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哲学思想“这个人(马克思———笔者注)的逝世,对于欧洲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是马克思的遗产, 是人类的思想财富。

毋庸置疑,对历史科学的探索,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都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的构成。

不仅如此,包括晚年人类学研究,东方社会的设想,“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等,都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的体现。

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和盖棺定论的。

正如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有其形成、成熟和发展一样,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也同样经历了探索、形成和发展等时期。

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称《形态》)既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形成标志,又是他历史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

因为马克思在《形态》中形成了科学的历史观,他不仅明确历史是现实的历史,而非观念的历史;而且还发现了历史演进的机理,即生产与交往;甚至首次明确地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科学论断。

1.历史是现实的历史把“历史”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同样,把“历史”提到哲学层面进行分析也不是马克思的独创。

但对全部唯心主义历史观,特别是对黑格尔以后的“德国的批判”的唯心史观进行批判,以及从新唯物主义的立场来重新解释历史则是马克思的贡献。

历史,对于全部唯心主义来说,总是遵循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 它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来进行演绎和解释观念的历史。

按照这种历史观的理解,历史是一种观念的历史,并且首先是不以现实的存在作为前提的。

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中,“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 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 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

也就是说,这种历史观由于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 把历史的东西当作是非历史的东西,因而它只能从观念中得出历史。

例如“法国人”和“英国人”把历史当作是政治理论斗争的历史,而“德国人”则把历史当作是概念、理论的历史,黑格尔就把历史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历史。

对此,马克思对这种唯心史观,特别是对那些天真地以为通过宗教批判, 从而把一切都归结于宗教观念进行批判就实现了对思辨历史进行批判的“德国的批判”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他们的历史观并没有超出德国的纯粹的民族性, 甚至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庸人带有更多的民族局限性。

因为他们虽然解体了绝对精神外化历史过程的纯粹体系, 但他们只把历史交给了像“神人”、“大写的人”、“唯一者”等种种臆想的东西来支配,甚至断言只有“批判和批判者创造了历史”。

这样,历史就变成了“德国的批判”所构建的历史, 而所有现实事件却被他们给遗忘掉了。

马克思说:“或许这些理论家有朝一日会着手探讨真正的历史主题,……那时他们也只是提供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的基础的事实与实际发展过程脱离的。

”正如圣布鲁诺在《18 世纪政治、文化和启蒙的历史》所描述的那样,历史只不过是以虚构和文学编造为根据,而“根本不提真正的历史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干预”。

为此,马克思总结到,这就好比世界历史都只不过是“德国的批判”在争吵中而形成的。

但与此不同,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现实的历史,“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

它属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 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新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历史。

马克思指出,这种新历史观会使我们更加明白“德国的批判”把历史理解为是自我意识的观念性的历史是如此的错误。

因为历史作为现实的历史, 它不仅表明自己的形成不是观念的臆想而是关于活生生的现实的积淀, 而且还表明人在建构历史的同时也受前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结果影响。

因为历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在现有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进程的。

同时,作为历史的构成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离不开前代人所留传下来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改造了的环境。

正因为如此,思辨的历史不攻自破,他们所臆想的“自我意识”、“神人”、“大写的人”、“唯一者” 等的历史必然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没有这些“现实”作为基础,他们甚至不能从事臆想。

因此, 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

”这就是说,历史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历史就是现实的历史,而“现实”正是马克思开展他的哲学研究的前提,即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生产活动(感性活动)和现实的感性世界。

由此,马克思推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与此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四重原初历史关系。

第一重原初的历史关系就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生产满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需要所必需的资料的活动本身。

马克思把这重关系看作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第二重关系是新需求的生产,即再生产。

如果说第一重关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那么这种新需求的生产就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第三重关系是人自身的生产, 即繁殖, 家庭关系的构建。

家庭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社会关系。

至此,需要强调的是, 马克思明言以上三种关系并不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

第四重关系是由生命的生产所表现的双重关系, 即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的文本内容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马克思并没有就自然关系进行过多的说明,而是大量地分析社会关系。

显然, 这是与他对历史进行“现实”解读所对应的,当然“现实”是包括了自然在内的现实,但马克思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人”身上来考察历史。

事实上, 马克思在誊清稿的第一个方案中删去的一段话那里就明确向我们表明了他的历史考察方向。

这段话是:“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即历史科学。

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 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

