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转让合同诈骗
篇一：股权转让纠纷20个经典案例
一、股权竞买人对拍卖信息负审慎审查义务
案例：安徽实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股权拍卖纠纷上诉案
《人民司法?案例》2014年第18期
裁判要旨：股权竞买人应该正视股权拍卖的特点和规律，只有在转让人披露信息不实并构成违约时，才能请求法院支持其减少支付相应转让价款的主张，反之则败诉。
二、台商投资内地个体医疗诊所的法律效力
案例：林峰亮等诉胡月梅股权转让纠纷案
《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8期
裁判要旨：2006年以来，大陆在医疗领域的惠台措施不断出台，台商纷纷
投资大陆医疗机构。但投资医院的门槛较高，许多台商大多以隐名投资者身份进入个体诊所或门诊部。随着投资项目的增加，纠纷接踵而至。本案是关于转让医疗门诊部的纠纷，转让合同是否因违反投资导向而无效就成为本案争议焦点。从投资导向角度看，《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附件四《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签署后，厦门的地方法规规定台商可以投资医疗机构。从工商变更登记角度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变更，医疗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也可以变更，投资权益理应可以转让。从隐名投资角度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外商投资所签订的隐名投资协议是有效的，除非违反投资导向、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
三、工商行政机关股东变更登记审慎审查义务的确定
案例：赵国良与崇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股权变更登记纠纷上诉案
《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6期
裁判要旨：工商行政机关办理股权转让登记过程中，不仅要审查申报材料是否完备并符合法定形式，而且应以行政法一般原则中的合理行政原则为依据、以登记机关
判断与识别能力为限度、在专业范围内对申报材料中的签字盖章等内容的真实性负审查责任。
四、股东抽逃出资的民事法律后果
案例：胡元中与汤敏股权纠纷上诉案
《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2期
裁判要旨：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这是公司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股东出资是公司赖以存在和运营的基础，因此，抽逃出资行为，被公司法严格禁止并严厉惩处。股东出资后,随即将出资转走而用于非公司经营，是抽逃出资的典型情形。其民事法律后果，一是出资人对公司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二是如不履行该项出资义务，则不享有基于该项出资而享有
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五、自然人独资公司转让其独资子公司全部股权的效力判定
案例：赵双瑞与世纪华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12期
裁判要旨：自然人独资公司转让其独资子公司股权时，应经股东书面同意，但转股协议是否有效应依据商事外观主义进行判断，不得以协议未经股东签章同意为由否认转股协议效力。协议上即使已加盖法人公章，但如有证据证明协议内容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仍应判定合同未成立。
六、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对价的变更不属于重大或实质性变更
案例：天津市顺通化工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津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4期
裁判要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
转让合同已获批准后，当事人协议变更股权转让对价的，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无须另行报批。
七、分期缴纳出资股权转让中的几个问题
案例：上海帝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与刘寅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16期
裁判要旨：分期缴纳出资的股东在规定的期限内出资到位，即应视为履行完成了相应的出资义务，取得股东资格，同时享有股权转让的权利。承继其股权的受让人应当履行剩余的出资义务，配合公司和出让股东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如受让人拒不履行已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怠于履行公司登记事项的变更，用其持有的公司公章，以公司名义起诉，要求原出资人补缴出资，在此情况下，受让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混同，不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
代表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资格，而仍应按公司登记机关所记载的事项进行裁判。
八、合同解除权不应滥用
案例：山东海汇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谢宜豪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12期裁判要旨：合同一方当事人因对方的迟延履行行为致使合同目的落空，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有权通过诉讼解除合同，主张相对方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如不能恢复原状则应赔偿损失。但是合同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在不具约定或法定除斥期间时，当相对人有正当理由信赖解除权人不欲再行使解除权时，则根据禁止滥用权利原则，不得再行使解除权。
九、执行程序中对瑕疵股权转让的处理
案例：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与河南龙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8
期
裁判要旨：被执行公司无财产清偿债务，但增资时股东有抽逃出资行为，并将该股权转让，此时应当区分瑕疵股权受让人受让股权时是否善意，并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裁定追加原股东或现股东为被执行人，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转让股权构成擅自发行股票罪案例：上海安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擅自发行股票案
《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4期
裁判要旨：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为筹集经营资金，未经证券监管部门批准，委托中介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转让公司股东的股权，部分受让人在托管中心托管并到工商部门备案，其行为属于未经批准擅自发行股票的行为，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以擅自发行股票罪定罪处罚。
