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研究一、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如果从现代化的世界性和主体目标——工业化和民主化来讲，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从世界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现代化发展标准来讲，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1911年前的准备阶段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启动阶段。
从中国特有的现代化道路来讲，可分为1949年10月之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1949年10月至1978年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1979年——至今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历程在时间跨度上包含了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它虽有纵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体系结构，但并非就是这三史的综合体，也不是对这三史的替代，而且是追求对进入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过程建立一种新的解释系统。
对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史学界提出过多种发展线索论，但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所一直追求的目标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趋向来看，现代化无疑也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而且可能比其他线索的涵盖面更宽。
其他线索，如阶级斗争线索、外国侵略线索、反帝反封建线索、资本主义化线索、民族运动线索、经济发展线索等，几乎无一不与现代化有关。
可以说现代化是一条由多股线条绞合而成的缆线。
现代化作为一种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解释系统，虽然会涉及其他线索论的原理。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其基本原理：在先现代化国家对华侵略的影响，从民族自强自立的目的出发，推动本国现代化；学习外国先进文明，并使之与本国实情相结合，改造本国传统社会因素，创造现代因素，逐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这一原理表现在具体的研究体系上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反映社会发展的过程和阶段，且以现代化发展阶段的标准划分历史阶段；二是注重研究推动社会发展的诸因素和结构模式，及其互动关系；三是从外因与内变关系和世界一体化的角度，分析外国列强对华扩张的双重作用和危机关系；四是以考察经济发展的速度、水平、结构和模式为中心，并分析由此而引起的社会诸因素的变革；五是从社会发展的过程的连续性出发，研究现代与传统的批判继承关系，以及不同发展阶段间的积累关系。
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较为集中的研究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先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的学者中开展此项研究。
美国学者的研究，以1982年在美国出版的吉尔伯特·罗兹曼等所著《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是最具代表性。
台湾方面，最突出的研究成果是由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学者们所做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分别就中国各省区的现代化历程进行研究。
香港方面，香港大学亚洲中心于1979年出版了一部国际性的论文集《现代化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对中国现代化有很深的研究，论著颇丰。
大陆方面的现代化研究起步稍晚，开始于80年代中期，但发展势头颇猛，召开了多次与现代化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出版和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如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许纪霖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张琢的《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等，这些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或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模式问题，或有关现代化历程中某一时期的某些问题，或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有关专题，或有关中国现代化各个时期的发展水平。
对于中国现代化全过程进行比较深入、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有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还有中国现代化研究课题组2003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研究报告等具有代表性。
二、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问题与研究方法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发生变化，标志中国现代化的开端，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历了160多年的历史。
在这160多年间，从社会环境和发展道路来说，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四个阶段和三种发展道路的变化：1949年10月之前，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的刺激下，在延续2000多年的传统社会基础上被迫开始的，是在外国侵华势力急剧扩张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逐步展开的；其中1912年以前为“前提与准备阶段”，1912年至1949年10月为“启动和道路抉择阶段”。
1949年10月1978年。
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形势下，基本仿效苏联模式和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作者称之为“经典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1979——至今，是依据国情实行改革开放和世界冷战逐渐消除的情况下发展的，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至此，中国经历了资本主义、经典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转换。
这是中国现代化已经历的事实，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不仅不能脱离这一事实，而且要对这一已经存在的历史的必然性进行解释，说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总结其中的规律所在。
基于这一历史事实，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更为突出的特殊问题，这也是研究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由于中国是传统农业文明的基础上被迫开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而且传统社会因素根深蒂固，因此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特别复杂。
这种传统因素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国情所在，对此既不可简单地视为对立物而予以全部抛弃，也不可笼统地称这为优越性而给予全面弘扬，而是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