” 这段话彰明了三重核心价值。

第一,马克思在此只把历史当作唯一的一门科学来研究。

这可以看作是他进行唯物史观研究的强调。

第二,马克思并没有把自然史排除在历史之外, 而是认为历史包括自然史,并且指出它们是相互依存的。

第三,马克思表明了自己的考察方向,即深入研究人类史,而不是有关自然科学的自然史。

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了他之所以要进行人类史研究的原因,即“德国的批判”没有正确地把握到人类历史,他们要么错误地理解,要么直接把它扔到一边置之不理,这表明马克思要对“德国的批判”所操持的那种唯心史观进行批判, 而这也正是他创作《形态》这本书的目的所在,即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并以此阐明与德国哲学意识形态的见解所对立的见解。

综上,无论是通过批判异己的见解的形式,还是通过阐明自己的见解的形式, 马克思都表明他对历史的理解是属于与唯心主义的理解相对立的唯物史观的理解。

因为历史在他看来就是现实的历史,就是现实的个人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中从事现实的生产活动而形成的现实的历史。

22.生产与交往是历史演进的机理在《形态》中,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除了把历史重新明确为现实的历史之外, 他还发现了历史形成的关键,或者说是历史演进的机理,即生产与交往。

可以说,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马克思自觉地站在现实的基地上来对历史进行重新分析所必然得出的结果。

因为无论是对原初历史的四重关系进行分析, 还是对后来所推演出的历史进行分析, 特别是对市民社会进行分析, 其分析的最终结果都表明生产与交往是历史在现实中的最大映射。

换言之,都证明了生产与交往是历史演进的机理。

不难发现, 过去一切思辨哲学对历史的分析之所以都没有形成科学的历史观,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是因为他们没有站在现实的基地上, 把历史理解为是观念的历史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历史存在着生产———交往这一形式,没有注意到自己、世界都是处在这种形式中的, 没有注意到历史的推进是得益于生产———交往的自身变迁的。

而这又是与他们只是沉浸在“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哲学思索中相对应的。

不可否认,在《形态》之前, 马克思同样没有真正发现这个公开的秘密。

在此,之所以说生产与交往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是因为生产———交往这对概念在当时的德国理论界实际上已经是一对较为流行的概念了。

我们可以从被恩格斯称为“经济学的路德”的亚当·斯密到赫斯的经济学研究中明显地看到这一对形式的推演。

如果说“劳动”在国民经济学那里还只是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 还没有关涉到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等, 那么赫斯则实现了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论证人的本质,即“交往关系”。

也就是站在社会生活交往的关系中来解释人的“共同活动”。

因为在赫斯那里,人的现实本质和能力都被他看作是人与人在经济学层面的交往活动的体现。

然而,赫斯虽然发现了生产———交往这个秘密, 并站在社会生活交往的关系中来解释人的“共同活动”,但他却把生产———交往的关系颠倒了,认为是交往决定生产,生产是通过交往才得以实现的。

他说:“人与人的交往越发达,他们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aft)也就越强大,在这种交往还狭小的时候,他们的生产力也就低下。

”这种理解的直接后果就是将交往置于生产之上, 没有意识到交往是生产的结果, 没有意识到交往只是物质生产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因而最终又重陷入唯心主义之中,把“交往”当成某种理想化的交往,脱离现实生活。

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 马克思看到了这种“交往———生产”形式的唯心主义本性,并在《形态》中将它们颠倒过来。

这种颠倒意味着马克思从现实生活出发,把它们重新理解为是历史演进的机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赫斯成了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中最有资格的被批判者。

在此,问题紧接着就来了,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将这对在德国的理论界中已经是流行的概念颠倒过来的或者直接地说,马克思是如何把这对流行概念理解为是历史演进的机理的要回答上述的问题,首先要明确马克思在《形态》中对现实历史的研究是直接定位在市民社会上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由此可见,市民社会是构成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的前提性视域, 也是他进行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事实上,通过透视《形态》不难发现,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所存在的现实关系的考察来批判“德国的批判”的荒谬历史观的;并且,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是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基础, 市民社会是历史的代言,考察市民社会自然就是考察历史。

正是缘于市民社会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的重要性, 日本学者甚至为此形成了一个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包括专长于《资本论》的内田义彦,内田义彦思想的继承者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等实力派马克思思想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