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简介篇一：张学良与西安事变www内容简介本书汇集了史学专家杨奎松关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三篇最新文章。

一、有关西安事变发生时间及经过的几个问题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但时至今日，有关这场事变还有不少的谜没有解开。

甚至有些本来是清楚的问题，如关于事变发生的时间及经过情形，也因为种种原因，变得扑朔迷离，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说法。

本文仅综合各种资料，就几个分歧较多的问题提出个人看法。

1.蒋介石是被张学良设计骗来西安生擒的吗？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提议无疑是张学良自己在1936年4月底对刘鼎谈话中提出来的。

但张学良当时所考虑的事变是一种什么形式，并无明确的说明。

其具体提到反蒋的方式，仅仅表述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

这里“硬干”、“彻底干”、“打一架”，多半是政变的意思，就是要公开结盟红军，与蒋分裂和准备着与南京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

[1]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分裂与对抗，张似乎没有提到过。

或者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后来在西安扣蒋的想法。

目前所见到关于张学良早有扣蒋预谋的说法，多半来自张魁堂先生如下的转述。

根据他转述当年做过张学良赴新疆与苏联联络代表的栗又文的回忆，说是1936年8月间，即张派栗赴新疆之前，栗曾问过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

”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回答说：“再劝。

”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2]言外之意，还在1936年9月，张学良就已经考虑过蒋介石来西安时捉蒋的问题了。

张转述的另一则资料，是《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

据张转述说，该书肯定地说，叶在离开西安之际，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

称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按：法文coupdetat即政变的音译）。

”反而是叶剑英对此感到不妥，并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来电劝张对此事要慎重。

[3]但这两种说法似乎都缺少根据。

以栗又文回忆而论，已知7月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发现蒋介石有联俄企图，开始对自己与中共密谋联苏反蒋一事倍感不安，心情矛盾。

直到8月底，尽管中共中央专门派了潘汉年前来西安与张商量反蒋大计，张却长时间称病不见潘。

直到29日因猜测南京方面对其有所企图，派特务捉了与东北军来往密切的刘澜波等人，一怒之下抄了省党部，态度才逐渐明朗起来。

说8月间张学良已有明确的预谋，多少有些不合逻辑。

至于《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说法，在正式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并无所见。

但即使有此一说，也无文献资料能够证实，或许是来自叶本人的回忆。

而回忆年代久远，自不见得准确。

如《叶剑英传》根据叶自己的回忆，说叶8月底9妆与潘汉年等一道由保安出发前往西安，12月3日还在西安与中共中央通报，4日蒋介石到西安后才“回到延安”，[4]就明显不确。

不仅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不在延安，而且当时的文献档案清楚地显示，叶9月24日动身前往西安，11月5日由西安返回。

11月18日以后叶陆续有电报给西安方面，故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时，叶又如何能够还在西安呢？况且，自张书提出此一说法之后，无论如何查找，迄今也无人能够举出那份所谓中共中央劝张要“慎重”的电报来。

能否从文献的角度来查证事变前张有考虑扣蒋的可能性呢？无论如何，采取西安事变的方式不可能是灵机一动的结果。

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不可能事先毫无考虑。

张学良自己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说法，肯定还在1936年10月底，即张学良在西安和洛阳劝蒋和共不成之后，他和杨虎城就谈到过捉蒋的问题，只不过，张学良后来解释说：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虎城）深表同情。

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

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

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5]张学良的这个说法，可以通过当时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印证。

只不过，时间要比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要早几天，即是在蒋介石来西安之际，而不是在张学良从洛阳回来以后。

蒋介石这次来西安的时间是10月22日，走的时间是29日。

其间由张学良等陪同在华山住了几天。

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曾有电报报告张学良劝蒋和共结果，及西安各方对蒋此行的看法。

电报称：蒋张会谈结果亟恶。

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

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

??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

??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

[6]在这封电报里，错发错译之字较多，但主要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明杨虎城见蒋后有所不满，“有驻蒋说”一句。

“驻”是停、留的意思，本身虽无主动成份，但用在役使结构上，很容易看出他有某种强迫的意味。

有的学者干脆就认为“驻蒋”其实就是“捉蒋”的谐音，大致也是说得通的。

显然，张学良的回忆与当年留下来的电报内容，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

它显示，在10月底，张、杨已经谈到了用“捉”蒋的方式发动政变的问题了。

至于说张回忆自己对此全不以为然，“闻之愕然，沉默未语”，恐怕多少与其写回忆时的处境有关。

试想，如果张学良对蒋没有较为激烈的表示，依着久于世故的杨虎城那一向极端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如何会毫无顾忌地提出这般激烈的建议来？其实，这时叶剑英等也有电报说明张的态度正日趋激烈，而整个西安的空气，包括杨虎城的态度，多半都是“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而引起的。

