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2004年5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May,2004第11卷第3期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Vol.11 No.3语言禁忌现象的社会语言学考察吕效东（北京新亚研修学院，北京100085）摘要：语言禁忌是一种常见的社会语言现象，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语语言文字的特点对语言禁忌的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影响，中国的文学传统进一步强化了语言魔力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

语言禁忌反映了人们对语言符号功能的认识，大脑的联想机制强化了汉语中以谐音为主要联想基础的语言禁忌的形成。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语言禁忌的问题往往会成为影响交际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语言禁忌；语言符号；联想机制；社会文化；社会语言学中图分类号：HO-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4)02-0094-04语言禁忌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迷信现象，但是它与通常所指的信仰神仙、鬼怪、星占、卜筮、风水、命相等的迷信现象有很大的不同。

语言的“魔力”几乎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它无处不在。

“说凶即凶”，“说祸即祸”这种将语言的魔力夸张到极致的思想意识自古以来就深入人心。

在当代科学思想已经大为普及的情况下，尽管大多数人对说神弄鬼之类的迷信活动已经失去了兴趣，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往往还会小心翼翼，以免触犯某些不该触犯的东西。

即便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无神论者也会受到语言禁忌的影响。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语言的“魔力”，但是他必须尊重全社会对语言“魔力”的畏惧心理，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触犯语言禁忌，否则将受到整个社会的排斥。

鲁迅（《野草·立论》）笔下那个不通人情世故的客人在别人家的孩子满月的时候说出了一句大实话：“这孩子将来要死的”，结果遭到了大家一顿合力的痛打。

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严重地触犯了语言禁忌。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有人说：某某人说话特别不中听。

通常来说“不中听”并不是说的话内容不对，而是说话的方式方法、遣词造句有问题，具体分析起来往往也是犯了听话人的忌讳。

比如，一个人就怕别人说他胖，可是偏偏就有人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一点”，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关心，而这种关心所能带来的大概是听话者的满腔怨愤。

语言禁忌现象在社会生活中非常常见，有些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灵魂深处，以至于我们并不认识到这是一种禁忌的表现。

比如对于西方人对自己的父辈、祖辈直呼其名的作法，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很新鲜，但至少在中国人相聚的场合，如果一个中国孩子对自己的长辈这样做的话，即便不立刻被大人斥责的话，也一定会让在场的人摇头叹息，认定这个孩子实在是太缺乏家教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为什么在西方社会观念强力冲击下，一些父母对孩子们的“性解放”行为能够容忍，对称呼这样的事情却不能释然于心呢？应该说，这是“家讳”这种古老的禁忌习俗遗留至今造成的心理影响。

中国古老的家族礼法规定在日常言谈或使用文字时，要求回避父、祖及所有长辈的名字，这就叫家讳。

俗话说“子不言父名”，就是这种习俗的表现。

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这种“避讳”的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

司马迁的父亲名“谈”所以在著《史记》过程中就忌用“谈”字，苏东坡祖父名“序”，为避祖讳，他给人作序时一律用“叙”字；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在提到母亲的名讳“敏”字时，总是说成“密”。

这种习俗不仅表现在家庭生活中，收稿日期：2003-12-10作者简介：吕效东(1963-)，男，北京新亚研修学院教师。

—95—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更是突出，如果犯了皇家的名讳是欺君大罪，甚至会带来灭门之灾；政府官员也把自己的名讳看作不可触犯的禁区，因此出现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政治笑话。

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家讳礼法甚至得到政府律法的保护，唐代律法就有这样的规定：凡所居官职名称犯父、祖名讳的，可以申请改任其它职务。

忌言长辈名讳只是诸多语言禁忌中的一个较为典型的语言禁忌现象，尽管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现象已经淡化了许多，以至于大多数人并不能意识到中国人不习惯直呼自己长辈姓名是长期以来家讳禁忌习俗的影响。

除了称谓方面的禁忌之外，岁数、属相也是一种普遍的禁忌内容。

很多地方流行提前一年给老人过整数寿诞的做法，起因可能是想借用这种方式迷惑阎王小鬼，帮助老人跨过整数这个坎。

由于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许多地方的老人不过这两个生日，甚至在寿诞之日连这两个数字也不能提。

据说这两个数字与孔子、孟子两位圣人的终年有关，传说孔子是七十三岁去世的，孟子是八十四岁去世的。

因此人们认为这两个岁数是人生的关口，连圣人们也难以度过，何况普通人呢？与凶祸相关的词语也是受到禁忌的，其中人生最大的凶祸莫过于死，死亡是人们最恐惧的事情，也是最大的禁忌。

汉语里有许多用来代替“死”的词语，从古代的“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曲礼》）到今天的“老了”、“走了”、“不在了”、“过去了”、“逝世”、“牺牲”、“长眠”、“捐躯”等等，充分表现了人们讳言“死”的意识。

而且，人们还相信“死”这件事是不能用来开玩笑的，一句戏言也许就会成为谶语。

由于害怕“死”，那些与死亡、丧葬相关的事也自然成为禁忌的内容，不能随意提及。

一般来说，在所有重要的时刻，特别是喜庆的时刻，人们都忌讳听到有关灾祸、死亡等方面话语或词汇，甚至连谐音的词汇也要尽量避免。

例如给人祝寿送礼不能送“钟”，因为“钟”与“终”谐音，送钟就变成了“送终”。

与“死”谐音的数字“四”在许多地方都不受欢迎。

财运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破财”的词语禁忌也是语言禁忌集中出现的领域之一。

例如，过去在许多地方在春节期间都有卖财神的小贩走街串巷，上门推销；卖财神不能说卖，而要说“送”，买财神也不能说买，要说“请”，否则就是不恭，得不到财神的保佑；如果不想买也绝不能说“不要”，只能说“已经有了”，否则就得罪了财神，会破财。

