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尼:从科学家向后批判哲学家的转变王靖华(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南京 210093)摘要:本文详细地阐述了著名思想家波兰尼从科学家向具有后批判意蕴的哲学家的转变历程,旨在从波兰尼这一视角,来审视对客观主义科学观的批判与后批判哲学的认识论之间的发生学关系,并从中领略后批判认识论,尤其是波兰尼以“个人知识”为核心的新认识论的本质内涵。
关键词:波兰尼;科学;哲学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3)10-0033-06 作为20世纪欧洲卓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的专业生涯颇为传奇。
在前30年的科学工作中,波兰尼声名显赫,但较之同时代的科学家们他无疑更为热情和浪漫,即便是在因成功解决纤维素纤维X射线衍射方面的难题而声誉鹊起的时候,波兰尼对科学之外的整个世界的真诚志趣与人文关怀亦没有丝毫削减;而就其晚期的哲学家角色而言,波兰尼又显得犹为严谨与深邃,由科学而哲学的道路与背景成就了他独特的理论视角与严密的逻辑思路,令他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最终凭其著名的意会(tacit)认知理论和富有人性的科学哲学观引发了认识论上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可以说,波兰尼一只脚坚实地站在科学共和国的门槛上,另一只脚则义无返顾地涉入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旋涡中,再没有人能比他更为深刻而无私地洞悉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里的奥秘了。
不过,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非正统的视角与思考理路,波兰尼的思想在其生前并未能在主流学界中取得广泛的共鸣,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波兰尼方才受到瞩目,人们越来越将波氏的思想看成“哲学思想迈向后现代语境”的重要代表,而波氏本人也与哈耶克和波普尔同被誉为自由主义“朝圣山三巨星”和“当代认识论中的哥白尼”。
(一) 19岁的时候,波兰尼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脑积水液体化学》,并于1913年获得布达佩斯大学授予的医学学位。
接着,他又连续在匈牙利和德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多篇量子理论的应用及热力学与热力学吸附领域的文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尼成为奥匈帝国军队里的一名军医。
军医波兰尼习惯于超时工作,他一刻不停地思考着自己感兴趣的物理化学问题,籍籍无名的年轻军官甚至曾鼓足勇气致信爱因斯坦,向他阐述自己的科学理念,而爱因斯坦也亲笔给他回了一些热情洋溢的信,虽没有更进一步的深入交流,但这已经足以使青年波兰尼深受鼓舞了,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在物理化学领域里的康庄大道。
不过好景不长,艰苦的行军生活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使波兰尼患上了白喉,他不得不住院修养。
养病期间,波兰尼着手将自己这些日子以来的思考整理成一篇题为《固态非挥发性吸附剂对气体的吸收作用》的论文,并在1917年凭此获得了布达佩斯大学的物理化学博士学位。
然而,波兰尼吸附作用理论的成功如同昙花一现,其中的因由恰恰体现了科学领域里正统思想对科学实践的统治和对异端的限制,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来详细介绍1917年以后围绕着波兰尼的热力吸附学理论所发生的事情。
博士论文发表之后不久,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时任柏林威廉物理化学及电化学研究所所长的著名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邀请波兰尼到他的研究所来阐释吸附学理论,特邀出席报告的还有爱因斯坦,可是这次报告的结果却给兴冲冲的波兰尼以灾难性的打击。
爱因斯坦和哈伯都反对波兰尼的理论,虽然后者在稍后的一次会议上展示了进一步的证据,但他的理论仍然遭到拒绝。
事实上,1930年前后科学界陆续揭示的一些发现和证据都将证明波氏的吸附学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这一理论已在我们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广为应用,但在1910年代,波兰尼的理论在科学界并无存身之地,因为他和他的理论遭到了权威的反对。
权威爱因斯坦和哈伯的面目并不象传统教科书中所形容的那般可憎,爱因斯坦仍旧像当年亲笔给军医波兰尼回信时一般慈祥和蔼,而哈伯也同样真诚地希望给自己年青的犹太裔同胞以指点,但他们“满怀对科学的责任感”而对波兰尼的吸附学理论做出的个人判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在日后的波兰尼看来,爱因斯坦和哈伯正是科学共和国里的“非常权威”,他们的意见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科学公断(scientific opinion)。
波兰尼在其第一部科学哲学专著《科学、信仰与社会》中指出“科学公断仅只能暂时和不完全地代表科学的传统标准”〔2〕,它们“有无穷的地方可供指摘”,并且科学公断可能“不断地在犯错。
如果我们回顾科学史,这些错误清晰可见”〔3〕,但这种由科学家负责任作出的个人判断内聚形成的科学公断一定是合法的,“合法的决定始终是正当的,尽管它经常出错”〔4〕,并且,他承认即便它面临犯错的危险,同时却也护卫着科学,使之免于充斥毫无价值的东西。
波兰尼说:“这种价值的内聚(coherence of valuation)贯穿科学全域,是为科学统一之基。
它意味着任何一项科学的陈述,一旦被某部分科学家承认为有效,即可视为被全体科学家所接受”〔5〕。
当然,若这“某部分科学家”认为无效,这项科学陈述也就无异于被暂时宣判了死刑。
所以,如果波兰尼没有立刻调整他在物理化学领域中的研究方向,那他的科学道路很快就将终结,所幸的是,1918年的波兰尼将这次挫折看成体现由科学知识之现行标准和科学权威之公断的力量而形成的科学引导的必要性的一个范例,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们的“错误”引导,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我认为,这次挫折必定是促使波兰尼超越其单纯的科学家角色,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科学共和国的暴力性体制等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当时,它并没有丝毫打击波兰尼献身科学的热忱与信念。