十一、改制企业职工退股应认定为股权转让
案例：雷飞平与重庆市璧山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2期
要点提示：改制企业职工退股是股权转让的一种形式，不能被认为是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在公司章程对于股权转让作出比公司法更为严格的条件规定时，应当肯定公司章程的效力。股权转让旨在促进有效流转，就股权转让的效力认定，应分为股权交付具有当事人间股权变动的效力、公司登记具有对抗公司本身的效力和具有一定的公示性以及工商登记仅仅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三个层次。
十二、外国人继承内资公司股权纠纷案件的处理处理
案例：金军等与上海维克德钢材有限公司股权继承纠纷上诉案
《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4期
裁判要旨：根据公司法规定，在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８５３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诈骗案件的几个具体问题解释如下： 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３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０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１）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２）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３）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４）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５）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６）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犯罪活动的； （７）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８）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９）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５万至１０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２０万至３０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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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诈骗手法之外的其他利用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产的行为。 合同诈骗的防范常见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六种： 1、以定金为目标，利用两个合同的主副关系，迫使对方违约，“没收”定金。 比如合同上规定：某月以前双方在江西交货付款。但江西的地理范围很大，究竟在江西何处进行交易，则不够明确。这样的合同是无法履行的。为了弥补这种漏洞，就需要再订立一份细则性的副件，加以完善和解释，这个副件就是所谓的副合同，前一个即主合同，实际执行以副合同为准。针对这一情况，那些根本无力也无意履行合同的骗子，就故意在主副合同之间制造矛盾。这样，当一方按照执行合同(副合同)的规定履行合同时，骗子就以不符合主合同的原则为由，宣布合同无效，从而“没收”在签约时得到的定金。 2、利用合同和图纸上规格的矛盾进行欺诈。 在签订产品加工合同时，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应使合同上产品的规格与加工图纸上的规格一致，骗子们往往在厂方代表未觉察的情况下，故意与厂家订立与图纸要求不符的合同;或者利用签约时厂家因大意或缺乏常识而没有在合同与图纸上盖上骑缝章的漏洞，偷换加工图纸，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经济与法 作者简介：叶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陈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陈某和他人共同成立某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陈某系实际出资人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09 年9 月30日,被告人陈某用本人2007 年已经出卖的房子和四十万元的空头支票作抵押, 通过中间人,与被害人牟某某签订借款协议,骗取牟某某人民币三十万元,还款日期为2010 年3 月30 日.陈某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公司的公章.牟某某将三十万元于当天汇入陈某公司的账户,陈某当天就通过网银方式支出299969.14 元,其中十万元用于个人支出,其他去向无法查明.后陈某不予还款,下落不明,直至2010 年7 月6 日被中间人发现后扭送至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以陈某构成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陈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决理由是：被告人陈某在诈骗牟某某钱财过程中,虽然与牟某某签订了借款合同,但该合同并未体现市场交易行为,亦非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不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被告人陈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伪造的房产证做抵押与被害人张某签订借款协议书.骗取张某人民币18万元.后张某到朝阳区房管局核实房屋产权时被告知房产证系伪造的,发觉被骗遂报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 检察机关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上述两个案例的基本事实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实践中困扰司法实务部门的一个问题: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二、分歧观点 实践中,对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定诈骗罪.理由是借款合同虽有合同形式,但是与普通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具体表现为，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的双方或一方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等；而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无论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还是所侵犯的客体及其权利属性都有不同。