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王小波杂文中的反传统思想意蕴提要：作为20世纪特立独行的一位杂文作家，王小波以“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敏锐而深刻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试从直接表达其思想的杂文入手，从他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层面的理性分析中，揭示其对传统反思的思想轨迹。
王小波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崇尚智慧理性，追求个性自由的张扬。
关键词：王小波；杂文；思想意蕴；反传统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
王小波以其充满智性和思想批判的杂文著称于世。
他的杂文以自由主义思想为起点，崇尚智慧，张扬个性自由，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这成为他反传统杂文创作的思路轨迹。
一、杂文创作的时代特征：“新时期”的思想解禁王小波出生于共和国建国之初，其人经历复杂，出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去云南插过队，做过工人，民办教师，后来考取大学。
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不久又赴美国读研，回国后先任教后辞去教职，专事写作。
丰富的阅历，广博的见识和成熟的思想使他的杂文创作深刻而又独特。
王小波创作时期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后。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进行了大胆解放思想，冲破思想束缚，加速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带来的直接变化除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之外，就是由此所引起的中外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从70年代末起，在逐步深入扩大改革开放的同时，也逐步扩大和加深了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范围和程度。
在80年代中期前后，这些外来的文化思想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股不可遏止的理论新潮。
而且这股理论新潮的进一步发展，又涉及到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在当今中国吸纳和融合的前景与可能性等诸多问题，使这些文化思想的引进直接联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进程，对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和影响。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新时期意识，其核心是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
这种意识表现为两个主要层面，一是在与过去年代（‘文革’）的决裂和对比中，来确立未来道路，另一则主要是反观‘历史’做出的发问和思考。
‘文革’期间，由于理论、信仰和现实生活存在的严重脱节，由于社会生活存在的‘荒谬性’被深刻意识到，许多人都程度不同地经历过思想的震荡，经历过确立的权威的崩坏，思考和反省的潮流已经存在。
”这段论述深刻地阐释了王小波创作初期社会思想的大环境，不可否认，王小波的创作指导思想明显地受到这一思潮影响。
进入90年代，国家体制改革尝试转轨，一个经济发展期正在到来，富裕的中产阶级在兴起，社会的审美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变。
“90年代是一个价值多元，文化失范的年代……个人性正是在碎片化的缝隙中逐渐确立……”文学出现了从“国家、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向个人情感，个人体验的“内转”的趋势。
这些构成王小波反传统杂文创作的外部环境。
二、反传统的思想资源：张扬自由主义的视角王小波的思想渊源直接来自西方，主要是受英美经验主义的影响。
他以一个自由人文主义思想者的头脑，以英美经验理性明辨是非，得出自己的结论。
王小波曾宣称自己是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美国的朋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
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
——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什么是“自由”？“从外在的社会环境言之，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所能遭遇到的外在的强制压力，已经减少到了最低程度的情况。
从主体而言，一个人只有在他对人生的意义有清楚的自觉，对生命的价值有清楚的自知的时候，才能享有自由。
”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人的存在本身乃是目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任何政府、社会组织或别人的手段，所以每个人都具有人的尊严。
I·柏林在对自由的定义和阐释中，把自由的概念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即：“在什么样的程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情，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消极自由”所提倡的是宽容式的处世态度。
“宽容”是“消极自由”的核心，其基石是“众生平等”的观念，它所关注的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活动空间，而不是集体的权利。
从王小波的一生来看，他无疑持的是“消极自由”态度，站在私人生活领域，拒斥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公共权威对个人生活的侵犯。
他指出：“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
”从王小波自由主义思想出发，其对传统的批判更多地体现在对“尊重个人”的解构，拒绝说教和限制，捍卫独立人格，维护个人价值上。
三、其杂文反传统思想在内容上的具体展现（一）对国民心态的剖析对智慧的崇拜以及自由主义的影响，使王小波得以用理性的眼光从独特的视角观察传统文化浸淫下国人的心理状态。
王小波的杂文创作过程始终坚持以一种理性的精神和态度,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进行严肃而毫不容情的解剖、批判。
王小波非常肯定和赞赏理性精神与态度,对理性精神、态度的呼唤和张扬可以说是贯穿其杂文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他在不止一篇文章里呼唤人们在社会生活里再多一些理性的态度。
所谓理性精神、态度,实质上是一种科学的、实证的、求真的、不盲从的精神和态度。
他的杂文《救世情结与白日梦》对时下知识界颇为流行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论调作了剖析,他指出,这种论调实质上是自20世纪初以来就植根于国人心中的救世情结的翻版。
