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批判鲁迅为例（有关劣根性） / 马大一为
2008-12-01 13:48 | 阅读(2182) | 标签: 知识分子研究 | 字号：大中小
——从国民劣根性到知识分子劣根性
我一直很喜欢鲁迅，但是我要批判他。

因为鲁迅说过，他的思想是有毒的。

当年我以为他这是谦虚地说法，但现在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

虽然我因为他说了实话有点不好意思再批评他，但我突然想起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话：我们讲情面，但是我们更热爱真理。

（如果你硬要说亚里士多德没说过这话，我不争辩，但我会觉得你事儿。

较什么劲呢。

）
以前我们不懂事，所以受过教育的荼毒。

那会儿，老师们喜欢开口闭口讲鲁迅，因为什么呢？因为鲁迅是可以讲的人中最牛逼的一个。

以中国之大，牛逼的人自然不少，比如胡适，但上面冥冥中自有规定，所以老师就只能讲讲鲁迅。

讲鲁迅，老师们就慷慨激昂，大谈“国民劣根性”的问题。

不过，这种慷慨激昂都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只能就历史而论，如果有学生提出“我们真的这么不堪吗”这样的问题之后，老师都会来一个来个180度的华丽转身，告诉我们：自从那个啥啥啥之后，我们的劣根性就改善了很多；当然，这不是鲁迅的功劳，而是那个啥啥啥的功劳。

我们于是很高兴。

但老师又一转：但是你们也别高兴过头了，因为虽然那个啥啥啥了，但是还是会有“一小撮”无所用心的人没有彻底改造好。

我们于是再度沮丧。

老师又说：不过呢，也没关系，只要你们听老师的话；好好上课，特别是好好上好思想政治课。

然后老师再一转身，说：接下来我们来上思想政治课。

那时候，我们的老师兼上各种课。

所以他讲完了语文，就又开始讲思想政治。

但是在我看来，这两种课大同小异，不知道上头是怎么考虑的。

就是这样，“国民劣根性”问题最终交由思想政治课来解决。

鲁迅如果在世，可能就不会这样。

但我怀疑，如若他活着，恐怕是第一个被上思想政治课的人。

这有点诡异。

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当然了。

在这件事上，不能怪鲁迅想的不够周全。

我说到这些，实际上是题外话。

我对鲁迅的批评，并不是怪他考虑不周，我也不觉得他批评“国民劣根性”的“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众所周知，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多少都会有这种“改造”的冲动。

连一向以稳健著称的胡适，也还是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现在要批的，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我是要跟整个那一代人为敌。

当然，我之所以敢这么狂妄，主要的动力在于：五四那一代人之所以值得批评，在于他们是中国两千年来第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而我的批评正是一种表示敬意的方式。

现在我要交待一下我批评的切入点。

因为对象具有广泛的盲目信徒，所以我不得不格外谨慎。

一不小心，前辈们就可能指责我“黄口小儿”，“不知天高地厚”。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我这不是“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为了出奇；不是这样，我绝对是在我十多年严肃思索的基础之上，才开口说话的。

我特别希望，阅者能够体会到我的这种严肃。

记得有一回，我们寝室夜话，当同学们争论来争论去，至于理不屈然词已穷，辩无可辩之时；我灵光一闪，冲这室友说：你这话没错，但你说得不对。

这句话就是我的切入点。

正是这样的思路，让我把“国民劣根性批评理论”转变成了“知识分子劣根性批评理论”。

而要做这种转换，鲁迅是一个最大最好的例子。

我尽量简化问题，比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假定知识分子是一类有着特殊任务的人，那么，像鲁迅这样将火力对准阿Q猛攻，这是恰当的么？
在这个问题上，我主要有两个疑问。

其一：这种阿Q形象是真实的么？其二：这么攻击讽刺是否有效，或者说，你怎么肯定这种攻击是“更重要”的？对于第一点，鲁迅自己显然认为他是真实的，虽然他自己也承认是“东拼西凑”而来的。

对于第二点，鲁迅自己则有过一番很深入的思考，因为我们都清楚，鲁迅有一个“黑屋子理论”；这个理论提出的矛盾在于：一个在黑屋里的人，你唤醒他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鲁迅最后认定，一定要唤醒他，因为他醒来，说不定能够想法子把黑屋子搞破呢。