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合同纠纷中，有时是由民事欺诈引起的，有时合同当事人没有实施欺诈行为，由于在标的物的质量、品种、包装、交货时间、地点、运费支出等方面与当事人存在争议或由于发生不可抗力等事由，而引起经济纠纷。实践中，主要是民事欺诈引起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笔者认为，此问题虽然难以区分，由于这种区分涉及罪与非罪，故实在有认真研究之必要。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之界定 英美法系国家习惯从“诺言”的角度去解释合同，而大陆法系国家却把合同称为契约。从本质上讲，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合同，它都反映了合同当事人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法学理论界延续了大陆法系的合同观念，称合同为契约，同时，又把合同分为广义的合同及狭义的合同。广义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劳动合同、行政合同和经济合同等；狭义的合同专指民事合同或者经济合同。那么，作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究竟是广义的合同还是狭义的合同呢？对此，我国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对“合同”范围与形式的解释众说纷纭，影响到某些合同诈骗型犯罪的定性。因而确实有认真探究之必要。 在现行学界流行的观点中，对“合同”含义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几种： 1．有学者认为本罪所指的“合同”仅限于经济合同{1]，这是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上得出的结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内容，在上述的两个司法解释中均有“利用经济合同”的提法。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指经济合同就成了刑法理论界的通说。 2．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应以《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为界限{2}《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此，本罪所指的“合同”应包括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债权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等物权合同，还包括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但是，其他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赠与、委托等单方的、无偿的合同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务合同等不属于本罪所指称的“合同”。 3．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包括书面形式的的经济合同与民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协议是可以证明被告人利用的“合同”的证据，合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公证形式、鉴证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同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摄影、录像等合同形式，也属于新的书面合同形式。 4．有学者认为，行政合同亦属于本罪所指之“合同”{4}。他们认为，行政合同具有行政行为的性质，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但又产生了传统的合同制度。利用行政合同进行诈骗侵犯了国家对以合同进行经济活动的管理制度及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权。此种行为虽没有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直接损害，但国家的合法财产权却因此受到侵犯，所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行政机关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我们认为，就本罪所指称的“合同”范围而言，凡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可构成本罪。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现象居于主位，但是，利用劳务合同、
吴联大合同诈骗案终审判决书 公诉机关：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联大，男，1971年10月14日出生，温州市正大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1999年12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吴联大合同诈骗案，由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于XX年7月24日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1998年10月28日，被告人吴联大从上海樱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花公司）得知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分公司）正在寻求8BK80开关柜技术合作的信息后，即与樱花公司约定：由樱花公司就8BK80技术合作和西门子分公司签约，再由吴联大等人就该技术合作和中国长城电器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签约。为了骗取长城公司的信任，1999年1月9日，吴联大与他人冒用西门子分公司的名义和长城公司签署了8BK80技术合作协议，约定长城公司支付保证金80万元人民币。吴联大在收受保证金的同时，又将协议中冒用的“西门子分公司”变更为“樱花公司”，并将保证金中的22万元支付樱花公司，作为与西门子分公司合作的签约费用，其余部分占为己有。由于樱花公司和西门子分公司签署的8BK80技术合作协议中限定只能由樱花公司在上海使用该技术，导致无法将该技术提供给长城公司使用。长城公司提出异议后，吴联大为拒返保证金，又在长城公司和樱花公司的“低压设备合作协议”
中私自加入“原8BK80技术合作有效，长城公司不得退回保证金”的条款。吴联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予严惩。 被告人吴联大辩称：自己根据樱花公司的授权，在与长城公司订立及履行8BK80技术合作协议中，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属合法的经营活动。8BK80技术合作协议是樱花公司与长城公司之间的合同，并已实际履行，协议中有关内容的变更，是依据樱花公司的指示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长城公司提出返还保证金的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保证金中的22万元人民币已给付樱花公司用于履行合同，樱花公司又与西门子分公司订立有关协议，同时还促成了长城公司与西门子分公司的其他合作项目，长城公司全面履行合同后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保证金。本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保证金的故意，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被告人吴联大的辩护人辩称：吴联大不存在冒用西门子分公司的名义签订协议的行为，更没有非法占有80万元人民币保证金的主观目的，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1）起诉书指控吴联大冒用西门子分公司的名义没有根据。8BK80技术合作协议封面上的西门子公司的字样系笔误，吴联大已在修正函中说明，且协议的内容也说明吴联大等人是中介人。长城公司的叶祥尧等人称，吴联大自我介绍是西门