河南一带做饭时，忌讳说出“少”、“没”、“光”、“不够”、“完了”等词语，认为说了这些不吉利的字眼就真的会出现缺粮少食的后果。

四川一带过去忌讳说“舌”字，因为“舌”谐音“折本”、“折财”的“折”，为此把“猪舌”叫做“猪招财”、“牛舌”叫做“牛招财”[1]。

在各地这一类有关财运衰败的语言禁忌很多，其特点是不仅仅停留在对禁忌词语的回避上，而且还要变凶为吉，通过对词语的灵活运用获得一个吉祥的效果。

污秽不洁的词语也是语言禁忌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突出的表现是涉及到性行为、性器官的词语通常都被认为是亵渎语而成为一种禁忌。

在骂人时，常常用性器官和性行为来羞辱对方，使对方受到伤害。

而在一般的场合，如果使用这些词语则会被看作没有教养的行为，因此应该尽量回避。

例如“蛋”字经常出现在一些侮辱性的语汇中，如“笨蛋”、“混蛋”、“王八蛋”等等，因此在用做食品菜肴名称时就忌讳使用，鸡蛋被称作“鸡子儿”、皮蛋被称作“松花”、炒蛋称“摊黄菜”、煮整个的鸡蛋称“卧果”、鸡蛋汤称“木犀汤”、蛋糕称“槽子糕”等都是这种禁忌的表现。

[2]事实上，语言禁忌现象早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希望听到吉利话，不希望听到不吉利的话，这些不吉利的话就表现了语言禁忌的特点。

例如在婚庆嫁娶的时候，人们送的礼物里绝对不能有“伞（散）”、“梨（离）”这样的东西。

在婚宴上吃鱼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鱼头鱼尾不能动，中间的鱼骨也不能弄断，这是祝福新婚夫妇白头偕老，有头有尾的意思。

有许许多多的语言禁忌是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例如做饭的时候不能说不吉利、不干净的话；在船上不能说“翻、沉、破、漏”等字眼儿，忌讳姓陈的人站在船头上；狩猎之前忌讳说出狩猎地点、忌讳直呼野兽名等。

这些习俗的产生实际上就是语言禁忌的结果。

汉语语言文字的特点对语言禁忌的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汉语的特点之一是大量同音字的存在，同音字造成的谐音现象也催生了一些语言禁忌现象。

例如：许多地方有腊月、正月不给孩子剃头的习俗，因为“腊月”的“腊”与“瘌痢头”的“瘌”谐音，“正月”的“正”与“蒸笼”的“蒸”谐音，人们担心腊月里剃头孩—96—子会成为瘌痢头；正月里剃头孩子会变成“蒸笼头”，只要稍微一动就会像蒸笼一样直冒热气，满头大汗。

又例如，浙江台州石料场里的采石料的石工，吃饭不洗碗，只能用布来擦，吃完饭后碗不能倒扣；因为在当地方言中，“洗”=“死”，“洗碗”=“死完”，“倒”=“倒塌”。

[3]汉字形体也会产生禁忌，例如，一些农村地区盖房子的木料忌用槐木，原因是“槐”字是由“木”与“鬼”两个字构成的，如果用槐木建房，恐怕会有鬼作乱，使主人不安。

中国的文学传统也在不断地加深语言魔力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仅以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为例：《西游记》中写孙猴子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但是真正起到压制孙悟空作用的并不是那座大山，而是如来佛的一张写着符咒的封帖，当唐僧将其揭去时，孙悟空便可脱困而出了，可见语言的魔力之大。

再例如《三国演义》中”二军师“凤雏”最终死于“落凤坡”，凸显了地名冲犯的灾难性后果。

《红楼梦》中写到一种整治别人的办法，恨谁，就把谁的名字、生辰写在某处，再加上符咒，天天用针刺这个名字，于是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哪个人就会被神力所伤害。

“大哥”是北方地区对陌生成年男性的一种尊敬的称呼，但在山东的一些地区却忌讳称呼别人“大哥”，据说这是因为《水浒》中的武大郎是个窝囊废，又戴过绿帽子的缘故；而因为武松武二郎是人们心目中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二哥”在这一地区则成为一种尊称。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带来的某些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上述种种语言禁忌是人们语言迷信的社会化表现。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伴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人类对于自然力的不可控制，由于人类对于危害自身生命、生活的种种外力的恐惧，人类总是寄希望于某种超自然的神的力量来帮助自己趋吉避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迷信观念、仪式和手段，在心理上形成了影响人类精神生活的某种力量，这种心理使人们将自己生活中的顺逆、吉凶、祸福、忧乐、生死等寄托于某种想象中的超人的力量并且愿意信仰、依靠这种力量。

语言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符号，是一定的语音形式（能指）和一定的语义内容（所指）相结合的产物。

语言中的某一个词和它所代表的实物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但是从语言产生开始，人们不了解语言的符号性特征的本质，误将语言中的词与其所代表的事物等同起来。

由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些事物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或灾难，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福祸与代表这些福祸的词语之间的关系，将它们区分开来。

人们不自觉地将语言中的词语与其所代表的真实事物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语言比那些真实的事物具有更大的魔力，因此语言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吉凶祸福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