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一）从代议民主制走向行政集权民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
自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建立“议会至上”的代议民主制以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议会民主制作为资产阶级理想的政府形式经过了从兴到衰的发展历程。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每个国家都把建立议会作为自己的战利品。
正是这样，继英国建立“议会至上”的代议民主制后，议会开始走向世界各国。
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从代议民主制走向行政集权民主制的趋向。
产生这种趋向的原因，一方面是代议制本身的问题，如普选过程中出现的贿选等腐败现象，以及由于政党制度的引入，造成议会权力的虚化，议会传统权利不同程度被弱化，议会往往只是通过政府的议案而已。
同时议会本身的决策模式不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议会无法满足决策所要求的效率原则和及时原则。
另一方面，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只是“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采取放任的态度，由市场来调节。
所以说，那时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由于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固有矛盾，导致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的危机。
在这一背景下，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干预理论成为各国政府的指导理论。
为缓解危机，政府必须扩大职能，增强对经济的干预，增加政府开支，扩大投资，刺激消费。
垄断资本主义极为注重对资源的掠夺和控制，这就推动行政特别是行政首脑进一步高度集权。
与行政集权独裁制相比，行政集权民主制仍保留议会，且议会仍发挥它的作用，只是弱化了许多；仍实行普选制，并继续扩大公民的普选权。
行政集权民主制实现了民主制内部权力的再分配，实现了权力重心的转移，即权力中心从议会转移到行政，行政集权，行政首脑专权构成了它的特点。
二战后，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西方国家政治上的权力的到进一步扩大，但这些发展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
另一方面，国家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进一步扩张，国家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普遍干预。
正是这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行政集权民主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行政集权不可避免的引起行政机构和管理人数的膨胀以及行政开支的扩大，官僚机构膨胀又导致职能交叉并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在行政权力不断扩张、官僚机构和人员不断膨胀的同时，现有的监督机制达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此一来，行政集权民主制下的民主就陷入了危机，行政官僚弊端严重，政治腐败普遍存在，政治丑闻频频曝光。
只要现代社会发展还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管理，行政集权民主制就不会发生动摇。
（二）走向体制外的政治发展：团体政治和社群主义应运而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名义上是“主权在民”，历来都宣称自己是全民国家，但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就是资产阶级统治。
选举制度是民主实现的保证，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选举实行限制，人民的权力根本无法实现。
19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行业、职业和人群的利益在分化，与此同时，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中附带了自己的偏好，因而不可能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利益格局的细分和利益表达要求的高涨导致“利益集团”的出现，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这些集团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力图影响政府做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利益集团演变成影响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利益集团一般指具有共同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利益的人组成的团体。
依据所维护的利益对象，可分为特殊利益集团和公共权力利集团。
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选举的影响。
可以通过提供资金、设备、广告宣传等来支持代表本利益的候选人参加竞选。
第二，对公共舆论的影响。
通过演讲、示威、游行等来引导舆论走向，从而影响决策。
第三，对立法机关的影响。
主要通过院外活动的方式，通过与立法者进行直接交流、信件、电话以及资助等策略进行游说。
第四，对司法机关的影响。
大量诉讼案都由利益集团提出或受到利益集团的支持。
第五，对行政机关的影响。
如通过与官员结成亲密的私人关系对决策施加自己的影响。
利益集团对决策的影响是不均衡的。
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不仅反映在利益集团的规模上，而且反映在集团的活动能力和活动强度上。
此外，利益集团的成员构成也对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产生了重要影响，拥有较高政治、经济地位成员的利益集团拥有更多地的资源来施展本集团的影响。
作为新自由主义对立面的社群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国家兴起，它强调重建社群，以维护和保护市民社会基础不被动摇。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说，它也表现了走向体制外政治发展的特点。
“社群主义”通常又译作“共同体主义”、“社区主义”。
一般的说，“社群”通常是指拥有某种共同观念、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的，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上的一部分人的群体。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社群也可以是阶级，也可以是以族群、国家、团体等为分野的一部分人的集合。