融资租赁业务中的合同诈骗刑事风险预防和应急处置 来源：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汪银平 融资租赁行业，是以资金为主体运转的行业，跟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样，风险控制都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但由于融资租赁公司跟实体经济的业务密切相关，尤其是融资租赁行业开放后，一些对中国经济生态环境和法治环境了解不够的外资租赁公司，以及一些没有金融风控经验的民营租赁公司，在中国发展融资租赁业务过程中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坏账风险，其中就有不少是遇到合同诈骗的风险。一旦遇到这些诈骗陷阱，小的民营租赁公司可能直接产生经营困局，外资租赁公司则对国内市场变得忌讳莫深，步步小心，直接影响了自身的业务发展计划和步伐。 因此，融资租赁公司在签订合同前的风险把控，以及发现遇骗后的应急处置，都显得尤为重要。 在此，就融资租赁活动中的合同诈骗预防和刑事维权技巧作分享。 第一篇融资租赁合同诈骗的常见手法 一、什么是合同诈骗犯罪？ （一）《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有明确的定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二）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构成上有这样一个流水模式，即：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得财产→被害人的财产损失。 （三）在法律上归结起来，合同诈骗罪有这样几个法定的构成要件： 1、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诈骗人有故意通过欺骗的手段来非法占有受害人的财物。这种非法占有，不是挪用、也不是借用，而是有据为己有的意思。 2、在签订合同时使用了欺骗手段 诈骗人利用了一些欺瞒的手段，掩盖真实的情况，骗取受害人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 3、骗取财物并数额较大 诈骗人骗取的财物达到了法律规定的量刑标准。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合同诈骗财物价值2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属于“数额较大”。合同诈骗财物价值20万元以上不满 100万元，属于“数额巨大”。合同诈骗财物价值100万元以上，则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也即，必须具备上述要件，我们才能向公安机关提起控告，追究诈骗人的刑事责任，并通过追赃、刑事谅解赔偿等方式挽回被骗钱款。 二、融资租赁领域中常见的合同诈骗手法 （一）虚构企业的经济实力及履行能力 为赢得融资租赁公司的信任，让融资租赁公司相信自己是一家有强大经济实力、有充分还款能力的企业，很多企业会采取各种方法来虚构提升自身的实力。比如通过虚假注资、增资等方式虚构注册资本金较大的公司；伪造、变造银行流水、公司财务报表虚构公司的现金流和良好盈利能力；出具虚假的合作或代理凭证假冒其他实力强大的公司等。种种手段就是让融资租赁公司认为他有强大的按期支付租金的履行能力。 【案例】2010年初，刘某在明知自己身负巨额债务，基本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借用其公司管理人员郭某、苏某的身份证办理了虚假增资手续，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60万元，骗取某融资租赁公司信任，与其签订融资租赁协议，获取租赁设备后，擅自将代为销售的机械抵顶了个人债务。刘某共计诈骗重型机械28台，诈骗价值649.1276万元。 （二）虚构担保能力 融资租赁公司对借款方都会有提供担保的要求，为促成借款，承租人则会采取各种方法提供虚假的担保信息。比如通过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伪造虚假的销
篇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经济与法 作者简介：叶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陈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陈某和他人共同成立某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陈某系实际出资人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09 年9 月30日,被告人陈某用本人2007 年已经出卖的房子和四十万元的空头支票作抵押, 通过中间人,与被害人牟某某签订借款协议,骗取牟某某人民币三十万元,还款日期为2010 年3 月30 日.陈某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公司的公章.牟某某将三十万元于当天汇入陈某公司的账户,陈某当天就通过网银方式支出299969.14 元,其中十万元用于个人支出,其他去向无法查明.后陈某不予还款,下落不明,直至2010 年7 月6 日被中间人发现后扭送至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以陈某构成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陈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决理由是：被告人陈某在诈骗牟某某钱财过程中,虽然与牟某某签订了借款合同,但该合同并未体现市场交易行为,亦非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不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被告人陈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伪造的房产证做抵押与被害人张某签订借款协议书.骗取张某人民币18万元.后张某到朝阳区房管局核实房屋产权时被告知房产证系伪造的,发觉被骗遂报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 检察机关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上述两个案例的基本事实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实践中困扰司法实务部门的一个问题: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二、分歧观点 实践中,对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定诈骗罪.