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仰望康德，而康德仰望星空。

我们仰望康德，而康德仰望星空。

康德的晦涩艰深的书很少人能读得透，康德的这句话却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因为这句话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意味隽永，无疑于康德思想的点睛之笔。

对于总喜欢把话说得让凡人听不懂的康德来说，实在是不可多得。

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黑格尔是一个美文家，他的《精神现象学》的绪言声情并茂，几乎可以摘出来当散文诗读，至于他的《美学讲演录》，加上朱光潜先生的译笔，读来更是引人入胜，黑格尔的三段式逻辑仿佛如渔人之舟，载着你行桃花溪上，渐入胜境。

因此，在那个思想大师辈出的古典哲学时代，康德尽管比黑格尔出道很多年，也很快成为学术圈中的佼佼者和贵妇人沙龙的座上客，但是，他对当时德国思想的影响，却远远比不上黑格尔，但是，黑格尔死后不久，就已经风靡，形成了青年黑格尔学派，马克思就曾经是一位青年黑格尔者。

而康德早已作古多年，却依然没有红起来，身后名仍像他生前的身影一样寂寞，在黑格尔巨大的身影掩映下，以至于叔本华等不得不大声鼓与呼，为康德争得一席之地。

康德的寂寞也许与他文字的艰深有关吧，中国的哲人孔子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有多少思想，也许就是因为其言之不文，而永远从思想史的星空销声匿迹了。

不过，还有句古话，叫是金子就会发光，康德的思想是块金子，因此，当黑格尔那笼罩一切的光辉渐渐退隐，康德终于像一颗被重新发现的新星一样从天际放射出清辉。

柏拉图瞧不起诡辩家，哲学家瞧不起修辞家，他们觉得逻各斯或者真理才是历史的本体，然而，历史却往往不是由思想的逻辑而是有语言的力量推动的。

也许在康德的著作中再也找不出一句话像这句话这样漂亮，也许这句话最恰当地写照了康德上下求索的思想的一声，因此，在康德死后，人们把这句话作为墓志铭，刻在康德的墓碑上。

在康德身后百余年之后，这句话已经随着康德的思想不胫而走，传遍全世界，成为所有思想者或者伪思想者的口头禅，前些年，在纪念康德诞辰200周年之际，康德的画像甚至登上了都市小报，与那些搔首弄姿的娱乐明星争奇斗艳，但是，在我们人云亦云地重复者这句话并以此故作高深状时，也许很多人只是把它当成口头禅，而从来没有静心考量，康德为什么要仰望星空，又为什么把星空和道德律相提并论？其实，不仅一般公众，就是那些以康德的哲学事业为业的哲学家们，对这句话也早已不求甚解，而且，对于这句话，所关心的大致也只是其后半句，即心中的道德律，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正身诚意修身治家最后平天下，为人类道德立法，至今仍是很多哲学家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因此，康德的关注的道德律是容易理解的，康德的三大批判都是反观内心之作，第二批判的主旨就是指向道德律，他是想在理性升帐、上帝退位之后，为人类建立能够与上帝的契约相当的道德律令。

但是，天上的星空呢？一个哲学家要紧的是低头沉思人生和历史，天上的星空与他何干？在启蒙主义之后，那应该是牛顿们关心的事情了。

罗丹的思想者不就是作弓背垂首、皱眉沉思之状的，很久以来，思想家的基本造型就是这样一种一味地盯着自己脚下投影而苦思冥想的形象，仰望星空，在一般人心目中，那只是那些寂寞的天文学家和怪异的占星术士才干的事情。

除了在那些欺世盗名、名誉扫地的占星术士那里，星空已经与思想无关。

康德确实是曾经仰望过星空的，这一点每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大概都知道，康德早年写过好几本天文学著作，在书中对牛顿的学术提出批判，而且还提出了在天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星云说。

但是，在哲学家的眼里，这些东西只是一个思想家不成熟的试笔，是一个伟大人物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而没有了解自己的使命之前的无谓之举，因此，对于康德，是不值一提的，那些关于星空的著作与康德思想无关。

在哲学系学生的眼中，仰望星空的康德和沉思道德律的康德，完全被割裂为两个人，而前一个康德早就被后一个康德的巨大身影掩盖住了。

仰望星空的康德留在200年前渺茫的星空下，而进入历史的只是书斋中的康德。

其实，仰望星空的康德和思考道德律的康德之所以被后人割裂，归根到底，还是康德自己咎由自取，因为，在康德那里，星空中的自然律和心中的道德律、天文与人文、自然与教化，确实被彻底地割裂了。

整个康德批判哲学的锋芒所指，就是以批判的锋芒消解人类与生俱来的痴妄，就是割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脐带联系，把人从自然的襁褓中独立出来（启蒙），让自然的归于自然、星空的归于星空、上帝的归于上帝，而把人类的还给人类，精神的归于精神。

于是就有了康德否认世界可知的不可知论，就有了他割裂自然知识和道德知识、割裂知性和理性的二元论。

一方面是人类的此岸世界，一方面是自然的彼岸世界，康德拆毁了沟通两者的桥梁，康德之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所有问题都是由此而来的。

