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海现象”的再思考“王海现象”一词源于山东人士王海在各地频繁地买假索赔活动，是指人们知假买假后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要求经营者双倍赔偿其损失。

该现象的产生使一直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有机会向经营者“报复”，着实大快人心。

加之，新闻媒体频频报道知假买假索赔成功的案例，并授予知假买假者以“打假英雄”的称号，使“王海现象”盛极一时。

司法在对待“王海现象”上，态度也不尽统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

2004年3月15日，媒体披露某地人民法院明确表示对于知假买假进行索赔的“王海现象”不予支持[①]。

这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对于“王海现象”的关注和探讨。

本文试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立法宗旨出发，再次分析“王海现象”的利与弊。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立法宗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消费者向经营者支付价金购买商品或服务，经营者收取价金向消费者交付商品或服务，在买卖过程中所体现的似乎是自愿、公平、平等的关系，完全可以由民法中的债法进行调整，无需国家公权利的介入。

但事实上，消费者和经营者在买卖关系中,由于经营者处于强势,两者难于做到平等相待,因此,需要国家进行干预。

在市场中，经营者进行营业活动，对其所从事的行业拥有的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而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凭的仅仅是日常的生活经验。

经营者掌握着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质量、功效的重要信息，而消费者在购买时仅能从外观、包装、广告等间接方面推定商品或服务优劣。

在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显然处于弱势地位，经营者为了营利，常常会故意向消费者传递虚假信息或隐瞒真实信息，将假冒伪劣商品出售给消费者，使消费者蒙受损失。

如过不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经营者的各种欺诈行为,长此以往，将导致消费者对经营者的不信任，导致消费者不敢在市场上消费，从而削弱国民的购买力，最后还会导致社会总需求下降，社会总供给过剩。

根据供求关系的规律,企业由于需求的减少,企业产品的库存就会增加,企业将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

甚至停产待业，使得整个市场处于疲软状态, 减缓社会再生产的运行过程，最终阻碍经济的发展。

基于上述原因，国家公权力介入，调整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规定经营者要为其欺诈行为对消费者负赔偿责任。

立法者考虑到仅采用传统民法对损失采取的“补偿”原则，对经营者的惩戒作用不大，因此，采用了各国通用的惩罚性原则,即双倍返还。

可以说这一原则是通过加重了消费者一方的砝码，来迫使经营者诚实经营，减少和杜绝欺诈，以实现在供求平等的基础上，加速社会再生产良性运行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二、对知假买假者的合理定位推进和保障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是我国所有法律的共同任务，一般说来，维护社会再生产的良性运行，即打击那些危害市场次序的制假、售假违法活动的的主体是政府的职能部门。

就我国来说，如工商、公安、质量监督局，或政府专设“打假”办公室，是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具体表现。

然事实表明，单靠政府职能部门，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杜绝不法之徒的制假售假的活动，社会不断耳闻目睹因假冒伪劣产品而发生的重大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远的有发生在山西文水假酒案、江西毒酒案、宁夏银川锅炉爆炸案、重庆綦江彩虹桥倒塌，[②]近的有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这是因为职能部门的监督机制受到时间、人力等的限制，不可能完全应对，在以低成本制假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那些不法商家们无孔不入的，并伴之以欺诈的方法来兜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活动。

再加上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本地区的税收利益，对打击制假售假采取消极态度，更使社会打假力量匮乏。

为了加大打击制假售假活动，我国采取了既于国际接轨，又是我国长期来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即实行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用有限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力量和无限的广大群众的力量，共同来制裁那些制假售假的不法分子。

《消法》第49条的“双倍返还”的规定，不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吗！需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前，动员群众参与某一活动，采用的是通过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的方法，来得及激发其参与这类活动积极性，而今天，在保持前一种做法之外，《消法》采用的是通过法律赋予，消费者在因欺诈而购买了假冒伪劣产品，可获得双倍返还的权利，来激发其参与的积极性。

不论何种方法，其目标都是要迫使制假售假的不法分子悬崖勒马、改邪归正。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看待“知假打假”者，那么，我们会说：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民间打假力量，她将与职能部门一起完成杜绝和根治制假售假这一不法现象的伟大使命。

如果我们的司法不去支持他们，那么这支力量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丧失原有的积极性，结果就会消弱这支力量。

因为大多数消费者当其受骗购买了伪劣商品，尤其是小额商品，是不会依法与商家据理力争，而是以忍气吞声，或自认倒霉的心态不了了之。

如果，司法在对待消费者“双倍返还”的请求时，还要甄别是知假购买，还是不知假购买，这对这支本身就是很脆弱的民间打假力量，更是雪上加霜了。

此情之下，孰是孰非不已是一目了然了吗？司法的判决是不应得出“让制假售假者快，让打假者痛”的结论。

三、阻却司法支持“知假打假”的原因分析在前述《消法》立法宗旨和对知假打假的合理定位的分析之后，为何司法会表现出如此相悖的态度呢？笔者认为影响司法态度的原因既有来自受错误理论的误导，也有对现实现象不正确的判断。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文的这一观点，我们加以详细论述。