对于这个理论，我又有几个疑问：其一，这个要唤醒别人的人可是醒着的？其二：怎么确定这个黑屋子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其三：如果我们的目标真的是干掉这个屋子，除了打扰别人睡觉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
史蒂文*瓦格说过这么一段话：“自十八世纪以来，社会理论家们就社会变迁当中意识形态和技术的相对重要性产生了分化，这一分化一直持续到现在。

有许多人支持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其他人则认为技术更重要。

”
这段话对我的启示非常之大。

因为在这之后，我开始思考“重要性”的问题。

回到前面的思路：假定知识分子是一类有着特殊任务的人，那么，什么事才是更重要的？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鲁迅的回答是，尽量拿一把匕首扎向这个世界，让它觉得疼了，“以引起疗救的作用”。

这话没错，但我觉得鲁迅说的不对。

因为在我看来，不管是匕首也好，投枪也罢，关键不在于火力多大，而在于找准目标。

但鲁迅对这个问题似有意似无意的有一些忽略。

因为他的更杰出的作品往往是把火力对准了“国民的劣根性”。

并且“怒其不争，哀其不幸”。

这种“居高临下的哀怒”，在我看来，实在并不是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

在意识形态与技术谁更重要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后者。

当然我这里所说意识形态并不是那个意识形态，（经历过严酷的时代以后的中国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反对的，实际上是所有的意识形态。

（一切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
我举一个例子，是我朋友的事情：有一回他们上课，冬天，一老太太带他们实习，搁前头讲呢，后边儿我那朋友冷，就把手塞进了衣兜里。

老太太人非常好，课讲的也是有口皆碑，没挑。

但老太太却对我朋友这个举动表示了不以为然，讽刺道：你们这一个个都是公子哥啊，你们不知道我们那时候。

（于是开始漫长的“痛说革命家史”，“忆苦思甜”。

）
我举这个例子，是我发现，凡上了年纪的我的师长们，都有同样的类似这种的思维方式。

这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

在我看来，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基本上逃不出意识形态的范畴。

如果你要说不是这样的，那我也不打算坚持。

但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这么说，表达的就很清楚了。

反正，他们和我
们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我倒是觉得无所谓；但“老太太”们却忍不住要说两句。

说就说吧，我们尽一个晚辈的责任，默默听着；然后在心里，我会说：您这些话都没错，但我觉得您说的不对。

因为在我这里，一方面我认为，有些东西并不是想他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另一方面我觉得，有一些领域，实际上是无意义的，我会尽量避免谈论；或者说尽量避免以“某种方式”谈论。

非要说得话，则一定远离意识形态的味道。

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则更要弄清楚，自己的话语领域在哪？哪些地方，我们可以胡说八道，而哪些方面容易陷入危险。

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我发现鲁迅他们那些人，普遍性的有所偏差。

因为他们思考不到位，因此把“国民劣根性”改造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不适当的程度。

而这种偏差在具体操作时，则很容易把火力对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又因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是沉默的，因此就得不到信息反馈，进一步导致批判的火力失去准头；而人们也很难发现这么做是有问题的。

于是乎洋洋得意，以救世者自居。

从而不再考虑在所有问题上，自身是不是也该负起责任。

就我所见，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最擅长的一件事之一，就是推卸责任。

他们一般总以为把这个世界搞糟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因为“士有百行”，（他们觉得自己品行高尚。

）所以有义务做些属于上帝的工作（“为万世开太平”什么的）。

同时也有义务教训一下民众，所谓“教化于民”。

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使他们自以为是，居高临下，却没有足够的自觉。

只有老子看出了其中的关键。

他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所以要弃绝聪明机巧（“绝圣弃智”）。

这显然有些偏激。

但是那个意思我们都明白：对这个世界危害最大的，不是那帮普罗大众，也不是昏晕的君主；而正是那些绝顶聪明之士。

换句话说，正是知识分子。

在这种考虑之下，当我们再看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性的指责的时候，我就会想：这是不是在推卸责任呢？想起黄章晋在他博客里置顶的一句话：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

而其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

综上所述，我觉得，考量一下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也许比考量国民的劣根性，更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个世界。

任何时候，由知识分子创造发明的东西远比别的暴力更具有杀伤力。

可以假设：如果《我的奋斗》的作者只是一个普通坏蛋的话，永远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

如果斯大林没有那一套理论体系支撑的话，俄罗斯的世界就会更加美好。

如果毛泽东不识字的话，中国应当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很可惜，这只是假设。

但并非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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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31)
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为所谓“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按此标准，不知当下偌大个中国能有几何？
启智难，启民智更难上加难；诸神摇手，诸佛摇头！
欣赏冉云飞的标签：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关键在行！。