理由是借款合同虽有合同形式,但是与普通民间借贷中借条的性质一样,公民个人之间进行类似借款协议,不能体现市场交易性质,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当认定为个人之间的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理由是通过借款合同形式进行的诈骗,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行为,同时伴有抵押,质押等特殊的担保形式,此类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间借贷中的借条,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交易特征,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是自然人实施的行为,应当定诈骗.理由基本同第一种意见;如果是单位实施的行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因为单位的参与使得整个借款合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就具有了市场交易的性质,体现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诈骗罪没有单位犯罪. 三、评析意见 我们在实践中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不应当以犯罪主体是否单位或个人来判断合同诈骗或者诈骗.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单位的,就能够体现市场交易性质.如陈某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在审查时就认为,如果陈某是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并将借款直接用于单位经营,那么其借款的行为就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性质, 就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事实上陈某并未将借款用于单位经营,而是用于个人支配使用,故无法认定为单位犯罪,也就无法体现市场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并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须是单位,这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通过对合同的主体进行界定,即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来,同一个行为,如果单位实施是合同诈骗罪.而自然人实施就变成了诈骗罪,显
经侦办案实践中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识别判断经侦办案实践中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识别判断 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表现形式日趋复杂化，使得有些案件民刑属性时常出现争议。对这类案件作出正确的识别判断，不仅是公安经侦部门一项重要的执法责任，而且也是对办案主体业务素质和侦查能力的考验。 、全面理解立案审查的主观条件 立案审查是正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前的调查活动。刑诉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以及办理经济案件的法律、法规，都 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经过“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的”，达到追诉标准并归本单位管辖的应予立案。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要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或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立案审查在某种意义上更有赖于主观条件。因为审查时的客观条件不充分而存 在局限性。受举报人目的或认识上的影响，举报材料不一定能够反映事实全貌 ; 初步调查收集的材料证明力也可能是比较低的，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对客观真相判断 准确程度。有关法律、法规此时对证据材料的要求是相对放宽的。所以强调立案审查的主观条件，防止立案门槛过高，既切合实际又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 强调立案审查主观条件是相对而言的。主观是客观的反映，任何主观判断都要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立案审查同样要从已有的调查材料出发。这些已有的调查材料应当是可以从中作出判断的调查材料。不然的话，要么继续补充调查，要么就是主观臆断。一定的质，是通过一定的量来显现的; 一定的调查材料数量，必然会显现 定的案件性质，把握这种质和量的最先交汇处，进而作出正确的判断，才是强 调 立案审查主观条件的真正意义所在。
这种立案审查的主观条件实质是主观责任。审查后的决定不仅关系后续公安经侦工作是否进行，也关系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如果决定不当，甚至会影响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立案后撤案也是法律、法规允许的，但必须符合相应的条件。撤案应该是原有证据发生变化或者出现新证据可以否定原认定事实。那种先立再说，不行撤案的潜意识是要不得的，其他客观上的不当影响亦须去克服。防止应当立、撤案而不予立、撤案，或者不应立、撤案而予以立、撤案的情形出现，以免承担执法过错责任。 、充分把握合同诈骗的客观要件 合同诈骗犯罪如其他犯罪一样，由四个方面要件构成。合同 诈骗与合同纠纷有时所以比较难辨别，就是因为两者在许多方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不同的除主观故意外，主要在于客观行为方面，而易于引起争议的，也多在被举报人实施行为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的客观要件上。同样是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两者的区别就是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列举的五项具体规定行为，就可断定是合同诈骗，否则就是合同纠纷。有比较，才有鉴别; 依照合同诈骗罪客观要件来进行比较，是区分这两种性质不同案件最直接的方法。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列举的第五项规定是: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显然立法考虑的是难以列全而设的一项兜底规定。刑法分则中此类兜底性规定不多，原因是这类规定可操作性差，也容易在实践中产生认识争议。对于“其他”的认定，应当由立法或司法机关作出解释或对具体案件请示作出回复等，才便于操作。至少公安机关要与同级检、法机关取得共识，一般情况下应慎用“其他” 表述的规定条款。 合同诈骗罪是从原一般诈骗罪分离出来的。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对方当事人信以为真，将财物自愿交出是诈骗类犯罪共有的本质特征。刑法分则
