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2010-08-17光明日报点击: 174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历史学亦不例外。

在史学百花园中，新成果、新方法、新理论等层出不穷；文化史、社会史、口述史、社会文化史等一派欣欣向荣之象。

作为史学新兴学科的一支，国内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已走过20年的风雨历程，虽然还未成长为参天大树，但在史学界搞得有声有色亦是有目共睹。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的进展，本刊特邀刘志琴、梁景和、李长莉等在这一领域辛勤开拓、颇有实绩的专家介绍有关情况，向读者朋友释疑解惑。

主持人：危兆盖（本报记者）特邀嘉宾: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长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梁景和李长莉一、在文化史、社会史的大潮中社会文化史破土而出主持人：社会文化史是什么？它与通史、专史、文化史、社会史是什么关系？它是要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是要发展成一个新学科抑或只是增加一种解读历史的新方法？梁景和：在国外，社会文化史更多地被称作新文化史，它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史学流派。

但在国内，我们习惯于用“社会文化史”这一称谓。

美国史学家林·亨特1989年在其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中首次举起“新文化史”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

亨特指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

……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

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

我以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是观察和诠释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层面。

社会文化史可以补充通史和专史的内容，社会文化史与文化史、社会史具有交叉关系，亦可发展为并列关系。

社会文化是客观存在，运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和层面会发现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和内容，因此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推动史学发展的实际价值和意义。

李长莉：历史学是以实证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面对的是丰富纷繁的以往人类社会现象及人们的所有活动，要予以认知，就需要一定的概括与分解。

因此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形成了综合性通史与分领域专史两条学术路径，这也成为迄今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然而，随着人类面临日益复杂而多样的问题，要求历史提供的知识已不只是还原历史真相与判断是非，而是要开掘历史现象的纵深处，多层面地探究其内在根源与演变机制。

如此则只限于某一专史领域、单一视角的知识难以解答，而如果从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视角进行认知，则可弥补单一视角的某些缺陷。

“社会文化史”20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一种以跨学科交叉视角研究历史的探索与尝试。

“社会文化史”在我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当时相继兴起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各有偏重、难以反映社会文化的一些纵深领域、留有诸多相互重合又模糊不清的空间等问题，开始有学者尝试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探索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于是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新概念。

我以为这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学科范畴，而主要是指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大致而言，即以文化理论分析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

它与通史和专史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予以补充，使历史学的血肉更为丰满鲜活。

刘志琴：48年前一篇《＜急就篇＞研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急就篇》是汉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引起轰动的是这篇论文所展现的汉代社会生活、宗族乡党、村邑闾里、社会风尚的形形色色，具体、翔实地再现了汉代人的衣食日用、物态人情、雅好时尚。

周予同、黎澍等老一辈学者对此赞誉有加，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感慨地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这是史学大家的自谦吗?不是，老一代学者并非没有学富五车的知识和才情，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耳熟能详的是阶级压迫、农民起义、王朝盛衰，在众口一词的学术氛围中，突然冒出一个另类眼光，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对2000年前的启蒙读物展开全新的解读，从一句“奴婢私隶枕床杠”，对照敦煌文本、居延汉简、宗族家谱，得出汉代奴婢不入户籍，而入财产籍，类似床杠等生活用具，这与古罗马把奴隶视为生产工是不同的社会结构。

从去年出版的沈元遗著《汉书批注》来看，他写这篇文章时精读了《汉书》，文章中还运用音韵学、版本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进行综合考察，厚积薄发，尺幅千里，小问题做出大文章。

这样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为史学界敞开一个新视野，即社会文化史的视野。

当时不可能由此提升到学科意义，建国后社会学和文化学都被取消，由此相应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缩小到有限的一隅，文化研究则被思想史取代，全国没有一个院校开设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课程，更没有一个专业的研究机构。

要说这篇文章在半个世纪以前踏入社会文化史的领域，那也只是个别的自发趋向，这一成果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扬，不仅是作者令人信服的才识，也是史学研究迫切要求扩大眼界的期盼。

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研究如狂飚突起，推动了社会学和社会史的复兴。

文化史本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是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新兴的学术领域，兼有与社会史共生、共荣的特点。