一般说来，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传统因素对民主化有较多的阻碍作用，基本上处于现代化的对立面。
如君主专制和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和现代化是不相容的。
在伦理道德和民族意识方面，传统因素对社会整合和民族化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可资利用的一面。
如传统的“德政”和“仁、义、礼、智、信”观念，既是一种封建礼教，也对改善政治、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传统的“天下”意识，虽然是一种君临天下的封建帝国观念，但是也由此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观念手凝聚力，成为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
如经济思想和经济素质方面。
则存在着对现代化的潜在适应性。
如重农抑商意识和政策的缓慢变异、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存在和缓慢扩大、商人和商人行帮组织的发展和变异、手工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等，成为近代与破门而入的外国资本主义文明对接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
第二，关于外因与内因的关系问题。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现代化，必然会受外国的影响，特别是1949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开始和发展的，两者几乎并肩而行，因而使得现代化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变得特别复杂。
由洋务运动开端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实践，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最初的动力和模式，以后又从救亡图存出发，逐步发展到仿效和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和民主制度，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压迫，共同构成早期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动力。
基于这一史实，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大多认同1949年之前的中国早期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也有学者称之为“传导性现代化”）。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这种特点主要反映了外国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初促动作用，因而称之为“传导性”更为合适。
这是因为“传导”所包含的主要是外国现代社会因素注入及其所引起的中国人学习和仿效；而“传动”所指的除了“传导”所包含的这一层意义之外，还指中国人因外国的民族压迫而激起的谋求自强自立的动机。
二是因为“传导”含有长期的意思，而“传动”突出初期的促动意义。
当中国看书产生了现代化的意识和行动之后，外国现代社会因素的促动作用逐渐减少而日益转变为可资中国利用的外国资源，两者的关系也相应地从注入与学习、压迫与应对的不正常关系，逐渐朝着引进与应用、互动与互利的正常关系转变。
这就更能够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和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特点。
第三，关于政府、社会和外国资源的关系问题。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一个具有强烈现代化意识的权力集中的政府来领导，也需要有社会力量共同奋斗，还需要利用国外的有用资源。
关键则在于三个方面的合理结合。
在1949年之前，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缺乏前提和准备的情况下和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而被迫开始和逐渐展开的，不仅政府的现代化领导能力、社会的现代化动员和国外资源的利用需要有一个养成和争取的过程，而且三者之间的合理结合更非易事，特别是政府长期不能扮好自己的角色，国外资源长期得不到合理利用。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三个方面的不正常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对民间资本（私人资本、民族资本）的压迫和侵夺，即政府和外资的与民争利。
就政府与民争利而言，在晚清时期，由于国家资本尚较薄弱，两者之间的关系，先是洋务运动中的“民为官用”，然后是甲午战争前后的“官民分途”，清末新政时则曾有过“官为民用”的改革；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中央政府力量的削弱和军阀忙于战争而使这种政府与民争的现象暂时中断，同时政府也基本推动了现代化领导的能力和作用。
社会力量虽然因此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但也使得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处于无序自流的畸性状态；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政府的力量虽然加强，但是政府与民争得也日益严重，而且超越市场之外的利用政权的争利，使现代化进程逐渐步入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垄断的另一种畸形状态。
就外资与民争利而言，外资不仅利用其在华特权，而且通过对中国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乃至民间资本的深透，压迫和控制民间资本和国家资本，三者之间的明争暗斗大大多于互动互利，更谈不上合理结合。
在1949年之后，这三个方面的关系也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磨合。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外国在华资本、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先后被收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不得不采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现代化建设方针。
这一切虽然使政府的现代化意识和领导力量大大加强，曾显示了它的威力，但是也在客观上使现代化建设的力量从三种关系变成一种，从社会动员和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说，利弊得失各有所在。
其中最突出表现是国家与企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产权关系和管理关系上的矛盾，过分注重国家利益和计划管理，严重忽视企业利益和市场调节。
直到1979年之后，随着政企逐步分开、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建立、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发展，才使政府与社会关系真正得以逐渐理顺，国外有利资源得以正常利用，政府、社会和外资这三个方面逐渐实现了合理的结合，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出现了腾飞。
第四，关于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既受到外部世界的多方影响，又受到内部传统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各种牵制，究竟什么样的制度和道路最适合于中国现代化，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因此使得制度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成为最为重要的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以缓慢而多曲折的原因，可以有多种分析，或曰科技落后，或曰资金短缺，或曰社会动乱，或曰人口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