建设工程管理合同诈骗实例1．伪造证件。行骗者伪造单位、伪造资质及各种许可证等，利用伪造证明签订合同骗取钱财； 2．设饵钓鱼，以紧俏物品为诱饵抓住对方急于发财的心理，许以高利，签订合同侵吞对方预付货款； 3．利用联营骗取投资。以联营为名，打着优势互补、共同盈利的幌子，取得对方信任，签订联营合同，骗取对方投资款； 4．欲擒故纵先予后取。以预付货款或给付定金为诱饵，给对方一定甜头，打消对方顾虑，达到骗取对方大量钱财的目的； 5．恶意串通合演双簧。两个以上的单位和个人，事先串通，一买一卖，制造商品紧俏气氛，以此推销劣质或滞销商品，骗取货款 6．假痴不癫顺手牵羊。以滞销和积压商品为目标，抓住对方急于推销滞销和积压商品的心理，签订购销合同，顺手取之 7．偷梁换柱从中牟利。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对方货物，然后将所骗货物处理，以自己的劣质产品顶款，从中牟取暴利 8．金蝉脱壳人去楼空。诈骗者先以种种优惠条件打动对方，签订巨额合同，一旦货物到手，随即藏匿或外逃 9．移花接木指山卖磨。自己没货，而把需方领到码头、货场或仓库，把他人之货说成自己的货，骗取对方信任，签订合同，诈骗对方的货款 10．以小充大狐假虎威。牌子大，资金少；假集体，真个体。以大牌欺骗对方，签订合同，谋取不义之财 11．以假乱真假戏真唱。双方当事人为规避法律，签订假标的合同。一方假戏真唱，借机推销劣质或滞销商品，骗取对方货款；而被骗方只得自认倒霉； 12．招摇过市以势欺人。诈骗者用董事长、总经理等显赫身份，以豪华办公场所等表面形式，博得对方信任，签订合同，谋取财物； 13．混水摸鱼乱中取之。这类诈骗手法往往是借订货会、展览会、博览会等之机，利用会议期间人员复杂、时间仓促、不易审查的特点，签订合同，骗取财物； 14．抛砖引玉沆瀣一气。诈骗者以贿赂或女色打通关节，买通有关人员和领导，里应外合，狼狈为奸，损公肥私
编号：_______________本资料为word版本，可以直接编辑和打印，感谢您的下载 合同诈骗案刑事上诉状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说明：本合同资料适用于约定双方经过谈判、协商而共同承认、共同遵守的责任与 义务，同时阐述确定的时间内达成约定的承诺结果。文档可直接下载或修改，使用 时请详细阅读内容。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云南XX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住址：昆明市穿金路XX号 辩护人: 吴黎明, 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因不服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XX）官刑初字第654 号《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判决, 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法提起上诉, 恳请二审法院撤销该项判决, 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 一、本案诈骗事实系李XX个人行为，上诉人在客观上没有授权、组织或参与李XX的诈骗活动,主观上对李XX 以单位名义虚构“XX村省委经济适用房工程”诈骗一事不知情, 同时也尽到了应有的合理注意义务。一审法院对本案以下证据的认定过于简单臆断,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1、从“昆明市规划局的证明”和“云南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情况说明”这两份证据就简单否定云南XX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XX年6月20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二OO四年五月十三日实施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虽然规定：“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应当按照政府组织协调、企业市场运作的原则, 实行项目法人招标, 参与招标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具有相应资质、资本金、良好的开发业绩和社会信誉。”但上诉人负责人听说在此之前的很多开发商拿到经济适用房开发指标却并不都是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 上诉人负责人也听说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想以集资的形式改善干部职工的住房条件。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一、合同诈骗犯罪： 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 二、合同纠纷： 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 合同纠纷，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为前提，其侵害的是合同产生的债权。 对行为人主观目的认定是非常困难的，例如虚设担保固然是合同诈骗的种手段，但不能据此认为凡是虚构担保的行为都是合同诈骗罪。行为人虽然虚设了担保，但目前是为了通过合同的履行来实现商业上利润的，则仍属于合同纠纷的范围。 行为人签订合同后，事实上没有履行，但没有履行并不一定是合同诈骗，可能是行为人的经营困难造成的。 三、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在主观方面的区别： 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事实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过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 四、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在履行能力的区别： 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 五、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在欺骗手段的区别： 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 六、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履行合同的区别： 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的利益，同时又承担一定的义务。 1.协商 合同当事人在友好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商解决纠纷，这是最佳的方式。
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竞合适用 一、立法背景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合同诈骗罪设立的立法背景 1997年3月,全国人大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合同诈骗罪单列出来 ,是刑事立法健全的重要标志。一般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所侵犯的除财产所有权外,更重要的是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新刑法将合同诈骗单独列出罪名并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更有利于对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 (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然而,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犯罪竞合问题。