由康德哲学引起的这段思想史公案，是每一个哲学系的学生都耳熟能详的。

正因为康德把星空与心灵、自然与精神一分为二，断为两截，而思想只应安于本分，把目光约束在心灵和精神的范畴，不应妄意彼岸，因此，康德后的哲学家从康德二来的这种分裂的哲学视野反观康德，当然就只能看到反观心灵的康德，而看不见仰望星空的康德了。

人类原本是大自然的产儿，浩瀚的星空肇示着岁月的流逝、季节的轮回，是人类生存的依据和向导，人类生活和星空息息相关，康德之所以能够割裂自然与人类、星空与精神，自然并非是他自己具有改天换地的超人力量，仍是时代风气所披靡，他是那个启蒙时代的产儿，而启蒙的主旨，就是把人类从对自然的依恋和对星空的迷信中解脱出来，让人觉醒，跟着自己心中的道德律和理性去行动。

启蒙时代之所以想到要把人与自然相割裂，归根到底，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进步，人类能够脱离自然经济状态，脱离自然的节律和时序，而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了，机器钟表的产生，是人类有了独立于星空的授时装置，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与农业生产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与大自然拉开了距离，可以脱离自然的季节和时序安排和计划生产，在此之前，对于乡下的农民而言，星空就是他们最可靠的记时装置，而现在，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机器钟表应运而生了。

人类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了。

而时间的独立其实是一切独立的前提。

在康德对时间范畴的思考中，其实就打上了这个时代背景的深深烙印，它把时间归结于人类心灵的先验具有的不依赖于大自然的直观形式，就表明了这一点。

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时间，进入了一种纯粹主观的跟大自然（上帝）和星空节律无关的时间，因此，也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这是一种对于前工业社会而言陌生的怪异的甚至是不可理解的时间：直线的、矢量的、抽象的、分分秒秒的时间，而不再是乡村父老世代承受和熟稔的由斗转星移、日月光华和春华秋实标示的循环往复的、不断轮回和重复的、意蕴丰盈的岁月和日子。

人类的时间摆脱了对自然节律和星空坐标的依赖，诸神隐退的星空不再是芸芸众生藉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确定自己的方向的最终依据，不再是令人敬畏的、充满了深不可测的预兆、启示和暗示的神秘之域，而成了人们可以动用各种手段认识、探索的未知之域，从此之后，那自从旷古以来就笼罩在星空宇宙上面的神秘面纱才能慢慢消散，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宇宙学以及诸如相对论、黑洞理论、大爆炸理论的现代科学神话才有可能产生，宇宙，最终从诸神的居所变成了人造航天器自由翱翔的“太空”和各种异形怪物出没、潜藏的“新边疆”。

从仰望星空到低头沉思，哲学家思想姿势的转变，不仅象征了“天人之际”的分离，也标志了“古今之变”的断裂。

克罗齐与他的美学思想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又译柯罗齐。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1883年在罗马上大学。

20世纪20年代形成自己的新黑格尔哲学体系。

1903年起主编《评论》杂志。

1920—1921年任教育大臣。

政治思想上一直是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

哲学上深受黑格尔影响，但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

他把精神作为现实的全部内容，认为除精神之外单纯的自然是不存在的，哲学就是关于精神（全部存在着的现实）的科学，即纯粹的精神哲学。

他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美学原理》中。

[编辑本段]他的美学思想主要观点《美学原理》的主要观点是“五正”、“五反”。

“五正”是：（1）直觉即抒情的表现。

他不承认世界上有“物质”存在，只承认“材料”（即情感、欲念、快感、痛感等）的存在。

这些“材料”是心灵的产物，它一旦经过直觉，就可以获得“形式”，转化为意象（万事万物）。

一切直觉既来源于情感又表现情感。

（2）直觉即艺术。

心里有了直觉品（直觉到的形象）就等于“表现”了艺术，至于这心中的艺术写不写，画不画，做不做，那是无关的，直觉即艺术。

人人都有直觉，人人都是艺术家。

在艺术家与一般人相比只是在直觉的量上不同。

（3）直觉即欣赏。

欣赏就是用直觉再造艺术家所创造的抒情的意象，从而得到和作者大致相同的体验和感受。

欣赏和创造是统一的，不仅需要鉴赏力，也需要直觉的能力。

（4）直觉的成功表现即是美。

直觉的功用在于给无形式的情感赋予形式，使情感成为意象而“对象化”。

这种“心灵的综合活动”有成功与失败之分，美只是指成功的表现，不成功的表现则是丑。

美感就是成功的表现引起的一种快感。

（5）语言就是艺术。

他继承维柯的形象思维论，认为语言就是一种形象思维，在本质上和艺术相同。

他根本不承认抽象思维和艺术有关，认为把思想当成直觉的活动是荒谬的。

“五反”从反面肯定了艺术是一种纯直觉的存在。

它包括（1）艺术不是物理的事实；（2）艺术不是功利活动；（3）艺术不是道德活动；（4）艺术不是概念的或逻辑的活动；（5）艺术不能分类。

“五正”“五反”肯定了直觉即表现，把黑格尔以理念为核心的理性主义美学转变为以直觉为中心的非理性主义美学，开辟了20世纪西方美学的新趋向，对英国鲍桑葵、开瑞特和科林伍德都有影响。

主要著作有《精神哲学》（4卷，1908—1917）、《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1902）、《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和活东西》（1907）、《美学原理》（19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