况且，杨虎城的这一说法，也正是张学良告诉叶剑英，叶据以转报中共中央的。

注意到张转述杨的说法，并未加任何评论，可知张后来所谓“闻之愕然，沉默未语”，进而明确拒绝，声称“在余有不能之者”云云，未必完全属实。

不过，能不能说，张学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密谋诱蒋而捉之了呢？事情恐怕也不是这样简单。

11月12日，张学良秘密召集东北军抗日同志会成员开会。

在会上，他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声称，他的主张是：第一，抗日；第二，联合各党派。

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自己为建立东北军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人数不多，主席即张学良，以下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基本上都是思想激进，并深受张学良信赖的少壮派军官。

这些军官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早就不满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对张学良此前的妥协态度也动辄直言批评，毫不客气。

蒋介石10月在西安关于“匪不剿完，决不抗日”的讲话，以及不听张学良等劝告的情况，极大地刺激了这些人，其情绪及其主张一时间变得异常激烈。

这种激烈态度中，毫无疑问地也包含有要对蒋采取激烈行动的意见。

张学良专门召集同志会大会，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无疑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决心，以求同志之理解。

但是，在另一方面，张学良这样做，其意也在劝告他们暂时不要公开与南京对立，以免落人把柄，影响大局。

为此，他特别强调：眼下“勿公开与南京挑战”。

至于何时挑战，如何翻脸，张此时未置一词。

11月5日，叶剑英离开西安返回陕北保安，张学良曾有亲笔函件转致中共中央，其中不仅询问中共下一步行动计划，而且特别对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表示关切。

此中含意如何也许不难了解。

看起来张学良鉴于劝蒋无效，杨虎城及其同志会中人又一致主张激烈，他已经不能不考虑向蒋介石做最后的抗争了。

问题，万一自己与蒋翻脸，苏联能否给予他所需要的援助？至少，在张学良看来，这个时候还没有准备与蒋对抗的条件。

因此，他还下不了决心究竟应当走哪一步。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1月中旬他对毛泽东来电的答复中看得很清楚。

当时因红军宁夏战役失利，[7]红军主力被中央军围攻于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危殆，毛泽东专门来电询问张学良有无办法停止蒋介石的进攻。

张学良就此考虑再三，却丝毫也没有想到发动西安事变的问题。

他提出的方法仍旧是纯粹防御性的。

据他告诉刘鼎说：对蒋介石破坏红军宁夏战役计划，他尚无好的办法。

他考虑到的出路有三：第一为出神木；第二为出直趋绥远抗日前线；第三为经过去红二十五军老路，出河南绕陕南，再兜圈子回陕北。

直至11月25日，他仍旧无法决定行动计划，以致不能不要求中共中央“早决大计”，以免军事形势更形恶化，因为他作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又有蒋介石本人的严厉督促和蒋手下人在旁监督，实在没有办法总是延缓对红军的进攻了。

张学良何时开始决心采取主动的呢？从文献上看，应该是11月底了。

当时，蒋正策划绥远抗战，张借机于11月27日直接上书蒋介石，再度提出调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的要求，希望以此来根本延缓西北的内战，满足东北军抗日的要求，同时便利接通苏联和外蒙，取得援助。

但正如张学良在其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抗日要求再次落了空，因此心中再种“恶缘”，“愤怒不已”。

[8]恰在这时，张学良又得知蒋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

此举更进一步反映出蒋介石对国内各界抗日要求的敌视态度，张学良对此焦心如焚。

时至于此，张学良终于决心采取一些行动了。

只是，直至11月30日为止，张学良显然仍旧没有确定事变的方式和最后行动的时间表，还想能通过迫使蒋接受东北军北上绥远抗日来达成根本转换西北形势的目的。

据刘鼎这一天来电称：对于中共方面强烈要求王以哲所率部队停止继续推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尽量使军队停止下来，但强调不能长期停顿，还请红军要尽速设法。

但张学良表示，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

[9]此电之前面半段话仍是如前此一样告诉中共，因命令所关，变动困难，处于被动地位的东北军长时间不进兵是不可能的，意即战争一时还无法因他张学良的努力而长期停止。

故毛泽东次日在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对张电的解释也仅仅是：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

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张学良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

[10]此电固然说明张已在设想一两个月后解决问题，实现与红军前议之西北大联合，但考虑到这时距蒋介石到西安来，只有四天时间，距离西安事变也只有十二天时间，可以想象，张这时即赴洛阳面前蒋介石前夕，尚无明确的诱蒋扣蒋方案，他多半是在考虑最后一次向蒋进谏，决心不达目的不止。

若再失败，则要准备与蒋翻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