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都是财产数额犯,其诈骗行为所获赃款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标准,虽然两罪名的追诉底限都以“较大”为标准,但诈骗罪的定罪数额却低于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这种标准的不一致,就可能发生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当犯罪分子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其诈骗数额没有达到合同诈骗罪追诉数额标准却已达到诈骗罪数额时,应当如何处理?司法实践中,一般做无罪处理。其主要理由认为:合同诈骗罪其诈骗主要是利用“经济合同”①或者说是通过一种“商事行为”来进行的,所以不能适用诈骗罪;另外,特殊罪名优先于一般罪名适用,合同诈骗罪是特殊罪名,诈骗罪是一般罪名,故合同诈骗罪优先适用。笔者认为,无论合同诈骗或是一般诈骗,毕竟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二者存在犯罪竞合的法理关系,如果仅因未达到合同诈骗标准而就不追诉,这种对刑法的适用很不利于对诈骗犯罪活动的打击,有放纵犯罪之嫌。如何才能正确处理好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竞合适用问题,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合理处理好有关竞合适用问题。 二、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竞合适用问题 (一)从刑法的基本原则角度来分析 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一律平等、罪刑相适应三大原则,是刑事立法、司法过程中的基本原则,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意义,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准则。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分析和处理各种刑事问题时,都应当也必须以基本原则为基础,紧密结合每一个法条和案件来分析。只有如此,才能正确领悟刑法的真谛,正确地理解和适用刑法。 首先从“罪刑法定原则”来分析。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某个行为人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新解 《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比较突出，合同诈骗罪作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名，如何与民事欺诈行为划分开来，涉及到当事人权利的维护与法律适用。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存在诸多类似，往往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认定标准，也是以此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界限，而往往对非法占有的法律特征和构成要件存在一定的分歧，给定罪带来困惑。 为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特征，清楚划分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律师整理如下识别要点及注意事项： 一、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 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会有一些虚假不实的言语和行为，这与合同诈骗罪中的客观行为及方法极为相似，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否则有可能将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混同，造成放纵犯罪或错误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不良后果。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 1、主观目的的不同：合同诈骗罪以签合同为名，达到非 法占有的目的；民事欺诈虽然主观上有欺诈，但不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主观上以追求谋利为目的。 2、行为性质不同：两者都有欺骗行为存在，但二者的性 质完全不同，民事欺诈主要是违背诚信原则，虽然 客观上当事人也采取欺骗方法，却是在履行合同的 前提下的欺骗，行为的目的只是出于谋利，使相对 人产生错识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合 同诈骗罪是想利用合同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 物的目的，犯罪行为人本质上没有承担合同义务的 诚意，而是意图使对方单方履行主要合同义务，非 法将其财物占为已有。 3、欺诈的手段和程度不同：民事欺诈通常比较直接，有 一定的限度，只要对方当事人加强警惕，多数是可 以避免的；合同诈骗罪的手段更加隐蔽和恶劣，如 伪造身份证明签约等，被害人往往难以防范和避免。 从司法实践看，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关键。刑法列举了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的五种行为，如果有证据能证明有这些行为存在，原则上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时还需要综合考察以下因素，最终确定主观特征： 一是、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履行合同能力是基础，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故意夸大履约能力，合同订立后不努力创造条件履行合同，这种情况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
（合同知识）刘顺家合同诈 骗案
刘顺家合同诈骗案 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武中刑初字第29号 公诉机关武威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顺家，男，生于1958年7月6日，汉族，江苏省江均县人，初中文化，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铁路二村0—45—1号，无业。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00年3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威市凉州区公安局见守的。 武威市人民检察院以武检诉字(2002)第0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顺家犯合同诈骗罪，于2002年5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02年8月9日作出(2002)武中刑壹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刘顺家不服，提起上诉。经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针对发仍所提问题致函公诉机关补充证据，公诉机关要求延期审理壹月，因不能于补查期限内恢复法庭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我院决定按撤诉处理。2003年7月4日武威市人民检察院再行起诉。本院另外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威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陈瑞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顺家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完毕。