它们各有专业的研究对象和知识系统，伴随现代学术的积累和开发，各门专业之间经常交叉，到一定程度发展出边缘学科乃是现代科学发展常有的现象。

在法学与哲学之间兴起的法哲学，对法学是有革命意义的建构；从语言学与哲学交叉中产生的语言哲学，被认为是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突破性建树。

尽管这些新兴学科还很稚嫩，有的也存在学术分歧，毫无疑义的是，它以跨学科的长处、焕然出新的见解，愈来愈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近年来在国外兴起大文化史的概念，国内有社会文化史的兴旺，国外有相似的学科出现，说明社会文化本身乃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

它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这对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更具有本土特色和发展的优势。

二、社会文化史在理论上的开拓与创新主持人：一个学科门类的产生离不开理论上的开拓与创新，在史学界已成某种声势的社会文化史，其理论依据及理论建树又是什么？梁景和：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

李长莉：由于过去常用的一些比较单一和平面化的史学概念不足以准确地表达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的丰富意义，因而研究者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些表达复合意义或新生意义的新概念作为分析工具。

例如：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建构、想像、社会记忆、话语、失语、合法性、正当性、权力、语境、场景、宏大叙事、个案、微观研究、深描、地方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大传统—小传统、民间社会等等。

这些概念词语大多是从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库中借用，引入史学研究中的，它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因而在史学研究的队伍中，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学者运用这些新概念最为广泛。

这些概念的提出与运用，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撑。

刘志琴：中国有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足以创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提出，中国基层社会本于礼治秩序，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

“礼”在中国有礼制、礼治和礼教之称谓，礼制是王朝钦定的器物享用制度。

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典章”、“律例”或“车服制”、“舆服制”等各式条文，管制人们的物质生活。

礼在中国，实际上是日用消费品分配的准则和教化民众的规范。

所以礼不仅是思想观念、道德准则，也是制度的实体，这样一种涵盖物质、精神和制度的概念，在西方古典哲学中从未出现过，因此找不到对应的词汇来翻译“礼”，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特有的理念形态。

中国古代史中的“俗”，也与西方有别，西方民俗学在日本直译为《土俗学》，是指下层自然生成的习惯势力，而在中国略有不同，虽然俗在中国也指民间习俗，但自古以来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最高统治者不仅要亲自过问风俗民情，还委派官吏考察民风，作为制定国策的重要参照。

从商周的天子、诸侯，到明清的君主、士大夫，都把以礼化俗作为治理天下的大事，主导习俗的发展，致使礼中有俗，俗中有礼，两者的价值走向愈益趋同，致使礼俗之界难以划分。

在中国人心目中，大至天道运行，小如日用器物，深到修心养性，无不以教化为先。

孔子的“移风易俗”，管子的“教训正俗”，荀子的“习俗移志”，吕不韦的“观其俗而知其政”等，各家各派都具有把国运盛衰、名教兴亡的审视点下移到社会生活考察的传统，有力地推动了伦理观念渗入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和民间文化的各个领域。

在中国，一部社会文化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物化的社会思潮史，这是思想史和社会史不能取代的内容。

如此厚重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最能创生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理论。

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能不受外来文化的启迪，但鉴于中国文化的特质，我以为研究者与其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到不如深入到本土资源中谋求新发现。

因为充分认识中国文化模式的独特个性，就足以使这一领域活色生香，甚至改写中国思想史的风貌。

这应是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所在，我希望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同行们在这方面大胆探索，定能有所贡献。

三、如何评估20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成绩？主持人：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开展已20年了，成绩何在？代表作又如何？刘志琴：记得30年前文化史刚刚复兴时，人们也有这一提问，周谷成的回答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今天已无人再对文化史研究提出这样的疑问了，我想社会文化史的前景也一样。

一门学科从发生到成熟要有几代人的努力，所以即使今天还没有产生有影响的代表作，也不能轻易否定新探索对学科发展带来的新鲜活力。

何况任何时代人们的认识都有它的局限性，也许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作品经过几十数百年的历史沉淀，就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也说不定。

李长莉：20余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社会文化史视角进行历史研究，论题和领域在不断扩展，研究论著逐年增多，“社会文化史”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社会与文化交叉视角为特点，有较为集中的研究领域，稳步发展、不断深入开拓的史学分支领域，从研究路径和撰述形式上也形成了诸多趋向。

梁景和：20年来，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很难说已经出现典范之作，但还是要承认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诸如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等，我自己也出过两本《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