早在几十年前,梁启超便乐观地预言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曾有过“我们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进而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
在王小波看来,这些都只是一种典型的一厢情愿式的瞎浪漫而已。
王小波之所以对这种“救世情结”耿耿于怀,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自欺欺人的妄想本身的荒唐与荒谬,更多地是因为这种妄想竟然主要地出现和存在于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里。
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成其为知识分子,不仅仅在于他拥有丰富的知识,更主要的是他们应该“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
”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是对权势说话的人。
王小波在这篇文章里把批判矛头一直是指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国人那种务虚不务实、夜郎自大、抱残守缺、沉醉于浪漫的空想而不能自拔的“阿Ｑ”式的心态的。
它们就像一剂鸡血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时的麻醉与亢奋,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却只能使我们沉醉于妄想和幻想当中不能自拔,难有作为。
这种突出反映理性精神的杂文的创作正是在王小波对智慧追求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许纪霖先生曾注意到：“王小波给人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英国式的经验理性。
”王小波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理智和冷静，对目前国人的务虚自大，浮躁矫情，耽于空想的心理状态予以深刻地批判，在这种深刻批判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王小波对这种蒙昧的国民心态的忧虑。
（二）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批判作为一位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王小波的杂文在很多地方宣扬对个人的尊重，唤呼个人价值的体现，拒斥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公共权威对个人生活的侵犯。
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王小波对一些人提出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提出质疑。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
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
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
”坚持自己的思想个性，以保持独立的人格，“我”宁愿保留“我”所谓的低下的思想，也要自己成为个体的特异性而存在。
“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
”如果你硬塞给我你的“美好信念”，这就是对个人独立生活意识的侵犯，“我”当然不乐意，对此王小波还表达自己的观点：“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这里王小波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对那种动辄对人实施意识形态灌输反感的态度。
“宁愿下地狱，也不负起灌输思想的任务”正是王小波尊重个人意愿，反对公共生活领域对个人生活空间压迫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直接体现。
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观念，王小波杂文里不止一处批判传统文化对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的消解。
杂文《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里，谈到在山东老家插队时人代替驴往地里送粪，人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
这些现象不仅仅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物质生活的困苦，作者最主要的还是揭示出其背后深蕴着的传统文化的缺陷，这种不符合常理的事情，折射出了传统道德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荒谬性，及传统伦理中对个人的压抑。
王小波杂文还对传统文化里无视个人自由作出深刻的批判。
在《“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一文中引述《水浒传》里宋江犯了法，被戴宗视作“行货”的故事，描述了我们这个东方社会里个人成为货物的现象。
同王小波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他十七岁时去云南做知青）使他对这种无视个人尊严价值的行货文化产生彻骨的痛恨。
王小波指出，这种文化传统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
作者还揭示出这种文化具有悠远的历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这种悠远的传统文化里却蕴含着对个人价值观念的淡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
（三）对中西方文化的横向观照王小波常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心态,超越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将对象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人文背景、特别是现代西方人文背景中加以横向观照,从而以一种更为客观、理性的视角来反观我们的现实、历史与文化,对其优长与缺失,有一个更为清醒、公允的认知。
王小波的《弗洛伊德和受虐狂》等文章,都是以东西方文化的横向对比作为思考和批判的基础的。
在《弗洛伊德和受虐狂》一文中，王小波举例说，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不自由毋宁死。
而辜鸿铭的良民宗教则高唱：若自由毋宁死。
这种巨大的反差来自于文化传统的影响。
接着王小波分析道：“《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
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
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
”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横向观照，王小波指出传统文化里，不尊重个人的尊严，无视个人的价值的弊病，这里彰显的是作者对抛弃传统文化里落后方面的意愿。
作者的这种深刻的揭示与批判,正是得力于那种跨文化的横向比较、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