、嘉峪关、平型关等。

北京的地名用“旗”的字很多，如：西山旗、蓝旗营、东三旗、正蓝旗等。

“旗”在最初是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的单位，清兵入关之后，逐渐成为军事组织，有八旗军的组织形式，所以北京还留有八旗的地名。

（五）地名与人民的感情由于历史上中国长年战乱，因此社会上普遍产生一种求天下太平、安宁，求福寿、昌盛的心态，把安居乐业、福寿康泰、和平昌盛的生活当作美好的理想。

这种心态也反映到地名上。

全国各地的市名、县名、乡镇村名多取太平、安宁、福寿、康、泰、祥、和、昌、盛、永、禄、顺、利、富、惠、宝、华、德、清、明等。

例如：长春、吉安、泰安、安庆、平安、福建、福州、玉树、永宁、金华、福田、永吉、宜昌、吉祥、延庆、延安等。

（六）地名与宗教信仰许多地名反映了旧时人们的宗教信仰。

中国的宗教信仰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

佛教的建筑物多用寺、庵命名。

例如：白塔寺、万寿寺、弥勒庵、观音寺、香山寺。

道教建筑多用观、宫、堂、庙、阁命名。

如：玉皇阁、龙王庙、山神庙、九天庙、老君堂、崇元观等。

伊斯兰教（清真）的建筑物多称寺，如清真寺或礼拜寺。

天主教的教堂为天主堂。

位于北京市宣武门的天主堂，是明末罗马公教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到北京兴建的第一个天主堂。

（七）地名与自然、地理镇江、清河、绥芬河、芜糊、湖州、秦皇岛、龙溪、青岛、白洋淀、青海、塘沽都江堰等是与江、河、湖、海、湾、岛、淀、沽、堰等水系有关系的地名。

湖南，因位于洞庭湖以南而得名。

又为境内湘江流经全省，故又简称“湘”。

湖北，因位于洞庭湖以北而得名。

黑龙江，因境内的黑龙江而得名。

浙江，因境内的钱塘江（古称浙江）而得名。

云南省省会昆明有滇池，故简称“滇”。

赣水自南而北流经江西全省，因此江西简称“赣”。

上海，位于中国东海的上洋，“上洋”就是当时渔民、商船出海的地方，“出海”又说“上海”，因此而得名。

与浦、洼、港、埠等有关的地名有：连云港、香港、蚌埠、青浦。

与山、川、桥梁、关口、陵、峡有关的地名有：四川、铁岭、山海关、张家口、海口、青铜峡、武夷山等。

贵州，因境内的贵山而得州名称贵州，自清代至今。

山西，因位于太行山以西而得名。

“陵”系指丘陵。

例如江苏扬州，古名广陵都，因以境内丘陵岗地广布，故名。

安徽铜陵县，以境域大部分为山地丘陵，盛产铜而得名。

参考文献：[1]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王秉钦.文化翻译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肖中琼戴卫平，中国石油大学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