武威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1995年9月，被告人刘顺家伙同陈戬(另案处理)先后窜至武威，冒用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江西省三力边贸易发展公司”名义和武威行署机关服务公司签订了价值102万元的葵花籽购销合同。于没有实际履行合同能力的情况下，被告人以先预付40%的现金骗取了对方的信任，然后用作废和无资金担保的商业承兑汇票，且以承付60%的贷款及铁路运费为幌子，诱骗对方履行价值达1046520元的合同，诈骗武威行署机关服务公司的贷款627912元，运费62534.26元，计690446.26元。被告人刘顺家和陈戬、陈浩(于逃)收到贷款后，销售分脏，逃匿达4年之久。据上，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刘顺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于签订、履行合同中，采用虚假和隐瞒真象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被告人刘顺家辩解，1、签订购销合同，所用合同章是经江西省三力边贸发展公司经理万伟同意的，未冒用他人名义。2、商业承兑汇票未能兑现是因供货方违约造成，且非是作废和无资金担保的汇票。3、被告无非法占有之目的，亦未逃匿，而是于等待和供方商量解决货物数量不够的问题。4、起诉指挥被告人诈骗武威行署服务公司627912元的货款数额有误。5、此案不属武威管辖。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顺家伙同陈戬(另案处理)先后于1995年9月窜至武威，用已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的“江西省三力边贸发展公司”名义和印章和武威行署机关服务公司签订了价值102万元的葵
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处罚_合同范本 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处罚 发布时间：2019-11-26金融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或者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金融诈骗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一个犯罪类别。在金融领域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保险金等，或者进行非法集资诈骗、金融票据诈骗和信用证、信用卡诈骗，其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的总称。以下是第一范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相关处罚。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处罚：中国《刑法》第192条规定，【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将处于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将处与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界限金融诈骗罪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法定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进行集资、贷款、金融票据、金融凭证、信用卡保险、有价证券诈骗，数额较大或者进行信用证诈骗的行为。金融诈骗罪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存在一些共同点：(1)主观方面，二者都是故意，而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2)二者在客观方面，都采用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的财物;(3)从刑事责任方面看，两者都分三个不同档次，规定轻重严厉程度不同的法定刑。但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1)从客观方面来说：合同诈骗罪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采用欺骗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金融诈骗罪则是在金融活动中，采用欺骗方法骗取金融机构或他人的财物或数额较大的财物;(2)客体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了合同交易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而金融诈骗罪则侵犯了私有财产所有权和国家金融管理制度，扰乱了金融秩序。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防治对策： 1.建立健全金融法规，强化严格执法。遏制金融诈骗犯罪最有效的防治对策，就是加强金融立法，实现金融行业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将整个金融系统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为此，必须作好以下两项工作：一是要加强金融行政立法。在这方面，中国自1995年以来，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担保法》、《证券法》、《信用卡管理办法》和国务院通过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使金融立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根据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业务管理的方法和金融岗位责任制等行政法规;二是严格执法，对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查处，该从严的从严，该从轻的从轻，绝不能宽容手软。 2.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金融系统工作人员的监督和制约。在这方面，必须加强以下监督：一是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从实际情况来看，上述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是监督机构的权力还比较弱。要想充分发挥对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作用，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要加强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权力，提高其地位，从体制上保证其独立行使监察和审计的权力，不受金融系统领导的干扰;二是加强群众监督。在中国，人民享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实行监督的权力。要加强群众的监督作用，就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其金融系统工作人员为不法分子实施金融诈骗而收受贿赂予以检举、揭发;三是要强化新闻监督。新闻部门拥有电视、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