“社群”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当代的社群含义源于亚里士多德。
“社群”今天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有着深刻的原因，这不仅仅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道德的工具性滥用的批评，而且是出于对国家急剧扩张的担心，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社群的界线模糊了，人们尽管更自由了，但却丧失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特权的是资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群主义才应运而生。
因此，它实质上是在实现政治制度之外的一种理想的政治诉求。
（三）公民权利制度的发展和公民的政治冷漠二战后不久就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从此揭开了两大阵营对立的历史。
资本主义国家把反共与反对公民争取民主权利联系起来。
这种“冷战”思维导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公民争取民主权利运动进行压制。
1950年美国通过“麦卡锡法案”就是明显的例子，它不仅仅迫害共产党人，而且破坏公民自由结社的民主权利。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逐渐取消了对公民权利的种种限制，公民的权利有所扩大。
不过，这不应该看作资本主义国家对人们的恩赐，这主要是通过人们的斗争而争取来的。
公民权利的发展本身也是与人类社会进步分不开的，这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任何阶级和集团也无法改变和阻止。
公民权利指的是公民不因种族、性别、信仰等的差异而平等享有的权利。
公民权利包括社会权、经济权、文化权等方面的权利。
公民权利的首要原则是公平的原则。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把这些权利作为公民权利列入宪法的是德国的“魏玛宪法”。
二战后，人们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形成比较现实、普遍的权利制度。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权利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人们不仅在争取平等的选举权、结社权、集会权，而且又开始争取环境权、教育权、健康权、生育权、娱乐权等等发展中的公民权利。
尽管如此，公民权利的发展不可能超越社会发展的阶段，公民权利的发展，在现在看来还仅仅是一个理想，还缺乏现实的条件。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对公民权利的扩大采取延缓、消极的态度，公民权利的发展并没有促进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代议民主制的发展。
相反，却走向了它的反面，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并出现行政集权民主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代议民主制开始走向衰落，这种变化直接反映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公民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上。
这不仅仅反映在选举投票率越来越低上，如2000年美国大选中选民的投票率不足50%，而且反映在人们对参与社区和集团政治活动的日渐冷漠上，人们对抗议、示威、游行等更直接的政治活动则更少关注。
民众的政治冷漠暴露出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深刻危机。
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代议民主制是通过人民选出的代表来治理国家。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因为在政治生活中政党政治、金钱政治仍大量存在，人们对这种虚假许诺早已厌倦。
此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造成传统社区走向衰落，人们的利益更加分散，缺少比较一致的利益目标，个人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不大。
许多年轻人追求金钱，个人事业、物质生活，而候选人意见往往过于宏大，这也导致政治参与的下降。
另外，既然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既是“政治动物”又是“经济人”，那么，在政治参与中除了追求政治目标外，人们也就不能不评估“成本”和“收益”。
在政党政治和金钱政治的支配下，个人政治参与的成本与收益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这也是造成西方选举活动参选率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公民权利的扩大和发展并没有带来公民政治热情的高涨，反倒带来了政治冷漠。
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这却从根本上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只是极少数人而非大多数人的民主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根本区别。
资本主义制度其思维状态总是伴随着竞争、垄断、掠夺的思维模式运行。
延绵不断的滋生着侵害自己的后果，很难走出自身滋生难以逾越的麻烦。
长期社会实践证明，少数人的致富暴富，少数人的利益和财富积累，强权、掠夺、致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必然会产生不和谐的因素。
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同，首先保障的是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利益，保障社会的发展、创新与共享。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不断的改善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平衡发展，稳定发展。
不断的改善促进社会的区域发展。
不断促进社会的行业、产业发展。
不断的促进改善民生利益的进步发展。
不断的促进改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不断的促进改善社会的共享发展。
不断的促进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不断的鼓励促进创造创新发展。
不断的促进世界的和谐、和平、平衡、协调、共享发展。
始终以社会、自然、环境共同协调发展的利益为目标。
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共同互惠平衡协调发展的宗旨上，同世界人民共同维护和平和谐发展，最大限度的保障最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利益成果。
颇受众多国家和人民的共识认可。
深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