1920年,波兰尼受聘到柏林威廉学院新成立的化学纤维研究所工作,犹太前辈哈伯再次指引了他。
哈伯认为波兰尼的选题太大,建议他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不久,波兰尼就得到一个机会,解决纤维素纤维X射线衍射方面的一个问题,尽管这个领域对波兰尼来说是全新的,但他很快就顺利攻克了难题。
他依靠这次成功在德国物理化学界建立了初步的声誉,学院也不遗余力地为他的试验工作提供一切便利,对波兰尼本身而言,他在科学领域中遇到的第一场风波到此画上了一个十分圆满的句号。
1923年,波兰尼获得一次提升,他顺利进入威廉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担任全职研究人员并迅速成长为德国物理化学领域公认的杰出人物,在这里他与同时代的许多优秀科学家一起共事,得以更深刻而敏锐地体验科学界内部以及科学与社会整体之间的种种关系,为他将来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柏林的十年时光是激动人心的,波兰尼成了家,在科学界的发展也一帆风顺,但在紧张的研究工作中,波兰尼时刻感觉到科学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交互作用,对时代问题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他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界学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把最初的兴趣放在德国的和苏联的现实社会上。
1933年,迫于希特勒政府对犹太人的大肆迫害,波兰尼从威廉学院愤然辞职,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担任物理化学教授,但宁静的曼彻斯特小城并没能使波兰尼隔绝于席卷整个欧洲的政治浪潮之外,英吉利海峡对岸发生的事情时刻牵动着这个犹太血统的科学家的每一根神经,他在极端的痛苦中开始思考一些更深刻的哲学问题———他认识到,两个对立体制之间的冲突并不仅是简单的权力冲突,而是思想与价值之间的冲突。
〔6〕事实上,这段时期的波兰尼已经开始悄然向哲学家的角色转变。
(二) 1935年复活节前后,波兰尼在苏联与布哈林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两人的话题围绕着苏联的经济体制和科学管理体制展开。
布哈林抨击基础科学的追求是“阶级社会的一个病态征兆”〔7〕。
布哈林对独立与自由的科学追求的贬斥打击了波兰尼,后者认为这种贬斥十分荒谬———在科学创造出的美丽天堂里竟然找不到科学本身的立锥之地!十分有意思的是,苏联的做法不久就得到欧洲各国的呼应,以荷格本和贝尔纳等人为代表的许多科学家都主张仿效苏联,他们认为科学的首要功能在于促进民众福利,纯粹科学的理想是错误的,对此,波兰尼充满激情地回应———“再也找不到什么比科学真理更为圣洁的了”!他奋力与30年代晚期席卷欧洲的这场规划科学浪潮艰难对抗,在各个场合大声呼吁“科学家应自由追求科学———仅以科学本身为目的而自由追求”〔8〕,并且痛心疾首地将他深重的担忧延伸到人文科学的领域,指出“只有自由的思想才能认真地去质疑事物的正确性,包括自由思想本身的正确性”〔9〕、而“这种解放却毁灭了自由的基础。
思想和理性如果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求解放思想便了无意义”〔10〕、“在破坏纯粹科学地位的运动里,我看到了攻击我们整个文明的分遣部队”〔11〕。
同时,波兰尼深刻地将自己捍卫思想自由的利剑直指极权主义政府,他发现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权力决定着人们的生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纯粹学术的精神与极权主义的要求之间如此尖锐的对立”〔12〕,极权主义政府乐于看到这种真理的迷失和自由的陷落,因为这使人们丧失了自由地诉诸真理来抑制政府的权力。
苏联之行的第二个收获是波兰尼发现自1921年的灾荒之后,苏共其实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经济的理想,这同时也反证了共产主义者所依赖的科学观的错误。
〔13〕波兰尼认为他们盲信于科学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从而忽略了个人判断与个体的相互协调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他将科学实践与其他一切理性过程定义为“多中心作业”(polycentric tasks),在这些过程中,独立个体之间最大程度的相互协调好比斯密笔下那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隐匿地操纵着整个作业的流程〔14〕,这个思想为波兰尼日后在有关科学界内传统与权威、团体与个体在科学发现中的角色的问题上形成重要理论埋下了伏笔。
1935-1936年前后是波兰尼哲学思想初步成型的时期,除了访苏引发的一系列想法之外,此时的敞兰尼开始在一些文章中探讨模糊性(ambiguity)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和模糊性与精确性的关系,这日后发展成为波兰尼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元素之一,其意会认知论中最为关键的“言传知识”与“意会知识”之分便可以说是从此发端的。
与此同时,波兰尼进入了经济学领域,他在自由贸易理论、失业现象、货币和专利改革理论等领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甚至不时在报刊上发表颇有影响的时事评论。
1945年,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战争阴霾终于逐渐散去,而那场规划科学的运动在英国也日趋衰落。
1945年12月,英国科学促进学会旗下科学的社会与国际关系分会召开讨论规划科学的会议,波兰尼在该会议上发表了开幕演说《纯粹科学的社会启示》(Social Message of Pure Science),演讲声称纯粹科学的阵地已遭到了从“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道德立场”两条战线发起的猛烈攻击,这种破坏力量“挥舞的是社会激情之锤,击打的是怀疑主义之凿”〔15〕!这篇演讲后来收入1951出版的《自由的逻辑》一书中,它使波兰尼无法挽回地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