（一）对反对“知假打假”几种观点的驳斥观点一：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持此观点的人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保护的是消费者，即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人，知假买假者是以营利为目的，不是消费者，由于其主体不适格，因而不享有《消法》上的“双倍求偿权”。

笔者认为，个人的主观营利动机与“为满足生活的需要而购买”两者之间并不冲突，与“生活”相对的是“生产”而不是“营利”。

生产是创造产品与提供劳务的过程。

在实际情况中，知假买假者并不对其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进行加工、制造，从而创造出比原来商品更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其购买假冒伪劣商品只是为了获得赔偿，这和消费者化时间、化精力，在漫无边际的商品市场中，寻求低于市场价格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并无实质的区别。

消费者购买行为本身就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总希望用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大价值的商品或服务，所以当其付出的价格小于商品或服务的价值时，对消费者来说就是“营利”那些假冒伪劣商品不是其本身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而是法律规定，如消费者购买了此类商品，其可获得与该商品价格一样的赔偿。

因此，以营利为目的购买活动并不是区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标志。

知假买假只不过是以买假进行索赔的方式，实现追求购买价廉物美商品的动机，其与一般消费者相比，只是手段不同而已，所以，将知假买假者划入经营者行列，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观点二：经营者对知假买假者不存在欺诈持此观点的人认为，消费者要求双倍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欺诈。

根据传统民法的解释，欺诈的构成要件为：有欺诈的故意；有欺诈的行为；需被欺诈人因受欺诈而限于错误判断；需被欺诈人基于错误判断而为意思表示[③]，四者缺一不可。

知假买假者在经营者实施欺诈前已决定要购买商品，因而其购买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与经营者的欺诈无因果联系，不构成《消法》第四十九条中规定的欺诈，经营者不必负“双倍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知假买假者虽然是自己主观上追求购买假冒伪劣商品，但是并不能因此抹煞经营者买卖过程中的欺诈。

所谓欺诈，是指过错的虚构、夸大事实，或过错地隐瞒、缩小事实。

经营者为了追逐最大利润，这是法律允许的，但经营者如运用不法手段追逐最大利润，则是法律不允许的。

经营者在销售商品的活动中，如虚构、夸大、或隐瞒、缩小商品的真实信息，并足以使一个一般的、正常的消费者陷入认识错误而购买假冒伪劣商品或服务，就可认定其存在欺诈行为[④]。

不能因为个别消费者的对于商品或服务的鉴别水平高就否认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那种以消费者，对商品的认知水平的高低，作为经营者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的评价标准，这在逻辑上是非常荒谬的。

观点三：知假买假索赔是“以恶制恶”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知假买假进行索赔是利用法律的“漏洞”，谋取私利，明知是假冒伪劣商品还要购买，陷经营者于不义，纯粹是“以恶制恶”，应为社会所不取。

如何评价评价这一观点，首先从法律上看，法律上讲“以恶制恶”应是指以一个犯罪行为去制裁前一个犯罪行为。

虽然前一个行为引起民愤，应受制裁，但为了维护社会的次序，法律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私设公堂，更不允许任何人以一个新的犯罪去惩罚前一个犯罪。

这一理论是否适合知假买假者呢？笔者认为不适合。

因为，知假买假的行为，并不是法律上禁止的行为，更不是犯罪行为，知假买假者，是依据法律的规定，实施一个客观上能制裁经营者制假售假的“恶”行为，怎么能称其为“以恶制恶”呢？其次从道德上看，道德并不反对人们用合法的方法去追求利益的行为，相反道德还崇尚人们的勤劳品德。

道德只谴责那种以牺牲他人痛苦而换取个人幸福和快乐的行为。

只有那种踩着他人痛苦，而谋取个人利益的人，才是不道德的。

对照道德标准，我们能说知假买假者是不道德的吗？不。

从表面上看，制假售假者，“多拿出钱了”但这并不构成道德的“痛苦”，因为经营这的制假售假行为是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打击这种制假售假行为，犹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狭义精神，历来是受到道德推崇的。

一个社会正是由于有这些狭义之士，他们敢于直视丑陋，主持正义，才使的道德规范得以延续。

这种“疾恶如仇”的行为如果被认为不道德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些根据公安部门的悬赏广告而举报犯罪分子线索的现象，难道我们能将他们视为，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而不惜“牺牲他人痛苦”的不道德的行为吗？由此可见，为了打击制裁社会邪恶势力（制假售假是其中一种），不论是无私的，还是为了追求法律给予的利益的，社会的正义力量对此应旗帜鲜明的予以支持并加以保护。

笔者据此认为，那种将“知假买假”比做“以恶制恶”的观点，是犯了逻辑上偷换概念的错误。

(二) 如何平衡受骗的商家与知假的买家在实践层面，如果买卖关系呈现出，一方是故意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厂家，或是与厂家串通的商家，一方是知假的买家，此时司法的态度一定会毫不动摇地站在知假的买家一边，因为正义的天平会自然向知假的买家倾斜，人们没有理由去同情制假售假者。

然现实的复杂性在于，买卖双方还会表现为，一方是受骗的商家，而另一方则是知假的买家。

此时，正义的天平将如何倾斜呢？也许这一现象是某地法院不支持知假买假的实践原因。

正确的解析这一现象，将有助于我们破解迷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